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岑《三山凹》：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文学想象与艺术呈现
但改革并不是阶段性的社会运动，而是持续性的、有深广度的社会发展洪流。迄今为止，改革开放已走过四十余年的光辉历程，绘就了当代中国发展史上灿烂的历史图景。如何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和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下来理解改革、展现改革所带来的发展变化，就成为新的文学课题和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李天岑长篇小说《三山凹》的出现别具意义，他对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背景下当代中国农村的细致书写和总体性思考，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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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叙事时间来看，《三山凹》从“文革”后期写起，以作品完成的新时代落笔，时间纵贯四十余年。这一历史跨度与改革开放的总体轨迹高度重合，可以视为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呼应与互动。这一历史性时间及其所含纳的社会改革主题在作品中成为统摄性的存在。
对于农村改革面貌的总体性叙述和艺术呈现是这部小说的主线。在作品中，作者浓墨重彩地写了几个农村青年的故事，叙事空间从一个乡村开始，扩展至乡镇、县城，再跨越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特区，在这个立体而多元的空间中，改革是最重要的主角。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故事的展开中，改革始终是回荡在每个人物心头的和影响人物行动的那只高悬的命运之手，改革渗透于所有人物的命运和重要情节的铺展之中。主要人物柳大林在仕途上的升迁和波折都与他所推行的改革的成败密切相关。他的成功本质上是他所推行的改革的成功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类似的逻辑也体现在张宝山、王春宝等主要人物的发展上。甚至于白娃这个反面人物，他的暴富也是在顺应改革潮流的前提下获得的。小说中改革犹如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推动着漂浮其上的人物奔腾向前。其二，人物性格内涵中的改革性。在小说开端有一段充满前现代意味的乡村叙事，即柳大林、张宝山、白娃等人在高考未恢复前的故事。这一段充满乡村野趣和淳朴情义的叙事可以视为后面以改革为主体的改革叙事的前奏，也从根本上构成了两个内涵相异的文学空间，两个空间的转换以柳大林的入学读书为分界线，鲜明地体现了改革作为一种强大又无形的潜流，如何迅疾地深入农村和土地，催生出现代意识和精神花朵的过程。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具有改革者的特征，区别在于，改革会催生出柳大林、张宝山、王春宝这样的实干家，也会衍生出白娃、闪红红这样的投机者。作者将所有人物都置于改革这个总体性背景之下，既展现改革洪流之中的鱼龙混杂、人生百态，也呈现出人性在物质和利益面前的腐化变异。可以说，改革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和基座，人物奔跑其间，形成自身的主体性，也共同参与了社会改革这个更大主体性的想象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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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文学强调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典型人物对呈现作品中心具有重要意义。《三山凹》塑造了众多特点鲜明的人物，比如县级干部柳大林、村支部书记张宝山、投机者白娃、打工者王春宝等等。这些人物分属于不同的阶层，在改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他们都内在于改革话语之中，以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共同汇聚出改革的合唱与变奏。作者对于这些人物性格特征的准确把握和艺术呈现构成了这部作品的重要亮点。
人物性格的多元性与多维性。福斯特将小说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扁平人物也称为类型人物，是“基于某种单一的观念或品质塑造而成的”（《小说面面观》）。宏大叙事作品往往强调类型人物在叙事中的作用，通过类型化人物来强化作品的主旨和精神指向。在这部小说中，改革固然构成了人物最为重要的精神底色，但作者对于人物的塑造没有单一化、类型化，而是多角度构筑起具有丰富层次甚至内部张力的圆形人物。比如作为最具改革者特征的柳大林，并不是一呼百应、无所不能的英雄。他在人情与党性、亲情与责任之间忠孝难两全的纠结和煎熬成为小说着力描写的一个向度。改革也并非无坚不摧的法宝，改革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在柳大林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这体现出作者对于改革本身以及改革者精神境遇的深切体悟与准确把握。柳大林安邦济世的理想与改革的复杂性遇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的多重困境。这种困境具有隐喻性和代表性，同时丰富了人物的内涵层次。
改革的曲折性与人物的成长性。在这部小说中，时间跨越四十余年，足够长的叙事长度给改革叙述和人物成长提供了充分的空间。无论是作为改革对象而存在的整体性意义上的乡村，还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物代表，都有一个充分完整的成长过程。作为一个整体，三山凹从一个落后蒙昧的山村到打造了太公湖风景区、玫瑰花产品生产线和现代化的五谷丰登合作社的当代农村改革样本的现代乡村。它的成长既是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缩影，也树立了成功改革的范本和可资借鉴的经验路径。这是一个传统农村到现代农村的过渡和成长过程。这个过程展现了改革的力量以及改革所能带来的潜在愿景。作为个体人物，柳大林从一个农村青年到大学生，从县政府办公室的秘书到县委书记，农民王春宝从早期的生产队队长到深圳打工者、创业者，再到回乡创业打造太公湖风景区，都鲜明地体现出成长性。白娃的“成长”则是反面成长的代表，他的道德感的匮乏和投机主义，固然可以赢得一城一池、一时一地的成功，但终究难以摆脱毁灭的结局，这也是改革图景中不可回避的一种存在。作者非常耐心地写出了这种成长性和复杂性，写出了改革的种子在农村和农民身上落地生根，并生成新的历史主体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文学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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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一种新的机制和方式生成和落地生根的过程，是一种方式对另一种方式的更新和替换。这种替换一方面物态性地体现为物质条件、生产要素、生产体系、管理体系等等社会学层面的变化，并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内容为法律法规所保护，为社会伦理体系所承认和接纳。另一方面则更深刻地体现为思想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观念演变。
《三山凹》改革叙事的重点在于描写改革观念如何与农村文化土壤发生化学反应，进而产生新的发展动力和生产能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一方面会从人的角度催生出现代的“新人”，同时也会从观念和文化的角度孕育和生产出“新观念”“新文化”。这种“新观念”“新文化”就成为新时代主导农村发展变化的新意识形态。
这种新意识形态首先体现在农村农民对于生产方式的认知和变化上。在传统农村的思想体系之中，土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感慨，但对于土地的依附不仅是生活层面的，也是心理和精神层面的。故土难离，无尽乡愁往往都与土地情结密切相关。但是现代改革一定意义上就是生产方式的改革，是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化因素及其方式逐步渗入农业生产体系是一个重要趋向。在小说之中，三山凹人经历了与土地关系的转变，他们对于新事物的引进、接纳和积极参与，体现了自身对于农村生产方式的新的认知与改变。
这种新意识形态同样体现在农村农民对于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知转变上。改革的过程是三山凹逐渐被打开的过程，是重建与世界外部联系和关系的过程。那些看似是经济层面的样态，其实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之中发挥着固本培基的重要作用，成为枢纽式的、机制性的稳定体系的重要一环。这种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建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现代农村观念转变的体现方式。
总体而言，小说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作者以文学方式展现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叙事意图，以一个村庄的发展史为切入点，将四十余年中国农村在改革主题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和内部肌理刻绘出来，有历史的纵深感；同时，作品也延伸到了新时代，呈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崭新图景和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有着鲜活的当下性。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