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信仰的“独语”与“对话”
《一个人的文学史》（修订版），在体例和结构上非常特别，是一本堪称“混合体”的文学史文本。它包括：“信件：作品问世的蛛丝马迹”、“作家：文学活动的捕风捉影”、“批评：触摸文本的精神坐标”、“对话：思想交锋的秘密现场”和“杂志：时代文学的回光返照”等五个部分，如果做简单的归类，前二者是一个部分，后三者是一个部分，这两个部分、五个专题从不同侧面还原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的现场。作家的手稿以及文学活动的图片是这部书的重要内容之一，贾平凹、史铁生、王朔等作家关于小说的修改信件也成为研究作家作品的重要文献。和初版不同，修订版选录了程永新和作家、批评家的部分短信和微信以及他自己的微博，和八九十年代的书信往来不同，这些“新文体”留下了新世纪以来文学活动的新特征。和初版相比，修订版更为丰富也更为敞开。就文学史写作而言，程永新创造性地提供了一种“独语”与“对话”并存的文学史结构，他以“一个人”的方式激活了教科书中几乎是僵硬的“文学史”。
在修订版的后记中，程永新这样解释“一个人”的含义：“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的书名有点唬人，有点浮夸，有点大而无当，那也是出版的策略，十几年前的出版业好像就流行‘一个人’的标签。以我自己的了解，‘一个人的文学史’的含义就是一个人在文学史里前行、成长和变化，作家朋友们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的智慧才华和文学理想影响我照拂我，让我学到很多悟到很多。我始终认为，职业文学编辑就是作家忠实的读者和提衣人，作品的成功只属于作家。”①如此谨慎和谦逊的解释，是“一个人的文学史”的含义之一，但确实不是全部②。“一个人的文学史”，或可表述为“与文学有关的个人史”或“与个人有关的文学史”。在一般意义上，一个人写作的文学史著作逐渐减少，多为主编名义下的集体编写。程永新这里的“一个人”也和一般意义上的一个人编写文学史不同，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呈现文学生产的过程，呈现文本生成背后的诸多因素，而这些并非可有可无的要素，在已经学术建制化的文学史著作编写中是被删除或者被忽略的③。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文学史》重返现场，提供了一种观察文学史的视角、写作文学史的方式，它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就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而言，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历史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样一种敞开的而非凝固的特征，期待有更多的贴着文本生产过程的细节、现象、观点等加入。我们今天讨论的许多重要作品在发表之前的“经历”，其实是我们研究这些文本的重要参考因素。《一个人的文学史》因此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意义。
苏州和上海近在咫尺，但我和程永新见面的机会很少。曾经有两三年我们俩都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委，春天在广州一起评审几天。除了讨论入围的作品外，我们俩私下谈得最多的是小说创作，兴奋的时候会通宵达旦。在为永新的一句什么话击节赞叹时，我感觉像我这样的所谓批评家对小说的分析有时并不在点子上。程永新是真正懂小说和写小说的编辑家。关于这一点，余华在给程永新的小说集作序时曾说：“程永新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他对小说的真正理解，他对小说形式的敏感是发自内心的，同时对小说的每一个细部和它们之间的衔接也是心领神会，很少有像他这么优秀的编辑家。”④我参加了好几轮华语奖的评审，后来主动辞去评委，也就没有机会和程永新在南国的春天讨论文学。我们偶尔电话，几乎都是说文坛的一些疑难杂症。好在一直读《收获》，感觉一直和永新见面，甚至觉得在上海作协《收获》编辑部的那一层楼上见到了永新和他的同仁。直到参加庆祝《收获》创刊六十年的活动时，我才有机会走进上海巨鹿路675号这座小楼。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有一张地图的话，这幢小楼三楼的几间办公室一定是这张地图上重要的地标之一。走进这座小楼后，我突然有点惶恐不安。我想起莫言2004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颁发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时的致辞，他说他走进现代文学馆时肃然起敬，因为这里到处都是神。我在这座小楼也有了莫言说的这种感觉，会觉得巴金先生的灵魂无处不在。我没有见过巴金先生，看到程永新年轻时候和巴金坐着开心聊天的照片，我羡慕不已。很多年前，在巴金先生辞世时，我写过一篇短文《握着巴金的手》，这里的“手”是现代文学馆门上巴金先生的手模。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贵阳的一个餐厅，招待我的贵阳朋友指着另外一桌的一位戴眼镜的白发长者说：这就是蹇先艾先生。我顿时肃然起敬，不由自主站了起来。等蹇先艾先生离开餐厅后，我才后悔没有去合影留念。程永新在巴金创办的《收获》之时，有机会亲炙巴金，这样的关系是延续一种精神谱系。程永新曾经回忆他第一次见巴金的情形，他后来感慨地说：“老巴金就是这样一位非常朴实非常慈祥的老人。但他的身上，却蕴含着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一种伟大的人格魅力。我今天这样概括和总结，内心觉得特别的踏实。当初的时候不太意识到他给你的精神支撑，经历了很多事情，你才会一点点地去感悟、去理解、去体味老巴金身上的这么一种精神与人格的魅力。”⑤
在阅读《一个人的文学史》时，我除了在意一些重要文本与程永新的关系，也特别留意程永新对巴金的理解，对《收获》编辑部的叙述，这关乎程永新传承了什么又建构了什么等问题。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一些人即使身处伟大的传统中，但未必与这一传统切合。程永新有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但他在精神上是传承巴金的，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和发展《收获》。2019年12月24日在安徽蚌埠举办《收获》排行榜活动之前，程永新特地安排了一场纪念巴金先生一百一十五周年诞辰的座谈会。永新让我主持，他希望大家能够聚焦于巴金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我自然首先想到巴金先生的“讲真话”，与会的作家评论家都不约而同谈到两个关键词或语句：讲真话与把心交给读者。在座谈会结束时，程永新动情地说：老巴金是一棵大树。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中，我们读到了《收获》编辑部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中作为精神象征的巴金。
在《收获》的故事中，一本杂志同仁的挣扎、坚守、传承，回答了纯文学何以不死的主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收获》杂志从出版社拿回经营权后直接面对渐行渐近的商业大潮，像企业一样自负盈亏。在特别困难的一年，有人提出刊登广告以弥补亏损，但巴金坚决不同意。程永新这样写道：“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老巴金非常的固执。一直到他离开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他从来没有松过口。其实杂志社未必一定有人希望去刊登广告，大家只不过是提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在老巴金那里，似乎永远没有可能性。他坚持说三四十年代办刊物就很纯粹，就是不登广告的。”程永新还提到巴金对《收获》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年老巴金是用更朴素的词汇，他要我们沉住气，有他挂着名誉主编，《收获》也享受到一些特殊待遇。有些作品在其他杂志发表可能就有麻烦，对我们杂志来说，相对宽松一点，有时候就网开一面了。”⑥程永新回忆萧岱先生的文字在另一个层面上传递了巴金的精神：“在老萧岱谦卑的态度下面，藏着的是他的坚定，他的底线，底线是不能越过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有一种骨气，有一种人格力量。”⑦程永新在多个场合说过，李小林是他编辑业务方面的老师：“我刚到编辑部的时候，她会给某个作家的稿子给我看，她说看完了你在一张小纸条上简单地写几句话。其实我是很久之后才知道，这张小纸条实际上跟考卷差不多，小纸条上的寥寥数语，是在考核你的能力、理论素养和艺术直觉。”⑧程永新说他从李小林那里学到的最基本的东西是捋清一部作品中的人物线索，怎么和作家来讨论人物的合理性。因此，除了精神之外，对艺术的理解也是《收获》独树一帜的原因。
在《收获》编辑部，程永新的身份是编辑、副主编和主编，这个身份遮蔽了他的其他角色，他用“晓城”写诗，用“里程”写小说，在复旦校园时他用“程永新”写话剧。我和许多熟悉程永新的朋友一样，都对程永新很长时期搁置他的小说创作感觉十分可惜。在《穿旗袍的姨妈》后，我没有再读到程永新的小说新作，但我用了“搁置”这个词，是我相信程永新不会放弃小说写作的。我知道他的小说一直在他的内心澎湃着。在新冠疫情突发后，程永新这样一位纯粹的文学杂志主编也不得不处于“火线”。在非虚构作品《苍生在上》的研讨会上，程永新有一个学术的、严谨的致辞，让我感觉到另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又过了些日子，我突然读到了程永新刚刚完成的两个中篇小说。坦率说，我有点喜出望外，不仅是这两小说在艺术上的境界，还有小说家的程永新因此复活了。几年前他自己在网上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时说：“干编辑对立志写作的人来说，就是一种伤害。”如果这种“伤害”能够降到最低，对程永新，对小说界都是幸事。我记得苏童曾经有一篇文章，用了“程永新和程永新”这个题目，前一个程永新是编辑家，后一个程永新是小说家。苏童这样说道：“程永新和程永新——不是别出心裁，是我怀着一种真实的歉疚感问自己，除了作为多年好友的程永新，除了文学圈人所皆知的《收获》的程永新，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忘了写作的程永新的？”⑨当然，我们可以不计程永新个人得失，从更大的范围说，程永新持续保持对好小说的判断也许比他自己写出好小说更为重要。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进程在1985年前后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程永新在这个变化中脱颖而出。1987年在李小林的支持下，程永新负责组稿《收获》第5期青年作家专号。这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成为一个事件，“先锋文学”由此成型，一批作家围绕程永新的集结也由此开始。这一期集中刊发了一批先锋作品，包括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洪峰的《极地之侧》、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鲁一玮的《寻找童话》，“实验文体”栏目刊发孙甘露《信使之函》。1987年第6期刊发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和格非的《迷舟》等。1988年第6期《收获》再次推出青年作家专号，包括史铁生的《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苏童的《罂粟之家》、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马原的《死亡的诗意》、余华的《难逃劫数》、赵伯涛的《传奇：永不熄灭》、潘军的《南方的情绪》、格非的《青黄》、扎西达娃的《悬岩之光》和皮皮的《异邦》等。如果说1983年是出发，一个人的文学史则是从1987年开始有了一条清晰的线索。
余华、孙甘露等作家给程永新的信件部分还原了几期“青年作家专号”的编辑和写作的情形。余华1988年4月2日致程永新：“去年《收获》第5期，我的一些朋友们认为是整个当代文学史上最出色的一期。但还有很多人骂你的这个作品，尤其对我的《三月四日事件》，说《收获》怎么会发这种稿子。”⑩由此可见，当时的部分读者和批评界人士还不习惯“青年作家专号”带来的新气象。在1987年《收获》第5期发表了《1934年的逃亡》的苏童，对这一期的评价是：“《收获》已读过，除了洪峰、余华、孙甘露跟色波也都不错。这一期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这感觉不知对否？”⑪苏童给了程永新《1934年的逃亡》稿子后，心里一直悬着：“久不见你的信恐怕是《逃亡》发表遇到了障碍。可能会联想起莫言的作品，我知道这是一种遗憾。《红蝗》一发就无《逃亡》的位置。我听小初说你前一段病了，不知现在可好了？那稿若发则发，若有困难就还给我吧。这样好吗？”这封信是1987年7月4日写的，当时苏童尚不知程永新在策划青年专号。孙甘露1986年12月19日致信程永新：“《访问梦境》不是深思熟虑之作，这多少跟我的境遇有关。感谢你的批评，你的信让我感到真实和愉快。”“我正在写中篇《信使之函》。我想赶在明年四月前写完毕，大概不成问题。”⑫《信使之函》后来被认为是“先锋小说”中的“极端”之作，从1987年7月19日孙甘露致程永新的信中看出，发表这样的小说并不容易：“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帮助，不知近来你那儿情形怎样，但愿《信使之函》没给你惹什么麻烦。”“倘若哪天还能写出点什么令自己满意的，还是想寄给你的，我不敢设想会有很多人能像你那样接受这类作品的。”⑬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程永新发现了这些作家。黄小初1986年6月13日致程永新的信中，除了关切程永新的欣赏趣味，还特地推荐了苏童：“分手这么长时间，我无从揣摩你的欣赏趣味在朝什么方向发展，但我听王健讲你喜欢莫言，我就觉得我们的阿新没有在《收获》混饭。”“我在《钟山》有个朋友，叫苏童，写小说有好几年历史了，在外面发了不少（其中包括《十月》《北京文学》），并在《青春》获过奖，南京一帮人都对其寄予厚望，认为是振兴江苏的一大希望。他也早知我有你这样一个宝贝同学（可能是听范小天讲的），最近有个稿子，——一个短篇，自我感觉极好，准备送来《收获》一搏。对这个家伙你多加注意不会吃亏，将来他很可能是莫言一类的人物。”⑭
1987年的青年专号只是个案。在此后三十多年中，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不断丰富和发展，他的文学信仰、艺术素养，以及作为编辑家的个人风格、审美趣味和精神气质也渐次生长，成为文学江湖上的传说。在谈到职业编辑的素养时，程永新实际上说出了优秀编辑家和批评家的区别：“作为一个职业编辑，需要具备的东西很多。需要理论素养，需要方方面面的知识。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非常好的艺术感觉或曰艺术灵性，这就在气息上和作家比较近了。为什么有时候职业编辑和作家沟通起来，会比批评家和作家的沟通来得容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素养足够深，但是艺术感觉相对弱一些，这导致一些著名作家对批评家讲的话经常会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假如批评家讲不到位，常常是隔靴搔痒的话，那就难怪作家不买账了。”⑮我这里重点不是以此压抑批评家，而是突出拥有这些素养的程永新如何围绕文本和作家对话。
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中读到了作家对编辑家的尊重和信任。即便是被程永新称为“小说革命家”的马原，在等待程永新的阅读意见时也有些急切。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寄出后，马原于5月30日给“小程”写信询问：“小说看了吗？怎么样？急切想听到你的意见。不管发出发不出吧，主要怎样？”⑯从7月10日马原致程永新的信看，李劼也去信马原转达了程永新和李小林的意见：“长篇真差吗？李劼来信讲你和李小林都不满意，我沮丧透顶想不出所以然来。当然你的意见里有相当多的合理成分，我仔细回忆，是存在缺陷的，例如第二部太实也弱，通体语言上不大一致。”⑰余华寄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后致信程永新：“我的长篇你若有兴趣也读一下，我将兴奋不已，当然这要求是过分的。我只是希望你能拿出当年对待《四月三日事件》的热情，来对待我的第一部长篇。”这封信写于1991年5月4日，《在细雨中呼喊》发表于当年《收获》第6期。1992年1月5日余华收到《收获》和程永新的信，他回复说：“刊物收到，意外地发现你的来信，此信将在文学史上显示出重要的意义，你是极其了解我的创作的，毫无疑问，这封信对我来说是定音鼓。我的下一部使我信心十足。你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支持我！”⑱1991年11月15日，在《同窗共读》发表后，韩东致信程永新：“感谢你的来信！关于我的小说你谈得很对，凭现在发和没发的几篇我是不能自信的。我的长处可能就是语言能力稍好些，也许还有趣味不俗。但仅仅这些还远远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你一眼就看出我的问题（因为它们毕竟不是蒙混不过的），但来信中更多的部分是肯定。”“你提到我大都写学生生活，的确这样，这又是我的一个弱点，因为我的生活背景就是校园。但你提醒了我考虑怎样写得‘脱离’一些，或者‘悬空’一些，这些问题都在我的考虑之列。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明我在小说方面的心理状况。我是十分需要你这样的人的帮助和提醒的。”⑲当然，一些作家对程永新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比如史铁生：“当年，史铁生完成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不知以后还能否写长篇的他联系了我。时任《大家》主编的李巍闻讯飞沪，要我让稿，并承诺把十万元‘大家年度奖’给铁生。考虑到铁生透析花钱很多，我犹豫了。结果铁生告我：《务虚笔记》照原计划刊登《收获》——这就是史铁生，中国作家中以人品征服我的人！”⑳
从我读到的信件看，这些作家几乎都对程永新的专业、诚实和负责心悦诚服，甚至为他直接表达批评性意见所感动。洪峰在1991年致信，回应程永新对《喜剧之年》的“评判”，洪峰告诉程永新，“你对我《喜剧之年》的评判让我沮丧到现在”，“但我想让你知道，你的意见和批判让我感动。在我很不长的写作生涯里，我可能是受称赞屈辱最多的人了，你的那些指责让我伤心又让我感动。我想我的确可以把自己的心血交给你了。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失败，对一个中国作家来说意义实在相同，你别担心我会承受不住。你想，对一个作家来说，被指责为抄袭都可以默不作声，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承受呢？”㉑多年后，程永新为洪峰的这封信写了“评注”，他说他重读这封信时心里觉得很堵，它给他的震惊至今记忆犹新。在评注中，程永新细致分析了洪峰与马原的不同，仍然以赞赏的口吻表达他对洪峰的理解：那个拥有不安稳个性和真挚心灵的、时时在选择在质疑、感情丰富而温柔的北方汉子。程永新在评注中对洪峰小说文本的分析，其精准几乎超出了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洪峰的评论，为文学史写作中的作家作品论提供了启示。
由于批评家对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的研究缺少“现场”感，许多重要的细节被疏忽了，这些细节包括作家的观点、写作状态、可能性设想等。《一个人的文学史》的另一个重要意义，便是弥补了文学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1989年6月程永新组织新一期青年专号，准备换一批新人。余华对此深为赞同，他致信程永新，其中谈到他对先锋小说语言的理解：“你想换一批人的设想挺棒。现在确有一批更新的作家。我担心刚刚出现的先锋小说（你是先锋小说的主要制造者）会在一批庸俗的批评家和一些不成熟的先锋作家努力下走向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新生代作家们似乎在语言上越来越关心，但更多的却是沉浸在把汉语推向极致以后去获取某种快感。我不反对这样，但语言是面对世界存在的。现在有些作品的语言似乎缺乏可信的真实。语言的不真实导致先锋小说的鱼目混珠。另外结构才华的不足也是十分可惜的。”㉒余华有感而发的这段话击中了一段时间内先锋小说的问题。洪峰在1991年11月10日写道：“写小说于我，状态开始不好，没有同行们的那种信心和得意。我的感觉是正在失去某种激动，它的失去让我担心，我一直看重作家情感的真正介入。”㉓北村1992年5月18日致信道：“您也许注意到了，我最近写得很少，我感到有一种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影响着我们的创作：对神性亏缺的容忍和抒情的泯灭。它直接带来了对拯救的漠然。”㉔在1994年9月24日的信中，北村提出了“幻想人格”的写作：“《玛卓的爱情》写焦虑人格，这一篇写人格幻想，我想探讨一下良知在这个时代的限度，如果真有一个限度，那只能出现幻想人格，即乌托邦，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奇怪的是竟没有人理会他。”㉕北村说的这一篇应该是指他的中篇小说《水土不服》。毕飞宇转向“现实主义”的思路出现在1996年3月26日致程永新的信中：“1994年底我就对小初他们说，我打算‘正视’‘当下’生活了。这种正视从技术上说首先是回到现实主义。多年以前我曾对现实主义不屑一顾，现在看来真是太轻狂了。”㉖
尽管我们把“批评家”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但有时还会狭隘地理解广义的与狭义的“批评家”。程永新的社会身份从来没有与批评家联系在一起，但无论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思考还是对个别文本的把握，他都呈现了洞见，而且比职业批评家更为直截了当。程永新的文学批评散见在微博、短信、谈话录等多种文体之中，要言不烦。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文学史》中的作家印象、信件、关于文本的批评以及谈话录等都可以视为一种文学批评，因此也不妨把程永新称为文学批评家。如果说《一个人的文学史》有什么遗憾，那就是程永新致作家的许多重要信件阙如。我们无法读到程永新致作家的一些信件，只能从作家的回信中有所了解程永新对他们作品的意见，特别是批评性的意见。在编《一个人的文学史》时，程永新试探性地给一些作家电话，询问当年他认真写的那些信件的下落，“令人心酸的是，只有江西的丁伯刚保留着我的信。朋友们给出的理由是我的办公室没有动过，而世事倥偬，别人早已多次搬迁。”
程永新是1983年正式踏进这座小楼的，所以他说“从八三年开始”。尽管我一直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未完成的年代”，但在历史的脉络中无论怎么高度评价“80年代”都不为过。我们都是80年代塑造出来的，可谓80年代之子。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异常现象，不妨说是背离80年代的。关于80年代的故事基本是以北方为中心的，南方的或者说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的故事常常也不在叙述的中心。程永新就读的复旦大学是南方的中心之一，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之一便是复旦大学中文系。那时的程永新是中文系的活跃分子，他的先锋精神在他编导的话剧《通往太阳的路》《我们这些人》中开始张扬出来㉗。这是1987年程永新在《收获》第5期编辑的先锋小说专号的源头之一。80年代塑造了程永新，程永新也参与了80年代的创造㉘。《收获》在80年代中后期除了延续之前的风格外，它的文学品相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有一种《收获》标准，程永新无疑是这个标准的制定者或实践者之一。
1987年7月19日孙甘露致程永新的信写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正平凡而毫不铺张地创造历史。”但愿我们的努力不是白费。现在可以说，孙甘露当年的理想落实了。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㉓㉔㉕㉖程永新编著《一个人的文学史》（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第340、310、116-117、130、131、147-148、38、310、30、161、167、167、191页。
②2010年1月，程永新在回复六六的邮件中说：“作家写出好作品，显示他们的才华和实力，我想谁也没有能力去改变文学史。文学发展到今天，有它自身的规律，我们幸逢盛世，尽一点绵薄之力。我出了一本书，叫《一个人的文学史》，是图书策划人想的名字，我后来默认了，我把它看作是：‘与文学有关的个人史’这些文学现场的资料，也许对研究者有用。”《一个人的文学史》（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第299页。在谈到作家与编辑的关系时，程永新总是突出作家本身，他在2012年12月28日的微博中写道：“程永新上大讲座说：莫言很感恩徐怀中，但徐说：作家的才华都是作家本人的，我们当时不推他一把，他自己也会冒出来：他觉得他的才华迟早有一天要扬名天下。这句话让我很感动，对我也是个警惕。编辑做了再多工作，都是幕后的。作家的才华是作家本人的，不在你这个平台，他也会在别处，迟早要冒出来。”《一个人的文学史》（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第311页。
③张燕玲2008年10月29日在致程永新的信中，这样评价《一个人的文学史》（初版）：“那天行程一直阅读你的‘文学史’，这份喜悦，不仅来自于书的个人视角的亲历性，对文学史叙述的创造性、文学经典化过程的档案性，还有友谊能够在公共空间散发出的温情等等，颇让我珍惜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第284页。
④余华：《一切都是八十年代式的》，载《一个人的文学史》（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第7页。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⑮㉒程永新编著《一个人的文学史》（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第312、318、314-315、319-320、23、23、140、137、320-321、146页。
㉗在给一位作者的信中，程永新这样说自己大学时期的文学生活：“上大学时，我酷爱戏剧，我曾通读了东西方的经典剧目，临毕业前，我又写话剧又写小说，我写东西的历史其实很早，但当一个好作家除了才华，还需要勤奋和毅力，我是一个天生懒散的人，又贪玩，工作后结识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尽管当时有些人还没有名气，但我知道他们迟早会有名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第299页。
㉘在程永新到《收获》工作不久，1983年8月5日他的大学同学黄小初给他写信说：“不知你现在情况怎样？《收获》我已好久不看了，……但我总感到《收获》的地位已远远不如过去稳固。你是和《收获》同生死的人，对此应当敏感，不知有这样一种危机感否？”《一个人的文学史》（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第115页。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