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洪雷：漫说莫言《晚熟的人》
《晚熟的人》收12篇作品，除《天下太平》，其他讲的都是“我”的故事，都有“莫言”出场。这里没必要较真，强调一种常识：“我”不是莫言，此“莫言”非彼莫言，“莫言”只要进入小说，进入虚构文本，就只能理解为一个“人物”，与现实中那个“有血有肉”的莫言根本不是一回事情。“莫言”徜徉于自己写的故事，突出亲历性、在场性，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非虚构”的印象。这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策略。
然而，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恰恰是《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讲了一个王八咬手的故事。星期天，小学生马迎奥没事儿出门溜达，在村西大湾遇到父子两个打鱼人。两人打了很多鱼，还想到大湾子对面继续打，就让小奥在岸边看鱼，并连哄带骗答应，事后把捕到的一只鳖送给小奥。鳖很大，足有十斤重，很值钱，打到的鱼加一块，也卖不过这只鳖。小奥出于好奇，不听老打鱼人的嘱咐，用手戳弄那只鳖，手指头被一口咬住，死活不撒嘴。爷爷来了，打鱼父子来了，村医星云姑姑和丈夫畜牧兽医局侯科长来了，村里最大的官张二昆来了，110来了，同学袁小鳖父子来了。最后，“瘦警察”突发奇想：用硬猪鬃捅进鳖的两只鼻孔。一个响亮的喷嚏，小奥的手指终于被扯了出来。整个过程被手机拍下，各人也都看到了自己的功劳。
虽然无“我”，《天下太平》却是整个集子作者存在感最强的一篇。详细复述情节，可以唤起人们对莫言以前作品的记忆。其实，这篇小说与《拇指铐》一样，都在书写莫言自己的现实困境。1997年，《拇指铐》中阿义，在为“母亲”买“药”的路上因“左顾右盼”而受到惩罚，被“紫红脸膛布满了褐色斑点”的、“满头银发”的老爷爷牢牢拷住双指；20年后，《天下太平》中的马迎奥，同样出于好奇，想得到那只大鳖，结果被死死咬住手指。好在鳖很大，盖子上隐然而现的“天下太平”四个字很吉祥，最后大鳖被放生，闹了个“皆大欢喜”。故事无稽，灾祸无妄，内容无聊，这是一篇很荒诞的小说。读《天下太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周作人屡屡引用的《东山谈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因为俗，所以不说，所以有了《拇指铐》，有了《天下太平》。
这里要说的是：如此读小说可能很不“文学”，再往前，就有了“索引”的嫌疑。既然已经涉嫌，不妨往前多一步：小说中村医星云姑姑很可能从星云大师脱化而来。2013年，莫言和星云大师有过对话。也许，在莫言心里，佛法可以疗治俗世之病，虽然也没办法让老鳖松口。
我读集中的《左镰》有一种特殊的亲切。小说写到一个传说：蛇一见儿童就数头发，如果让它数清头发，魂就会被勾走。因此，遇到蛇必须迅速将头发弄乱。大概这个传说在北方传布很广，只不过我们那里说的是“长虫小舅子”：山上的一种很小的蜥蜴。遇到“长虫小舅子”，要不断拨弄头发，用石头砸死它，否则被它数清头发，死的就是自己。再就是田奎指给“我”看的蛇。那条大蛇躲在坟墓上的洞眼里，茶杯口粗，挑水扁担那么长，还能发出“咯咯的”青蛙一样的叫声。记得小时候一个人上山挖花狸棒槌（学名五道眉鼠，又名花栗鼠），一座坟的半腰有个洞，以为是花狸棒槌窝。向前往里一看，一双大眼向外瞪着。当时魂儿都被吓飞了，扔下铁锨就跑。镇静老半天，才奓着胆子过去挖开洞眼，结果跳出来两只翠绿翠绿的青蛙。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么绿、那么大的青蛙。
《左镰》和《地主的眼神》都隐含一种微妙的歉疚和罪感。莫言早期作品如《透明的红萝卜》中菊子姑娘眼睛被石片扎瞎，《白狗秋千架》中暖的眼睛被槐针刺瞎，《爆炸》中妻子的被逼流产等，都流露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的产生开始是不自觉的，可能有经历性因素在里边。后来，随着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阅读，书写罪欠就成了一种自觉。莫言认为，作家这个职业应该是超阶级的，你要去努力怜悯所有的人，发现所有人的优点和缺点。中国缺少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多半是因为我们没有怜悯意识和忏悔意识。特别是读《罪与罚》等作品，使莫言意识到鲁迅所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伟大的审判者”和“伟大的犯人”两个方面，对作家探索人类灵魂的秘密所具有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相对于早先的《爆炸》，虽同为“计生”题材，《蛙》更多、更自觉地渗透了自我审判的意识。《左镰》里田奎带头欺负刘老三的傻儿子，被亲爹剁掉右手。这件事原本发生在孩子之间，刘老三找上门来，“我”和二哥在父亲的暴力下供出了田奎；《地主的眼神》里老师把“我”的作文抄到黑板报上，被革委会副主任发现，加了按语后向全县广播，这让作文里的原型地主孙敬贤受了很多苦，“我”至今依然很内疚。
然而，《左镰》和《地主的眼神》并不是以往罪欠书写的简单延续，它们和《斗士》《晚熟的人》《澡堂与红床》《红唇绿嘴》等作品，都显示了莫言对人性的新的观察和思考。较之以往，小说集《晚熟的人》技术上趋于简单，在语言、结构和文体方面，没有过于刻意的追求和经营。一篇写一个人，或两三个人串在一起写，都是高密东北乡自己周边熟悉的普通人。
熟悉莫言作品的人读《左镰》，可能马上会联想到《枯河》，想起小虎父亲的粗暴和残忍。《左镰》的不同在于：莫言揭开了被残害者孤独的内心世界。田奎的无惧无畏与勇气无关，他脱口而出的“敢”，何尝不是摧残和长期屈辱所带来的极度的自轻自贱。鲁迅曾经说过，自己写小说多取材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意图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但很长时间里，“病苦”被习惯性地看成一个词，从而也就掩盖了鲁迅非常重视的“不幸的人们”的“病”，特别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病态。在我看来，《晚熟的人》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不同以往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底层、弱者、不幸的人、被侮辱和被损害者、长期受压抑者精神和心理之“病”审视和书写。莫言在思考弱者的德性的问题。
《地主的眼神》没再像《生死疲劳》《丰乳肥臀》那样，故意“反弹琵琶”，以写好人的方式写坏人，或者以写坏人的方式写好人，引起人们对地主西门闹、司马库一类人物的同情和好感，而是写出自己的直感和内心想法：虽然孙敬贤只是喜好“打肿脸充胖子”才被划成地主的，值得同情，虽然自己写作文让孙敬贤吃苦头是历史的误会，但是，透过他“阴森森的眼神”，“喷着蓝色火苗的眼睛”，“狼一样的眼睛”，“我”承认，对这个有着高超割麦技艺的地主没有丝毫好感。同样，《斗士》里的武功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他家庭出身不好，讨不上老婆，相貌招人恶，经常挨欺负。然而，他是一个骨子里充满怨毒之气的人。不管是谁，只要惹到他，便纠缠如毒蛇、怨鬼，那人一辈子甭想好过。谁也不想拿自己命换他这条贱命，“命贱”成了他的法宝。武功的仇人们死了、病了、跑了，他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左镰》中的刘老三、“我”的父亲、田奎的父亲，《表弟叶宁赛》中的叶宁赛，《澡堂与红床》中老来依旧拳脚相向的同事，《晚熟的人》中“早熟”的常林，等等，程度不同，都沾染着这种怨毒、怨恨。这种怨毒每有机会就以各种方式释放出来：向内，它是对亲子的酷虐残暴，自家性命一钱不值所带来的勇敢；向外，它又可以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式的纠缠，无缘无故的嫉恨，不择手段的谋取利益，任何日常规范和伦理道德，都不能框限他们行为。和前面几个人相比，《晚熟的人》中的“滚地龙”蒋二，《红唇绿嘴》中的“高参”覃桂英、谷文雨，何尝不是更高版本的弱者哲学的践行者，只不过在《红唇绿嘴》里，莫言将自己的思考推向极限，把弱者之恶归于某些人的固有本性。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