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写湘西脱贫的厚重史诗
湘西的老乡们如今过得怎么样？翻开卢一萍的《扶贫志》，我们会找到答案。在这部三十余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中，作家用“志”的特殊文体，从十八洞村辐射开来，用详实的细节和感人的笔触忠实记录下湘西大地脱贫攻坚的伟大壮举与可歌可泣的史诗性变革。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与老百姓座谈时，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等系列重要指示，十八洞村也因此成为“精准扶贫”的首倡地而受到世界瞩目。《扶贫志》正是以此为开端，在《前引》中首先讲述了排碧乡十八洞村梨子寨乡亲们曾经的生活境况：“梨子寨人在千百年历史积淀的习惯、风俗和思维里生活，在数十块散落在山头、沟谷、溪边、悬崖之上的耕地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辛苦刨食，忍受贫困和只有死亡才能解脱的辛劳的折磨。”触目惊心的寥寥数语，揭示了梨子寨、十八洞村人乃至湘西大地无数相似的人们长久以来的宿命。
“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提出，让十八洞村有了希望。随着一批探路者、先行者的进入，精准扶贫在这里如火如荼地展开。《扶贫志》第一篇《首倡地》的《探索者们》和《先遣队》两章分别通过花垣县委书记罗明和十八洞村精准扶贫工作队队长龙秀林的故事，详细生动地讲述了昔日贫困村如何蝶变成经得住考验的精准扶贫标杆。识别贫困户、化解修路矛盾、制定《村民公约》、兴办猕猴桃产业……在一个个具体事例的讲述中，思想扶贫，土地经营权作抵押，群众制定贫困户识别标准，“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穷人能人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鸟儿回来了，鱼儿回来了，虫儿回来了，打工的人儿回来了，外面的人儿来了”等成功经验和思路创新，让精准扶贫故事的讲述从经验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思想层面，赋予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以深度和厚度。随后几个章节中，作者分别将村干部（第二篇《大地基石》）、扶贫工作者（第三篇《且将他乡当故土》）、村民（第四篇《在悬崖上逆袭》）、新乡贤（第五篇《仰望星空的人》）几类人分门别类加以叙述，将第三人称客观叙事与第一人称主观讲述编织在一起，既有口述史，也有旁白。如此设计，可以看出这部作品所具有的鲜明的文体色彩——对“志”文体的借鉴与创新。
何为“志”？《中国文体学辞典》的解释是：“以某个专题为范围，系统地记叙和说明其历史和现状的一种文体……后专指记述地方疆域沿革、古迹险要及人物、物产、风俗等的文章。使用的范围很广，可分为碑志、史志、地理总志、地方志（方志）、地名志、人物志、方言志、风土志、风物志、书画志、技艺志等各种专志。”我们传统意义上对“志”的理解中，真实性是第一位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同时也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所在。《扶贫志》以扶贫这一专题为范围，如何确保内容的真实性？恐怕不是单纯从广阔的现实经验中提炼出创作素材并加以条理化那么简单，它需要同时确保细节真实与整体真实，事实真实与情感真实。
在细节真实方面，作者先后深入40多个村寨，寻访90多人，行程1.53万公里，积累了5700分钟采访录音和200多万字的笔记素材，这些海量的一手资料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创作的细节真实。卢一萍从中选取了20多个亲历者的故事，大量篇幅以受访者口述史的形式呈现，保留了方言土语和人物的微妙心理感受。
在确保作品整体真实上，颇见作者的匠心。《扶贫志》既有习近平总书记对精准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也有首倡地生动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尤其是在人物选择上，围绕精准扶贫这一核心内容，形形色色的人物轮番登场，相互补充：田金珍、龙献文、谭绍鲜、田昌英等村干部和村民们休戚与共，谱写出一曲曲感天动地的战贫故事，而外来的第一书记、扶贫队员将他乡当故土，视村民为亲人，用功用情忘我奉献，两者共同构成了精准扶贫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村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孤人”龙先兰、身患恶疾的吴添春、八岁就卖菜谋生计的谭艳林是其中的典型。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开展，麻兴刚、石泽林、王少甫等“新乡贤”的加入更让乡村充满了活力与希望。借由这样的人物设置，作者从共时性角度确保了“扶贫志”书写的全面性，让扶贫有了立体感、层次感、系统性。在历时性上，《扶贫志》写出了扶贫工作和脱贫行动的历史和现状，甚至未来。作者不仅注重表现精准扶贫重要论述提出后乡村的变化，也写了精准扶贫的“前史”：田金珍在二十年前为夜郎坪的留守儿童付出的努力、湖南省军区从1998年开始在桑植县的扶贫行动、谭艳林2007年回乡创业用苗绣帮乡亲们增收等在书中都有涉及。随着脱贫攻坚战告捷，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卢一萍也将书中人物对未来的构想如实记录下来。
在写作中，卢一萍没有片面追求故事的趣味性、可读性，而是注重事实的逻辑联系和因果关系，力求最大程度的事实真实。《扶贫志》中，举凡政策、编制、规划、数据、背景资料等信息都充分呈现，事无巨细，严谨准确，具有较强的社会科学色彩。这也应和了茅盾1937年在《关于“报告文学”》中所说的，“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地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解剖”二字深刻指明了优秀报告文学所必备的特质。
列夫•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说：“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情感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传达出来。”卢一萍在创作《扶贫志》时唤起了自己怎样的感情？在《后记》中，他有一段夫子自道：“这么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魂牵梦绕的还是故乡——一片偏远的乡土。因为贫穷，那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一心要逃离、摆脱的地方。”当兵让他离开了农村老家，而在外颠簸半生后，他发现自己内心里依然是个农民，对农村、故乡有割舍不断的情感。带着这样的情感，他踏上了寻访湘西农村之变的路，以图突破“二手故乡”“二手乡村”的局限，将亲身体验汇报给读者。创作主体的情感真实对作品的成败至关重要，虚假的创作情感只能产生虚假的作品。从卢一萍的自白中，我们可以想见他对农村灼热的情感和对于贫穷入骨的痛恨。当然，情感真实不仅与作家的创作态度、立场、情感有关，书中受访者的真情实感更有千钧重量，是那么的催人泪下。除了昂扬向上的一面，他们低沉徘徊、痛苦绝望、挣扎徘徊的一面也被作家真实地保留下来。
在“真”的方面，《扶贫志》内在地应和了“志”的价值追求。在表现形式上，《扶贫志》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史传传统中“志人”的一面，以人带史，又与当代的报告文学文体进行深度融合，塑造人物群像、讴歌礼赞英雄、探寻历史规律，形成了“以人为志”的文体特色，为重大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有益经验。
重大现实题材的创作难度在哪里？一方面难在如何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上，另一方面难在如何摆脱“工程化”写作，让人物鲜活立体、故事生动可感、情节真实动人。看起来是两个难点，实则落脚点都在如何克服现实经验对文学创作的压迫、坚守“文学是人学”的创作原则上。
《扶贫志》选择的典型环境是湘西，既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也是全国脱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具有典型性；典型人物则有不少，如上所述，书中的20余个亲历者各有各的故事，但都十分典型，仅从第一书记和扶贫队员来看，科皮村四位扶贫队员都是硕士，他们活用专业知识搞活经济；红军村扶贫队长杨凯中校有军人的担当和决断，柳暗花明找到靠粽叶脱贫之路；从北京来的二户田村第一书记时鹏，把岳母、妻子和孩子都带来了，在扶贫工作中实现了人生升级。
读《扶贫志》没有劳累和滞涩的感觉，“以人为志”的写作手法将精准扶贫这个“庞然大物”拆解成一个个真实、立体、鲜活的人物，克服了重大题材因严肃、抽象给读者造成的压迫感和隔膜感。细读书中人物的自述，将自己多年来的经历和哀乐娓娓道来，辛酸中流露出幸福，如在目前。作者客观叙述的介入既起到了对人物主观讲述进行串联、补充的作用，同时以实地采访、田野调查的所见所闻传递出湘西大地的今貌。
《扶贫志》既有鲜明的文体特色，也内嵌了作家对真实性、文学性的价值追求，它通过一个个精准扶贫个案，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汔可小康”的憧憬如何变为现实的过程娓娓道来，留下了一份为无数奋斗者和乡亲们存证的时代报告。
作者简介：张鹏禹，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曾于《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作家报》《长江丛刊》《北方文学》《青年文学家》《散文百家》《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刊物发表文学评论多篇。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