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厚斌：讲故事与设谜题
杨知寒的《故事大王》其题先声夺人，小说中的叙述者正是以讲故事为技，在充满恶意的校园中立于不败，似乎讲故事真的可以带来“大王”的地位。小说中恶童们开展霸凌的起点，均是“不卫生”三个字，郑旺被嘲笑是因为流鼻涕，孟文静则是因为被说“不刷牙”，小漂亮也是“脏兮兮的”。为了侮辱郑旺，恶童们也使用最肮脏的字眼，以话语上的权威划出“不清洁”的落单者，并嘲笑落单者的抱团取暖。从卫生习惯上的“不清洁”，霸凌的原因又折向道德上抽象的“不清洁”，小说中孟文静被主人公传谣中伤时的一段书写，可谓精彩，孟文静嫌弃、咒骂捡破烂的奶奶，或许也是基于一种“清洁”的心理，但在主人公主力影响的舆论中被认为是“不孝顺”，是道德上的“不清洁”。我们可以见到，谣言（也是某种维度上的虚构）在平庸之恶的簇拥下，最终取得了胜利，而且主人公其实非常享受这种“人言可畏”的权威。
主人公身上的道德感其实颇为复杂。她时而以道德捍卫者自居，似乎“永远有新的正义等待伸张”，于是她注视着季老师，抱有新闻记者般的好奇；时而通过一点细节来虚构故事，“制造谣言，给平常的生活填充刺激”，成为恶的始作俑者。小说的主体是成人以后，主人公在同学聚会上，向自己曾欺凌过的孟文静讲故事，将沉积多年的罪恶感抒泄出来。此时，讲故事已经从“虚荣发展”的手段变化为“良心的剪辑”。主人公已经意识到赎罪的必要，方式是通过一场讲述，然而却证明是徒劳的。有如“狼来了”般，人们不再相信她的讲述，又或者是质疑讲述的意义，反问：“可现在这样的道歉能挽回什么？”
阅读《故事大王》的时候，我总能想到苏童的香椿街系列和王朔的《动物凶猛》，恶童群像的塑造，通常是写作者呈现残酷、粗粝的社会时的常用之法。小说中也处理了《动物凶猛》的一个主题，即人对过去回忆的修正。《故事大王》使用了一种不可信的叙述，这种不可信的底色由时空久远的回忆、成为习惯的虚构、晕眩纷乱的酒醉相互补充形成。不可信的叙述无疑带来了更为矛盾的阅读体验，同时也对主人公形象塑造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当年其他的参与者，或许还难以反思自己造恶的过往，他们早已展开新生活，直到故事的结尾，受凌者的结局才被模糊交代，当我们好奇“心疼的啧啧声”背后的故事时，才发现，这恰好与开头主人公的记忆里季老师“甜蜜梦幻”的身影产生对照——一个复杂的霸凌者、造谣者形象终于完整地显示出来，她只能通过想象受凌者美好的生活，以减轻由过往施恶带来的愧疚，其实并不能真正抵达自省和赎罪，此刻我们理解“回忆不过是一个故事，那无疑是一个藏人的好地方”。从这点上看，作者并没有把校园霸凌这个题材写俗了，既没有写成披血带泪的控诉，也没有留给主人公与自己和解的机会，而是以第一人称的不可信叙事，暴露了人面对过往时的伪善与无力。
这篇小说还有很令人激赏的一点，是它通过设置众多人物，呈现了一个更逼近现实的失序的校园，侮辱、排挤、报复、诅咒、流言、道德绑架充斥其中；同时也解构了教师形象，比如暴躁的李老师，乐于与整个办公室一起分享学生的隐私，还有季老师，教授思想品德却因“不规矩”被流放到门房，她能看透学生的心思并不时挑衅，鼓动郑旺要以牙还牙而非息事宁人。从这样一个失序的校园，我们随人物走到家庭和社会上，能看到父母忙碌的独生子、得了疯症的医院工作人员、街上吹口哨的浪荡流氓、不顾孩子受欺凌的单亲妈妈，以及二十年后致富的少年犯、网络直播的女郎，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失序的东北，而这种失序，建筑于一种孤独感之上，似乎人人都是被抛弃者，人人都应抱着空椅子醉哭。
与杨知寒的《故事大王》迥然不同，梁宝星的小说《失眠》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故事大王》是将“叙”嵌在“事”中，故事通过细节实打实地撞进读者的阅读之中，做出褶皱靠的是故事的嵌套与叙述的可信度，一眼望去，看到的还是故事的骨格；《失眠》则是将“事”嵌在“叙”中，时间轴在叙述进程中变换腾挪，故事的面貌也是从我、母亲、父亲、父亲的日记多个叙述视角拼贴而成，它更像是一个装置艺术品，流露着现代艺术家昭昭的野心。
《失眠》使用的是儿子的第一人称，主要写的是“我”作为儿子，去寻找长期失眠的父亲其身世的故事。小说本质是探讨经典的人生哲学问题，从父亲的日记就显示出来：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作者梁宝星在一篇创作谈中提到，他 “一直尝试在所有的小说里弄明白‘活着’到底能做什么事情”，这篇小说也不例外。失眠是对“活着”的思考与由思考带来的焦虑共同外化的表征，即便父亲组成家庭而有了新的身份和命名，也无法缓解；小说中的“我”在父亲长眠后，也陷入了失眠，“对人生的焦虑”此时已由父辈交接给了子辈，构成代代继承的循环。可见《失眠》有明确的寓言性质，当中或许隐含了作者对“人生”或“活着”本身的看法——我们是在思考人生的过程中，疲劳地度过我们的人生。为了揭示小说这一谜底，《失眠》大量使用了象征与隐喻作为线索，其所指总在能指之外，提醒着读者不可用传统现实主义的视角去打量它，而应以解谜的思路参与到文本的阅读中来。比如父亲有爱清洁的习性，在一场皮肤病后，他开始怕脏，甚至因此不愿意下雨天出门和干重活，这种对“不洁净”的恐惧归因于父亲所历之事，小说中出现的多个时间符号是我们读者的钥匙——父亲如何在历史的垃圾堆中苟活下来。另外，我们从他的皮肤病可以看出明显的象征意味，皮肤新生隐含重生之意，在小说中发生了两次，一次他变为“新人”，决定离开黑水镇；另一次是临终前那一场久违的漫长睡眠，是父亲向死而生的一次精神上的解脱，和《西游记》唐僧在凌云渡脱去自己肉身一样，终于摆脱尘世之累，修成正果。
读者要抵达谜底，除了洁癖与皮肤再生、失眠，还可以留意作者埋下的其他线索。如摇篮男人和持镰刀的女人在父亲意识初萌时已显现真身：死的焦虑很快就赶上来，快到令人忘却生的喜悦；为了躲避镰刀的袭击，父亲还曾在树上居住，看到这里，我们不难联想到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以及其中对自我迷失的焦虑。《失眠》正是营造了一种逼迫的、紧张的氛围，读者仿佛跟着主人公一同经历逃亡、失眠和过度疲劳，被目不暇接的谜题诱引，又在解谜路上疲于奔命，在脆弱之际不得不直面作者所思。这展现了作者成熟的写作能力。
设置谜题，是有难度的写作，是写作者对自身与读者的挑战。一个好的谜手，除了要布置深刻的谜底，也要创造符合逻辑的、生动的谜面。谜底与谜面两者间如何建立平衡、构成线索，使得解谜难度恰当，这十分考验谜手的控制力。在《失眠》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这方面的纠结与拉锯，比如疯女人的存在，作者就直接告诉读者，“疯女人”是“记忆中”的，而非现实存在的；小说还写了父亲“从小就喜欢虚构故事，常在真实与虚构中犯混沌”，给人物设置了“虚构”作为爱好，会让小说的叙事真假莫辨，有了天然的逻辑完美，就像一个兜网在故事底部承托着，如此设置在《故事大王》中也存在，只不过《故事大王》在叙事上的混沌处理与作者想表达的内容之间的关系或许更为紧密；另外，小说中父亲延亘又破碎的日志，更是把谜底直露地揭开给读者看，写到这里，作者似乎也还没放下心来，又安排了从未走出小镇的前台女子——一个篇末才匆忙出现的小人物，却印证了主题，同时也流露出作者些许不甘心的现实主义本能。
于则于的《鱼王塘传说》中也提到了“讲故事”，主人公陈宇营在试图与孩子们同归于尽之前讲了一个古，“古”指的就是故事，这个“古”正是小说的标题《鱼王塘传说》，其实“传说”，本身也是流动的故事，只是不再由单独一个人去构建，而是人群共同经营、佐证乃至反向佐证而成，故事之力也在流动之中愈发坚实，得以被陈宇营加以利用。
这篇小说讲的是如何面对亲人死亡乃至生命本质的故事，陈宇营在遭遇巨大的丧亲之痛后，陷入了精神失常的状态，他会对着湖水中黑影讲话讲到半夜。因为讲述是他释放心中苦痛和追思的一种方式，正如妻子的号哭。为了捍卫这种感情释放与寄托的唯一出口，他需要守候妻子儿女的尸骨与死亡之地，这也是他余下生命的意义。除了搬到鱼王塘附近直接守候，守候的方式还有通过讲述和重构鱼王传说，从而引起村民的忌惮与畏惧，不去抽塘里的水，这是间接的守候方式。为此，陈宇营甚至不惜制造更多意外死亡，以加强“传说”的神秘力量。
这篇小说整体上营造了一种诡秘和危险的氛围，当中有大量的死亡符号，最值得一提的是难产的羊，作者残酷地交由主人公亲手掏出两个死胎，并将这一部分置于小说开头，将审美体验延后，读到儿女双亡令人一惊，后面写到陈勇欲挖羊羔尸体，又与抽水暴露儿女骨骸互相对应，虽然稍显刻意，但吃羊与“吃人”之间的互证，读起来还是不由得心生寒意。另外，作者对陈宇营深沉心理的刻画和对环境与塘中魔幻影子的描写，也不时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新嫁女的意外死亡，成为一直盘旋着的谜题，为这篇小说裹上一层侦探小说和恐怖小说的质感。作者虽然给出了一些心理线索，将凶手指向陈宇营，但是意外的原因或者说杀人者的动机，依然引导着读者扮演侦探，在阅读中寻找着另一种可能与折向。
《鱼王塘传说》的妙笔在于陈宇营本想蓄意杀害四个孩子，却被村民误读为“见义勇为”。这一情节上的转向，显示出作者讽刺的才能。同时也令我怀疑，作者对主人公陈宇营的态度是暧昧的，似乎介于同情与轻蔑之间。总之，作者写出了陈宇营心理上的病态与矛盾纠扯：他对生命的漠视、冷酷，另一面却是对灵魂与彼岸的看重；他表面云淡风轻，不与人逞口舌之争，但其实又对富贫肥瘦计较于心；时而心存忧虑，怕被人发现、怀疑而命不久矣，时而又廓然地盘算着死亡，甚至走上倒悬自戕的结局。遗憾的是，这些矛盾，有的可能是作者故意为之，有的却可能是作者力有不逮，比如主人公的殉葬观和对自己生命的态度，似乎在这些应该逻辑统一的地方造成了稍许偏差。
杨萌的《小长夜》刻画了一对有趣的母女，她们都遭另一半抛弃，互相看不顺眼却不得不依傍彼此，小说中的“她”依赖梦境、幻觉，是一个沉浸在创伤之中的“病人”，而母亲则像是创伤的过来人，她虽然抱有许多传统的旧思想，但性格里的干练、强悍使她“绝对不会溃散”，应对一切危机仍能保持镇定。母亲关心起患病的女儿来，采取的是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而女儿“她”对母亲是轻视又敬服的，这种微妙的矛盾铺就了《小长夜》的底色，为人物之间对话与心理交战的机锋提供了战场。在女性对感情问题的态度上，作者借由母亲这一人物提供了感伤自怜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尤其结尾更展示了母亲经验的能效，不由让人发问：究竟新时代女性能从我们的上一代人那里学到什么？
作为一篇处女作，我们从中可以看见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的潜力，但从作者在修辞和词语选择上所进行的一些陌生化处理，也能看出其语言尚有调整的空间。
讲故事本身——不仅在文学创作上，还可能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就蕴含着强大的力量，人们可以通过它构建话语权力，警示世人，甚至凭此得到心灵的救赎。因而小说写作，即便是标榜为反讲故事的小说，可能也绕不开讲故事，这是叙事的魅力所致。青年写作者除了要实现“叙”的自由，可能还需要摸索作者与读者之间在文本中的关系，大多数作品对读者的挑战只能是适度的，正如设谜，太难、太易都可能无法产生美好的或有效的体验。作为读者，我们不妨期待这些青年作家，创造出更多有趣的“谜题”。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