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中篇《黑雀儿》：叙事人称与底层顽主
所谓既在构想之中，就是说黑雀儿这个人物应该很早就纳入到了宁肯的“城与年”写作计划之中。所谓也在预料之外，主要指的是《黑雀儿》的文体。依照最初的构想，“城与年”是清一色、齐刷刷的一个短篇小说系列，没想到要想写出黑雀儿这个底层顽主的人物形象，仅有短篇小说的容量还是不够的。这种情况下，宁肯也只能尊重小说创作内在的艺术规律，任由《黑雀儿》自动膨胀为一部中篇小说了。
只要是关注“城与年”的朋友，就都知道，这是一个在文本叙事层面上特别讲究的小说系列。除了整体文本叙事上的巨大控制力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对叙事人称问题的精心处理。关于其中的“我”和“我们”不仅总是会有所交叉，而且更多时候“我们”的叙事角度更为重要的相关特征，笔者此前曾经在若干文章中①有所探讨，但或许与书写对象发生变化有关，到了这部《黑雀儿》中，这一方面又有了新的情况。
相对而言，如果说其他小说更多地关注表现着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黑梦自我之外他者的生活，那么，到了《黑雀儿》中，作家所集中关注表现的，就是“我”也即黑梦自己一家人的生活。黑梦一家，共有八口人，除了只是被偶尔提及的四个远在外地的姐姐之外，活跃于小说现场中的是四个人。一个是绰号为“刚果”的黑雀儿爹：“人们总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事实上除了嘴唇，黑雀儿爹与非洲人毫无相似之处。而最不像的是他的眼睛，一条缝，刀裁一样，绝对蒙古人种。”从职业的角度来看，他虽然是一个出苦力的板爷，但却又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板爷。一方面，作为临时工的他，在一家区级医院做勤杂工作。另一方面，下班后的晚上，他又每每会带领一家四口人上街去捡垃圾。之所以一定要去捡垃圾，肯定是因为家庭生计困难的缘故。再一个是神经不正常的疯娘：“外人不知道原因，我们那片人都知道，这家有个叫疯娘的疯女人，所以不但不觉得奇怪，反而觉得有时还能补补就算不错了。”
小说中，疯娘的标志性动作有二，一是坐在破烂儿上乱唱一些固定的唱词，二是用老家话骂人，而且一旦骂起来就越骂越冲动。再有，就是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也即侏儒黑梦：“黑雀儿有个弟弟（我），身高不到一米，大脑袋，小身子，四肢像藕，除厚嘴唇有点像黑雀儿爹，不像这家任何人。或者干脆不像人，但也不像猩猩，约在两者之间吧。”这是叙述者“我”也即黑梦一幅生动形象的自画像。
与黑梦此人紧密相关的，也就是《黑雀儿》别具一格的叙事人称问题。具体来说，《黑雀儿》叙事人称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混用，时而第一人称，时而第三人称。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段落就是：“疯娘骂院子里的任何人或外来陌生人，从不骂自家人，从没骂过黑雀儿、黑雀儿爹、黑雀儿的四个姐姐。但是她骂我，好像我是陌生人，永远的陌生人，哪怕我像黑雀儿一样喊她娘。”这段叙事话语中，句号之前的是第三人称，句号之后的是第一人称。道理其实也简单，从伦理关系的角度来说，如果采用第一人称，那“我”也即黑梦无论如何都不能张口闭口黑雀儿长，黑雀儿爹短，他必须称呼黑雀儿为哥，黑雀儿爹为爹爹或者爸爸。正因为作家在文本中总是迅即地实现着第一人称向第三人称的转换，所以才可以没有任何过渡地径直使用诸如黑雀儿、黑雀儿爹以及疯娘这样的称呼。
在我的理解中，宁肯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一种叙事人称探索，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叙事便利的需要，另一方面，更主要地，他恐怕却是要借此而象征性地表达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黑梦，置身于那样一个特定的畸形时期的某种自我精神分裂状况。
既然小说被命名为“黑雀儿”，那黑雀儿其人，毫无疑问也就是作品中最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人物形象。如果黑雀儿可以被看作是北京小胡同的底层社会里一个带有流氓色彩的顽主形象的话，那整部《黑雀儿》的基本内容也就可以被顺理成章地提炼概括为“底层顽主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原本一直沉默的黑雀儿，之所以奋起反抗，是因为他一次次目睹弟弟黑梦被街头一个绰号叫“蝈蝈”的顽主无端欺辱的缘故（尽管在家庭内部的日常生活中，身为兄长的黑雀儿总是看似对黑梦很冷漠）：“谁都没想到就在蝈蝈转身之际，黑雀儿弹起，在空中鱼跃，看准位置，一口咬住了蝈蝈肥滚滚的胳膊。”虽然说黑雀儿凭借他的一咬而开始奠定自己的江湖地位，但出乎一般人预料的一点是，他的这种本能反抗却遭到了父亲刚果的强力打压：“黑雀儿一咬成名，但在刚果看来是大逆不道。”刚果之所以会得出如此一种看似荒唐的结论，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黑雀儿在无意间竟然也咬了他一口。正因为对此耿耿于怀，所以一回到家，刚果便不管青红皂白地用绳子把黑雀儿吊了起来。但其实，正如同黑梦一样，刚果也一样处于某种自我分裂的状态之中。
这一点，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个对比鲜明的细节之中：“蝈蝈用脚尖挑黑雀儿的下巴。刚果雄伟的身体跑过来，但是一看就是非掠食动物，憨笑，点头哈腰，但转脸又像掠食动物——顺手看都没看黑雀儿就给了黑雀儿一耳帖子，非常准，黑雀儿应声倒地。”毋庸讳言，正是刚果的如此一种“内外有别”，最大程度地暴露了连同他自己都肯定没有一点丝毫自觉的自我分裂状况。
在家庭内部，刚果是一位刚愎自用的专制暴君，面对外部如同蝈蝈以及稍后登场的胡继军等比自己更强大的社会存在，他却是奴性十足，总是一副奴颜婢膝的奴才做派。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刚果的自我分裂，所以也才有了在相继连续地咬了蝈蝈和胡继军两位街头的顽主之后，黑雀儿两次在家里被吊起来。亏得黑雀儿第二次的受伤情况非常严重，才不仅迫使在医院工作的刚果连夜赶忙把黑雀儿送进了医院接受及时的治疗，而且也正是黑雀儿的这一次住院，以及他出院后对胡继军的不依不饶，彻底扭转了家庭里黑雀儿爹与黑雀儿彼此间的地位：“黑雀儿找胡继军吓死了刚果，他不能理解，也不能再打，不能说捆就捆起来，吊起。”如此这般，到最后，竟然是黑雀儿取代刚果，成了家里说一不二的主儿：“这时黑雀儿已完全像陌生人，像闯入的强盗。”“流氓就是这样，让你摸不着底。”
与黑雀儿在家庭内部地位的上升相匹配的，是他在社会上底层顽主地位的强化与稳固。“与西城、海淀或部队大院的顽主不同，我们南城的顽主多出自底层，像胡继军这样的机关家庭凤毛麟角。”关于前者，我们在王朔的小说里已经看到过太多，但关于后者，我们所读到的相关小说作品，却非常少。也正因此，宁肯的《黑雀儿》便有着某种相对的填补空白的意义和价值。那么，黑雀儿能够成为雄霸一方的顽主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呢？“黑雀儿没想成为顽主而成了顽主。别的亡命徒多是诈、讹、赌，黑雀儿不是，就是不想活了。不是一时冲动、失控，他非常理性——或者说还有什么比不知死不怕死更理性？而事实是无论以什么方式生命本能，黑雀儿一旦灭了顽主他就是顽主。”
与理性与否相比较，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宁肯关于时间节点的深度辨析：“黑雀儿崛起于土站，与红卫兵无关，甚至也与‘宣武小混蛋儿’或‘红山会’之类的无关，及至1968年，无论红卫兵还是‘红山会’，一样都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勺烩了。历史就是这么有办法。”所谓“历史就是这么有办法”，所一针见血指出的，正是黑雀儿的成为顽主，与当时那样一种大的时代背景之间一种不容剥离的内在紧密关联。
“此前——我是说1966年以前——顽主也是讲义气、讲规矩的，茬架约定了时间地点，不管对方带多少人，所有问题都在现场解决，讲单打独斗，胜负一出握手言和。蝈蝈、胡继军不是这样，十足地痞流氓，到黑雀儿这就只剩下‘咬’了。”谁说顽主的生成与时代无关？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到了1966年之后，连同顽主的产生都不讲任何江湖规矩，哪里还会有如同黑雀儿这样一种唯有依靠死缠烂打才能够“一咬成名”的底层顽主出现呢？！也因此，一言以蔽之曰，底层顽主就是这样炼成的。
但请注意，黑雀儿的一味耍蛮斗狠之外，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黑梦在那样一个禁毁图书时代简直就是如饥似渴的阅读行为。对此，黑梦自己有着真切的描述：“我真正想说的是，或者我喜欢土站的原因是，日常捡破烂儿时随时的阅读。”“昏黄灯光下，煤灰中央，我读烂报纸上的字，香烟盒上的字，鞋盒子上的字，药瓶、药盒、药膏上的字，罐头上的字，实在无聊会读出声。”正因为在土站有着甚为广泛的阅读行为，所以黑梦也才会强调：“没在土站生活过的人不会经历生活的另一面，土站是真正的思考之地。”具体来说，在土站读什么呢？一方面是，“《参考消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还有《光明日报》。”另一方面，则是书中竟然会莫名其妙地钻了一个洞的，从卷二开始，到卷十一消失的无名书籍：“书是文言文，许多小标题都是人名，如阿宝，九山王，胡四娘，婴宁，单道士。这些人名读起来没问题，但里面就读得幽幽暗暗，迷迷糊糊，像做梦，像阴间，冷嗖嗖的，经常刮起一阵风将我周围的破烂儿刮得满天都是。”
黑梦不知道，但我们却知道，他所阅读的这本残破之书，乃是蒲松龄的名作《聊斋志异》。在那个禁毁图书的时代，如同侏儒黑梦这样一种坚持不懈的阅读行为，的确让人感佩不已。但与此同时，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小说结尾处的这样的一种表达：“黑雀儿无法阻止黑梦，如同当初无人能阻止他。”这是在强调黑梦的执著于阅读。“他们是兄弟。不是兄弟。是，不是，是。”明明是亲生的兄弟，宁肯却为何会有此一问呢？他的如此一种表达方式，到底要传达一种什么意思呢？难道说是意在强调黑雀儿和黑梦兄弟俩乃是一个人的一体两面吗？不管怎么说，宁肯如此一种极其耐人寻味的结尾方式，理当引起我们的深思。
注释：
①可参见王春林《一座城市，一个年代，一种文体和一脉精神秘史》与《日常生活伦理与时代伦理的对撞》两文，都曾经发表于《收获》公众号。
2021年2月8日晚上23时30分许
完稿于汾西寓所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