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剑、侠义、法理、爱情及救赎

我个人认为，双雪涛的《刺客爱人》是《收获》2021年第1期中最好的一部小说。读完之后一直让人放不下，耿耿于怀。作家从始至终保持着自己叙述的激情，以及对这个世界极大的兴趣，运用简洁、节制而有力量感的语言，书写着时代与历史的真实，书写着人性的真实，是一种充满着汗味、荷尔蒙、古意、思想与坚硬的现实主义。让我们从这个对不同时间段落进行剪切和缝合的复杂的故事的文本中，读出了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读出了人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这些失败者的人们身上，读出了人生人性中悲剧性的基础，读出了他们在自己的人生故事中被命运推动的徘徊、恍惚、摇摆和堕落之时，所闪现出来的那些丝丝缕缕的稍纵即逝的人性的救赎光芒。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小说中对故事空间、道具、人物身份设计与叙事文本中，读出作家写作的巨大野心与深刻的思想。

其实，我一直想写一篇有关《刺客爱人》的评论文章。2月8日从《收获》微信公众号上读到了文学评论家王春林先生的文章，《故事的缠绕与精神纠结——关于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刺客爱人〉》，我深受启发。春林先生在评论文章的最后，写道：“请恕见我能力浅薄，或许双雪涛另有深意存焉，反正，依照我个人粗浅的见识，不管怎么说都不能理解的一点就是，在马小千没有对他构成任何现实威胁的情况下，霍光为什么一定要对曾经的故人痛下杀手。”我拿起《收获》杂志，又把这篇小说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想顺着春林先生的思路，接着往下阅读，接着往深思考，来回答春林先生提出的问题：霍光为什么非要杀马小千不可。

二

青铜剑，无疑是小说《刺客爱人》中的一件重要道具。它不仅从1996年一直贯穿至现在，成为历史与现实的重要连接物，而且从小说的第一节贯穿至小说的第十节即最后一节，成为过去时间在东北S市案件起因与现在时间中北京案件中的见证者。这把剑也的确是非同一般。据1996年从事贩卖文物的中间“拉皮客”小马即马连众说，“是一把战国时的青铜剑”，“是建筑工人在拆迁过程中挖出来的”，“剑柄上刻有一个‘让’字”。（《收获》2021年第1期第020、021页，下同，只注页码）这时的霍光已经从1994前的一个十六七岁的杀过人的光头少年，与在北京东城区东北角有个地下老祠堂的宋百川，共同开发老祖宗留下的文物，起家发财，变成了一个显得有些学问的帅哥绅士。用宋百川的视角来看，“因为涉足收藏，霍光的气质在变化，跟当年他们偶遇时已大相径庭，脸上的冷光消去，看上去像个读书人。”（第020页）他不知那把剑上刻的“让”是什么意思。宋百川对他说：“运气好的话就是豫让”，是“战国时的刺客”，“他的这把剑应该落到了赵襄子的手里，后来怎么到了S市，难考，他的故事很有意思，你回头自己看看吧，《史记》里有。”（第021页）霍光到了东北S市见到了那把剑，“在一个花梨木的剑匣”里，“是一把青铜剑”，“全长大约七十厘米，剑体有五十厘米，锋利如斯，阳光底下，霍光能看见自己的脸，剑柄上刻着一个‘让’字”，“把剑翻过来，剑柄的别一面刻着一个‘智’字。”（第022页）《史记》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豫让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人，是晋国正卿智瑶的家臣。晋出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53年），赵、韩、魏联手在晋晋阳之战中攻打智氏，智伯瑶兵败身亡。为了给主公报仇，豫让用漆涂身，生吞黑炭，使嗓音变哑，暗伏桥下，谋刺赵襄子未遂，被捕，临终，求得赵之衣服，拔剑击斩其衣，以示为主复仇，然后伏剑自杀。正是因为这个故事，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典故。它已经成为中国侠义精神的象征。由此可见，这把剑在这部小说中至关重要。

1996年在东北S市艳粉街背后十几公里的一片衰败萧条的厂房里，由这把剑引发的杀人案件就发生了。已经下岗的国企小拖拉机厂原保卫科长姜卫刚，还有外号叫嘎子的焊工王旭升、原保卫科干事赵仝，在这里等着霍光和他在S市的朋友、中间介绍人马连众即小马。一开始两者说好一百万元成交。谁知姜卫刚等人马上又改囗为一百五十万元，而且非要把已经放在桌子上的两万元和霍光身上的卡拿走。霍光当然不接受,知道摊上大事了，“说是不是我提来钱，这东西也不给我？他回头看了看小马说，是不是？小马摇头说，光哥，我完全不知道，不知道。霍光说，我把钱给你们，我能活着出城吗？姜说，想多了，钱到位,东西就是你的。宝剑配英雄。霍光说，我不是英雄，我是生意人，愿意按规矩办事，你挖个坑等着我，我不愿意跳。”姜就让嘎子拿着一把磨尖了的改锥威逼霍光拿出卡来。“小马说，姜哥，要不咱们算了，光哥是个文化人，这么多年挺照顾我。嘎子说，小光，你别他妈别当秦舞阳。”结果，霍光眼快动作敏捷，从后腰拔出手抢，一连击毙那一伙三人，又对已经“一动不动，好像休克了一样直翻白眼”的小马说：“没想到？”，“你刚才劝了一句，说的是事实，按理说我应该放你走，但是我们认识，你又在场，我不能让你活。你妈在阜新，我会找到她给她一笔钱，如何？”尽管小马竭力求饶，霍光还是说了句“认识我这么多年，你算白认识了”，他“心里挺难受”，但还是一枪打死了小马。他又发现姜卫刚还没有彻底死亡,“听见姜说，哥们，我有个女儿，帮我叫个救护车。霍光说，来不及了，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吗？你没规矩。你要是上来卸我一条腿，我把卡也给你了，你还没这个胆。挺可惜的，本来你要发了。”他用那把剑彻底击毙了姜卫刚。（第022页）霍光很有经验地细细地收拾了现场，脱下了自己浸血的大号皮鞋，换上了唯一合脚的小马的大号皮鞋，把收拾好的所有子弹壳放进他的血鞋里，揣在怀里，把四具尸体拉进来时坐的小马的桑塔纳里，到了附近的那个湖边，捡了一些石头放进车的后备箱里，然后把车推进湖里，看见车彻底沉了下去后，他才“用胳膊夹着剑匣从艳粉街穿过，当晚就穿着小马的皮鞋上了回北京的火车。”（第023页）

从此，大号皮鞋也成了这部小说的重要道具。宋百川发现，“霍光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总是穿着一双米色的旧皮鞋”，尽管旧了，鞋帮子都开始变形了,都不肯离身。对于他“这样一个颇注重仪表的人，尤其是三十岁之后,衣服的搭配都很适宜，”真的非常奇怪。（第027页）直至小说的最后，在新世纪前十年左右的北京，东北籍摄影师李页背着那把剑来看同是东北籍的女模特、准明星马小千时，在她租房的门口鞋柜里,也看见了一双皮鞋，“男鞋,黑色皮鞋，尺码很大，看上去不是四十四码也是四十五码的，他用三根手指拎起鞋的后跟看了看，这双鞋穿了有一段时间了，鞋的前部形成了自然的脉纹。”（第039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霍光从S回来之后，一直没有和宋百川说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只是说那把剑“确实是旧东西，但是旧的程度他分辨不出，是战国的东西还是汉代仿制的，很难说，上面写‘让’字是不是代表豫让，也很说。”(第027页)我认为，作家在这里写这些话是很有深意的。而且他一再要求把剑放在宋百川那里，放进地下的那个小祠堂里。

或许是为了寻找小马在东北阜新的母亲，了自己对小马临终前所许的心愿，第二年即1997年，霍光又一次来到了S市。恰好他在那个沉没下那四具尸体的湖边，遇见了姜卫刚的女儿姜丹和小马即马连众的女儿马小千。当然，那个时候，他们都互相不知道情况。当时，一个大概十二三岁，一个大概八九岁。在过去的一年里，尽管那四具尸体从湖里打捞上来了，但因为没有任何线索和证据，那个命案一直没有破。可能是在侦破案件问讯的过程中,姜丹和马小千成为了朋友。尽管马小千觉得霍光穿的那双皮鞋与她父亲的相像，但经验丰富的霍光都化险为夷，巧妙应对而过。他从马小千的嘴里，已经知道她有些早熟，她奶奶已经痴呆。早熟而单纯的马小千对霍光非常有好感，并且告诉了她家在阜新市的地址和邮编，并希望他能给她写信。他和姜丹送马小千上了从S市回阜新的长途汽车后,在和姜丹告别的时候，已经对姜丹和马小千隐隐地产生了杀心，“她见过他，也许有一天她可以把他画出来，他不应该让她活下去，。只需要一会儿跟着她，找到她的住处，再耐心等待一个好时机就可以清除危险。还有另一个女孩，一分钟之前他让她上车走了。”（第030页）

可能是“风把他彻底吹透了”，霍光当时没有去“清除危险”，让她俩暂时“活下去”了。而且在当时，在东北冬天寒风的“彻底吹透”中，他的“心里有一种令他舒适又苦楚的东西在向外翻腾，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怎么会产生这种东西。”(第030页)这或许就是那些一丝一缕的、稍纵即逝的人性的光芒之一。

回到北京后，霍光果真给遥远的马小千写起了信，而且开始了给她在信里寄钱,并且一再告诫她不要把他们互相通信的事情告诉“你那个大姐姐”即姜丹。在一封又一封信的互相来往中，马小千对霍光的好感越来越深，在信中说，“如果你还想写请接着给我写信，写到真的不想写了为止，行不行？”霍光也对马小千渐渐产生了好感。她都上初中了，他很高兴。他希望她在三年初中和三年高中后最好能继续上大学，希望她好好读书。他寄去更多的钱，让她买辆永久或凤凰的自行车，方便去更远的初中上学，还希望她到阜新市图书馆办一张借书证，能够多读更多的书。他还在信中告诉她，“因为给你写信,这些年里我涨了一些知识，不写信的时候，我自己也会看书，我感觉很好,跟过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知识是很好的东西”。（第036页）这应该也是那些丝丝缕缕的稍纵即逝的人性光芒之一。但是六年过去之后即2003年，在她的奶奶已经去世的那一天，马小千给霍光写来了信,同时告诉了一直没有跟他说的一件事情，她不喜欢看书，不是念书的料，一直在上夜校学表演，做梦也想成为像王姫、江姗、小燕子那样的电影明星。她不想再念书了，想去北京发展。并且让他去车站接她，帮她找一个住的地方。还给他在信中寄上了她最新的照片，怕他不认识这六年中已经变化的她。这是一张她在夜校表演班里排《日出》时演小东西时没有化妆的照片。马小千的变化让霍光大失所望。霍光马上搬家再也不给她寄信和寄钱了。当然，马小千来到北京后，就再也没有见到霍光。霍光也再没有见她。

又过了十年左右，马小千已经“三十岁，不算大年轻，但是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但是，东北籍摄影师李页给她拍的艺术写真照片，通过她跟主编睡觉，侥幸上了娱乐杂志的封面后，在京城的大小报刊亭中妖娆瞩目。让霍光又一次看到了她，而且还了解到她与中间皮条商刘一朵进行地下卖淫交易，两个小时开价三万元，一晚最高的酬金高达六万元之多。霍光以一个高级嫖客的身份出现在了她的面前。这个人已经与二十年前的他大相径庭：“也许是她见过的外形最好的中年人，身高一米八〇左右，身材匀称得好像石膏像，头发浓密，鬓角花白，长了一只跟阿兰·德龙一样的鼻子，眼睛周周有些自然的皱纹，双眼像少年一样年轻。”（第016页）此时的霍光在马小千的眼睛里，己经成为一个很难得的性爱交易消费品。哪顾得上再去想其他那些遥远的事情与人。她哪里知道这个和她进行十万元可以待到明天早晨九点的绅士风度的嫖客，就是早已对她产生了杀人灭口念头的刺客。面对自己过去那么寄予厚望或者早些年对其已经产生了爱意的人,如今变得如此堕落和不堪，你还觉得霍光不会对故人马小千“痛下杀手”吗？

这其实只是霍光为什么非杀马小千不可的一个缘由。

三

霍光、李页、姜丹和马小千，可以说是小说《刺客爱人》众多人物中十分重要的四个人物。而且，我们可以发现：霍光和姜丹，李页和马小千，这是两组可以互相观照的人物。对于霍光，我们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杀心极重，做事十分沉稳、彻底、干净利落，而且处事经验丰富的人。但也是一个办事讲究规矩、做事为人仗义、十分有侠气的人，有点战国时期那个叫豫让的刺客的风骨，可以说是一种在历史与现实中越来越稀少的“侠义”精神的象征。再看姜丹这个人物，在前男友、初中高中时的同学李页看来，现在已经三十六岁的她，长得更像男人，是大学里的一名法理学教授。她刚刚和原来大学里的同事，后来成为证券法的律师的前丈夫离婚，有一个六岁的儿子褚旭，已经有一辆巴鲁四驱的吉普车，住在租金不菲的海滨中心学区房，当然租金一直是前丈夫支付。初中时候李页就对她发动几次猛攻，但都没有得手。她说你娶我，然后保护我，我就给你。就是在他和她分手时,姜丹还是一个处女。由此可见，她是一个主心骨很硬的女人。就是在他们分手的前几年，她爸爸姜卫刚死了。尽管父亲面临失业的风险，包货车跑运输，街边做小买卖,想开饭店也没开成，而母亲却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因此两人已有矛盾，生活得十分艰苦，但姜丹还是觉得父亲非常幼稚，既自命不凡又有些懦弱无知。可是父亲突然死去，对她打击很大。她一直在盯着父亲的案子,不破绝不言放弃。这或许也是她后来学法律的重要原因之一。她高中毕业时“成绩本来是可以保送到武汉大学法学系的，因为李页要来北京学画，她放弃了保送的名额,去参加高考,考取了北京的大学。”大三那年，导师让她读研究生，她为了和李页两人的生活有保障，提前去律所工作。（第011页）可见，姜丹对李页的爱是真诚的，也是认真负责的。但是，李页却对此并不珍惜，和另外一个女孩见过两次，第三次就开房上床，和人家做了几次爱后，才告诉姜丹说咱们分手吧。谈了六年的恋爱突然就没有了。这样，姜丹才重新去读硏究生，进大学当法理学副教授，结婚生子，一年半之后，丈夫有了外遇，筑巢成功后，提出离婚。因此，这一切造就了姜丹干练利落的性格和气质，造就了她言简意赅、不苟言笑的授课风格。“她会提醒学生，所有案例都不是故事，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通过言行形成的，记住这一点，才能明白法律的精神，最终的精神是要通过裁制人而拯救人的，即使对一个人处以极刑，也是为了救另外的人。”（第025页）无疑，这是在老子《道徳经》中所言的“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我们正处的现代社会里法理精神的象征，而且她“有匈奴的血统”，也是爱情至上的认真过日子的典型女人。

马小千，从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也已经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了。在李页的视角中，觉得她还是一个“女孩”，而且“长得像姜丹”，但她比姜丹“长得更像女人”。在那本娱乐杂志的女编辑视角里，马小千就是个“破鞋”，而且“是个品质败坏的破鞋，为了往上爬，她可以当狗”，但是“一旦她得手，她就把别人当狗”，并且以过来人的女人经验一再告诫李页，“有些人看着娇艳欲滴，其实有剧毒，睡她可以，不要帮她。”（第009页）可是，李页也是与马小千差不多同类型的人物，为了追求“既堕落，又充实，床上功夫突飞猛进”的生活，跟谈了六年恋爱的、一心一意对自己好的青梅竹马的姜丹轻易分手，一年后因那个女孩又和别人约会，他也和人家分手了。但他见到“长得像姜丹”的马小千，突然又想起了前女友，心里猛地又滋生出去找姜丹的心思。可是，“马小千掏出手机说，交个朋友吧，你扫我，不一定哪天我就不当演员了，不过交个朋友吧，不是因为别的，你挺虚伪的，但是你长得像我表哥。”（第007页）面对娇艳欲滴的马小千，李页泛爱的滥情激潮又在胸中涌动，不仅帮她的忙，而且在想找姜丹的同时，产生了也想见马小千的心思。

于是，在新世纪前十年左右的北京城里，又一宗杀人案即将发生。

李页真的在他想见姜丹的第二天，在她刚刚讲完敲诈勒索罪的定罪依据和法理原则后，就在大学校园里见到了姜丹。十几年过去了，他对姜丹现在的婚姻家庭情况根本不了解。他说“你可以跟你丈夫离婚后跟我结婚吗？孩子应该跟着妈妈，我会把他抚养的很好。如果你觉得对他不公平,我们可以不要孩子，就他一个孩子。”姜丹却说：“你为什么这样不要脸？你想过拆散一个家庭是多大的罪吗？把孩子的父亲从他的生活里驱逐出去，你知道对孩子的影响多大吗？你真是道德败坏，真是恶心。”（第027页）真的，李页脸皮很厚，竟然跟着姜丹回到了她的家里，见到了她的儿子禇旭，还和姜丹聊起了她妈和后爸的情况，以及她亲父失踪而死的案件侦破情况，姜丹告诉了他自己已经掌握的情况，找到了凶手当年在S市所住的宾馆，知道凶手所用的身份证是假的，但从电话本上找到了凶手的传呼机号，是北京的号，但是那个号已经作废,联系不上。李音突然就同情起了姜丹，认为“这是他要永远在一起的女人，无论如何也要跟他一起度过余生，他希望自己先死，这样就不会遭受再次失去她的痛苦，也不会因为孤独死去而怨恨生活跌入地狱。”（第032页）那稍纵即逝的那缕人性的光芒又一次亮起，而且由此生发出了强烈的救赎之心。六岁的禇旭似乎和他成为朋友，并且提出向他要礼物的要求。他答应明天把朋友宋百川在他那儿寄存的那把宝剑带来给孩子看看。已经深夜了，孩子睡着了，疲惫的姜丹也睡着了。他把“他们房间的灯关掉，又检查了一下厨房的水龙头和卫生间的喷头，都拧好了。他坐电梯下楼，打车回到家。”（第034页）

其实，就在姜丹见到李页那天，她在讲那个涉及两人是情侣，准确地说是婚外情中形成的敲诈勒索案例的流变之前，她还见过一个人。那个人“戴着黑色前进帽”，“坐在草坪另一侧的长椅上”，几乎与她的位置完全正对“。这个人“衣品不俗，帽檐遮住了他的脸，像是在发呆，又像在默祷。”“姜丹盯着他看了大概五分钟，他的脚是正常大小，尺码四十一左右，他一动不动，好像知道有人在看他，要显示一下他的耐力。”姜丹看了一眼对方的脚，尺寸不对也就不再看了。她又想自己也许是昨天晚上苦闷喝了酒还未醒，“精神恍惚，也许是角度问题”，没有看清那个人的脚。（第023页）那个人可能就是霍光。他可能一直在找姜丹，寻找机会，杀人灭口。

第二天快到晚上的时候,李页信守对孩子的诺言，背上那把剑去姜丹家看他们。但是姜丹和孩子还在从顺义往海淀赶堵车的路上。这时，他突然才发现了昨天晚上那个娇艳欲滴的女模特、准明星马小千给他发的一个微信，谢谢他对她的帮助！如果这两天方便了到她家里坐一坐，她明天后天晚上六点之后都在家，并告诉了她家的详细地址。他觉得正好离姜丹家也不远，现在姜丹母子还没有回来。因此,他决定先去马小千家里坐一坐。结果就在她的家里看到霍光正在下手痛杀马小千的场面。李页被霍光用刀刺中，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马小千，掏出手机，发现姜丹已经给他打了十五个电话，“他用微信给姜丹发了一个位置和一个语音：来找我，我爱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第039页）李页用生命最后的挣扎，在血泊中用力抱着马小千，闭上了眼睛，发出了生命内心深处的那一束最后的人性救赎之光芒。

与马小千、李页截然不同的两种价值观、人生观和性格特点的人，霍光不会向她和他“痛下杀手”吗？

这或许也是霍光为什么非杀马小千的另一个缘由。

四

我个人认为，截至目前，路内的《雾行者》、房伟的《血色莫扎特》和双雪涛的《刺客爱人》，应该是近一两年来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尽管，像《雾行者》《血色莫扎特》，没有被2020年那么多家的文学排行榜中列入。但是，这三部小说却是以异常的清醒与自觉，书写着70后、80后作家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刚刚过往的历史的思考与反省，真正地表现出70后、80后作家“新的美学原则”在迅速“崛起”。他们以强烈的历史感与现实感、自觉的总体性意识和清醒的主体建构，在对我们刚刚经历过新世纪前后十年进行反思与梳理。他们已经从过度关注个体日常生活经验，开始同时关注“宏大的国族叙事”，开始了对70后、80后所经历的时代进行反思与深省，开始诚恳而直面地去“书写这个时代的历史与现实”。而且，他们的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史诗性”品质，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意识形态话语与规训出来的、坚固不化的“史诗性”，而是从个人化的视角，试图理性地去看待中华民族在历史大变局与伟大复兴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光怪陆离和酷烈惨痛，而且充满了“一种总体性的心灵主体状态”的写作的“巨大野心”，并对新世纪前后十年那个历史与时代、以及其中之人的复杂人性进行“赋形”。房伟《血色莫扎特》的最后，让新时代的代言人、他们的后代，即葛春风与韩苗苗的儿子夏雨、“一生挚爱”夏冰的冯露，让“泛爱者”父辈葛春风服毒药自绝人世。双雪涛《刺客爱人》中最后，霍光在痛杀他过去心仪并带着忏悔救助上学读书，且寄予厚望，但任性堕落的马小千之时，让背着远古青铜剑“豫让”侠义精神的“泛爱者”李页，与理性意识强烈的大学法学女教授姜丹赶到现场，来见证那个历史与时代悲剧性人性的苦果，都具有一种自觉而警醒的寓意。我认为，这里有一种对新世纪前后十年那个时代的人的内在精神与复杂人性进行清算的强烈意味。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对于双雪涛们的小说,不必要老把他们的写作与“东北故事”“东北符号”死死地扯在一起，应该放在更大的辽阔视野中去看“铁西三剑客”们的小说书写。其实，他们现在的小说写作，尤其是双雪涛的小说,已经把“东北故事”“东北符号”背景化，通过小说艺术本质上的虚构性，把那些过去的东北真实记忆，进行了陌生化艺术处理和瓦解化虚构，从而让记忆被粉碎或漂浮,成为属于人物精神深处的另一种东西。他们已经开始把这些化为自己小说中一些叙事元素,去呈现和赋形中国底层平民在“百年大变局”和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生命身体的酷烈创痛与精神灵魂的深度蜕变。这无疑是近一两年来70后、80后作家在小说创作上的最大进步。

2021年2月8日、9日写于山西省孝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