小说写作：如何拓展地理文化空间
对于一个成熟写作者而言，如何实现有效的自我突破是常悬在他们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笔下的触角该如何伸得更远一些，自己的金字招牌如何在走出舒适区后找到新的生长点，这是每一个自省的写作者都会有的自我要求与期待。葛芳即是这样一位不愿被定型、不断自我更新的写作者，她的小说集《白色之城》收录了近年来的多篇佳作，其中既有江南系列，也有她新晋尝试的异域题材。作为一个笔耕不辍的写作者，葛芳尝试着在写作深度上进一步挖掘，也试图把目光放得更宽一些，她有意识地整合自己的优秀元素，又逐渐找到了与新元素有效对接的方法，并不断摸索着变与不变、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之间的分寸感。
小说集中最为突出的是前几篇“异域系列”，这些短篇大多写于2018-2019年，其写作灵感应是来自于葛芳此前的海外旅行经历。这一系列甫一出现就颇为亮眼，不但因为写作者将小说的地理空间从传统的江南小城拓展到了地球的另一端，更是由于异域色彩的引入与固有风格形成了有效的对接，碰撞出了新的火花。葛芳一贯擅长的就是在真实与虚拟之间腾挪游移，梦境与现实、回忆与经验、幻觉与实感在小说中来回穿梭交织、并有意模糊其中的边界，从而营造出亦真亦假、似假还真的独特氛围。如今，异域色彩随着海外经历或幻想的部分被引入文本，进一步夯实了她缥缈而灵动的个人风格。
小说《白色之城》从一个失意女性出走塞尔维亚开始，通过小月和男友这一对年轻的恋人与主人公形成对照：过去与现代、青春与衰老、爱恋与厌弃……在回忆与现实的交错间，作者将故事的前世今生一一展开，小说以舒缓的节奏层层推进，逐步走向高潮。其中最为巧妙的部分在于穿插了一个若有若无的捷克男人，他与主人公相遇在火车站、又很快消失在茫茫人海，随后在不经意间再次现身，引得主人公一路追随，上了电车，并由此重新发现了天空、城市乃至自我，领悟到城市、文明或是内心“在废墟之上重生”的意义。这一段恍惚的臆想让人想起了张爱玲的《封锁》，女主人公早已被逼仄的日常磨平了棱角，一个机缘巧合的“梦”却使得她们直面内心，醒来时似乎一切如旧，但又好像一切都不同了。
这一类女主人公常在葛芳小说以各种面目出现，也是她最为擅长的一类人物形象。她们往往是城市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一路打拼终于实现了财务自由，但也随即遭遇了中年危机，触礁的婚姻迫使她们重新拷问自己。有意思的是，她们从追求情感自由出发，最终抵达的却往往是心灵的自由。在《消失于西班牙》中，作者反复用“身体里有东西在动”暗示伊丁是一个想要冲出生活重围的女性，她一路跌跌撞撞、与庸常的人生苦苦抗衡。她从上海出发，来到了心心念念的马德里，却发现巴塞罗那才是她内心深处的终点站，“最后终于明白她想要成为自己”。《要去莫斯塔尔吗？》是一个有趣的尝试，小说通过对莫斯塔尔这座遥远城市的幻想串起了一段看似狗血的三角恋情，事实上两个主人可被视为一个整体：倪小丫被困在庸庸碌碌的琐碎日常中无处可走，而林晨则是她幻想中拥抱着诗与远方的另一个自己，莫斯塔尔好像是一个遥远的召唤，又像是一个古老的谜语，促成了一体两面在灵魂中重新相遇。《幻影》则更为精妙，一个来自河南山沟沟的女孩来到大城市的美容会所打工，一边在狭小的空间里与手下形形色色的身体打交道，另一边又在短暂的喘息中流连于咖啡馆，并进而与法国画家莫迪利亚尼产生“神交”。女孩通过咖啡、天空、白云、玫瑰而对巴黎心生向往，对遥远的现代派画家魂牵梦萦，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领悟到“身体是个容器！身体是个谜哦！你永远猜不透，它曾经装过什么！”凡此种种，似乎是《哦，香雪》在21世纪的新的变奏。
在葛芳的笔下，女性与生活的关系经历了从臣服到反抗并最终驾驭的历程，以二者间强大的张力牵引着故事向前行进。从《猜猜我是谁》《南方有佳人》开始，作者着力于刻画困于自我的女人，彼时，她的女主人公们与内心深处的欲望不期而遇，从犹疑逃避走到了愤然对抗。到了近年的小说中，她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意识到了生活这个巨大的囚笼，横冲直撞地想要突围，即便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这一类主人公个人意识的觉醒是在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中实现的，而这重新发现常是从血泪开始，在对灵魂的自我冲击中走向澄明，她们终会发现自己想要的是“于平庸的世俗中消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过，葛芳并不对这样的反抗赋予答案，即她只着力于展示生活残忍不堪的本来面目，以及世俗男女与这世俗生活的爱恨纠葛。她既不想给这些女性一个光明的尾巴，也不觉得自己有评骘高低的资格，这种“不予置评”、“不强结尾”的写法推动了个人风格的建立：即作者的叙述视角是居高临下的，在情感逻辑上是现世温热的，但在价值评判上则是有意缺席的。
葛芳还有一些作品延续了以往的江南世俗写生，展现的是市井生活这个有情的世界，从《六如竭》这类小说开始，鱼行街、古巷口、金兰桥，共同构筑起了乔平城这个作者笔下“巴掌大的邮票”。这一类小说早期以《伊索阿索》为代表，在《白色之城》中又出现了《五月》《去做最幸福的人》等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乔平城”之于葛芳，正如约克纳帕塔法之于福克纳。福克纳曾将家乡这个“邮票般大小的地方”描述为“宇宙的拱顶石”，他的绝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这个天地中，来自几个固定家族的人物在各个小说中穿插交替出现，而每一个故事又与另一些故事或多或少地产生联系，其本身既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又是整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得写作既能反映当时当地的文化与现实，也可以在普遍意义上实现对人性与人类命运的探讨。
这一类书写一方面以传统的写实笔法塑造环境，为人物的行动逻辑作铺垫，一方面又大量穿插想象、梦境、幻觉、气味等非理性因素来增加人物的真实感，典型地代表了作者对于现实、对于生活乃至对于人性的理解：沉重的现实规训着每一个个体，但人的生命力始终不能被遏止，一有机会它便旁逸斜出，进而，人在这个过程中的所有困顿、徘徊、冲动和迸发，形成了个体存在的意义本身。《安放》里被心魔纠缠成了“歪歪嘴”的李晨生，《去做最幸福的人》里冲动着说出“今晚我也带你私奔”的耿土元，是乔平城里最为典型的一类男性，他们总是以有点傻、又有点迂的小人物形象出现，半生庸庸碌碌、一事无成，他们在内心深处保留着善良的底色，但有时也会做些偷鸡摸狗、上不了台面的腌臜事。这些“窝囊”的男人似乎在街头随处可见，他们半弓着背、眼光斜睨着，看似面无表情，实则被生活围追堵截得气喘吁吁。葛芳传神地写出了他们的软弱和猥琐、落伍与挣扎、落魄与无奈，生活是如何一次次地将他们撂倒，他们又如何讪笑着爬起身掸了掸衣服、带着几分自嘲继续向前爬行的。
葛芳是一个擅用“闲笔”的写作者，故事常在她的笔下一步三颤，呈现出张弛之度来。《去做最幸福的人》有几处写风，耿土元在妻子的葬礼上“风一吹，白腰带飘起来，总挂到脸上，像老太婆的手，虚虚弱弱地摸他一下”，半世夫妻、久病煎熬的甜酸苦辣尽在其中；而当他初遇李桂芹时 “夏风很爽，一吹，将两人的迷惘顷刻间吹得干干净净”，枯木逢春、老怀大慰的感受又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葛芳还好用“僧俗两界”，并有意模糊二者的边界。《伊索阿索》将故事设定在乔平城法慧寺门口的小巷里，小说中时不时飘过的“一身皂色的和尚”是整篇小说最为有趣的暗示。《听尺八去》里与佛结缘的女主人公不露声色、自有乾坤，还俗和尚在这里再次登场，带领她进入尺八妙境，牵出了一串际遇。在这些小说中，“还俗的和尚”成了一个绝佳的符号，他们在僧俗两界兜兜转转、时进时出，但最终尘缘未了，逃离了清净妙地，这许是因为无法在彼岸世界找到期望中的栖息之地，也可能是无法告别这泥泞不堪却又活色生香的世俗生活，这是他们的选择，也是他们的宿命。他们在作者笔下的世俗世界中成了一个象征，与滚滚红尘里嬉笑怒骂、挣扎打滚的男男女女遥相呼应，映照出人心深处的贪嗔痴念，也折射出现世生活最为粗糙的纹理和最为滚烫的温度来。
近年来，葛芳一直在有意识地拓展乔平城的地理空间，“金兰桥”即是她在这个有情世界里所设置的新地标。作者将这座古桥设置在运河的一个死角，垃圾如山堆放、河水肮脏腥臭，疲惫不堪的重卡、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和腐烂发臭的动物尸体包围了这座已经破旧不堪的小桥。这个城市的阴暗角落是飞速的城镇化进程给现实所留下的刺痛伤口，也象征着平凡人生在被急剧的现代化大潮所抛下后的真实生存处境。《安放》的主人公阿丁也是这样一个混迹在城市灰色地带不断讨生活的男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但似乎“唯独他不晓得怎样料理自己，混乱，疲惫，惊慌”，他一直在寻找安放自己灵魂的方式，却永远没有寻找到答案，他不断地与内心相斗争，想要挣脱现实却不知去向何方，有如无头苍蝇一般团团乱转。作者聚焦于这些落魄的男人，看到了普通人的生活是如何被呼啸前行的时代冲得七零八落，即便偶尔抓住了浪潮的一角，又很快被下一个浪头所卷走。作为一个旁观者，她通过“金兰桥”暗示了这个新地标的内涵：看上去是义结金兰，其实是观音渡众的意思——红尘男女、人间实苦，菩萨心肠终是难渡众人。
可以说，这个以“乔平城”为记号的江南小城是葛芳的灵感源泉，如今又成了她有意识进行反复拓写的地理文化空间。无论书写想要阐述什么样的新主题、运用什么样的新方法、展示出什么样的新姿态，都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坐标里重复进行，即每一次绘画都不是在一片白纸上重新开始，而是在此前的印记上展开。葛芳的写作一路从“鱼行街”走到了“金兰桥”，逐步摹刻出一个更为丰满可感的“乔平城”，她通过彼此间的重叠与对话来达到延异的效果，进而实现了自我的有效增殖。
从异域故事到江南生活，葛芳在《白色之城》里显示出极强的艺术自觉与良好的精神独立：既没有在昔日的成绩之上踟蹰不前、故步自封，也没有被“创新的狗”追得闻风而动、丧失自我，她避免重复的成功，也承担失败的风险，通过不断的试验逐渐找到了最适合安置内心的方式。地理空间上的远航为写作者注入了新的养分，老树新枝也生发出不一样的意味来，她如何在艺术探索的远航中再次摸索书写上的突破点，我们将拭目以待。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