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篇”为什么值得一读再读？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民众喜爱读什么样的经典著作，这不仅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也体现社会的意识形态导向，反映一个社会的人民大众的精神面貌，凝聚着人民的理想和追求。
在建党百年喜庆纪念之年，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康沛竹教授和吴波教授合著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研读》一书（以下简称《研读》，笔者注），由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版社出版。这是康沛竹和艾四林教授作为总主编的“毛泽东经典著作研读系列丛书”之一。《研读》一书把毛泽东著作中人们最熟悉的、读得最多、影响最广的、集中反映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的三篇著作合编在一本书里，进行研究导读。这对于群众性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
经典常读常新
毫不夸张地说，毛主席的这三篇著作的写作，正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处于黄金时代的成熟阶段完成的。这三篇著作以白求恩、张思德、古代寓言中的老愚公为光辉形象，生动准确地阐释了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引起几代人的崇敬和学习。
对于我国40后、50后、60后的几代人来说，对于这三篇著作，如果不能说都能做到倒背如流的话，起码也是耳熟能详、刻骨铭心的。因为这三本书的学习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发展和人生的体验，形成了入心入脑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
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常学常新，不断加深体会。一个人从十几岁开始自主地读书，一直到人生的七老八十，甚至百岁以上，尽管在人生的每个年龄段也许读着同一本经典，但体会肯定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人文日新的道理。由于在每个年龄段，自己具有的社会和文化阅历不同，对问题的观察能力不同，读书所得结果也不会一样。这在教育学上应该称作重复教育的意义。
况且教育事业面临的人类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新中国亦如此。前辈有必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这些经典著作，各代的后辈子孙，也都需要学习这些经典著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哪一代也不能没有知识，哪一代也不能没有政治灵魂，哪一代也不能不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不断地出版、导读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就是一件必要的、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事情。
“老三篇”是这样写就的
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3月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家庭，父母亲都是教会牧师。他靠自己打工挣足了学费才上了大学。1914年白求恩读大学三年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白求恩参加了加拿大皇家医疗队，到法国担任战地救护队担架员，曾负重伤。白求恩于1936年11月响应共产国际号召，报名参加了支援西班牙反对佛朗哥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白求恩转辗马德里等地为灾民提供医疗救助。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卢沟桥侵华事件，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白求恩通过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了解到中国情况，毅然决定来中国援助红军抗日。白求恩还带动了40多位当时在西班牙工作的医生一起来中国援助抗日战争。白求恩于1938年1月20日乘船取道香港、汉口，于3月底到达延安。毛主席立即会见白求恩同志。据白求恩战友尤恩回忆，那段时间，“毛主席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到山坡上白求恩的窑洞小坐”。
白求恩对中国抗日医疗事业热心指导，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医疗体制，培养了一大批医务人员，撰写了适应中国需要的医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包括《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移动的伤员急救系统》和《战伤治疗技术》，还撰写了《移动的伤员急救系统》和《战伤治疗技术》等，促进了革命根据地普及基本医务知识、提升医疗水平。他还发明了一些土洋结合的医用设备。至1939年3月，白求恩走遍了冀中军区的六个分区，巡视了各后方医院。
1939年10月底，白求恩在给一位头部化脓的战士手术时，由于没有手套，污染物渗进了他的伤口，危及他的生命。白求恩知道自己生命垂危，提笔给聂荣臻写了最后一封信，安排了后事。1939年11月12日，诺尔曼·白求恩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逝世。11月15日，消息传到延安；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举行追悼白求恩大会；12月21日，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纂《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毛主席为之写了《学习白求恩》一文，后来正式发表时改为《纪念白求恩》。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1944年9月8日，中央警备团举行追悼张思德大会，毛泽东亲临追悼会并作了历时一时半之久的讲话，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意义。
张思德（1915.4.19—1944.9.5），四川仪陇人，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12月参加红军，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央警备团警备班长和毛泽东的卫士。他曾经在严重负伤的情况下冲入敌阵，缴获了敌人两挺机枪。在长征途中，他曾两度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张思德牺牲时只有29岁。
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军队中出现了某些骄气和官僚主义情绪。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打骂士兵等不良倾向。二是当时有不重视生产、看不起平凡劳动岗位的风气，对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据其时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的慕丰韵回忆，“张思德同志牺牲之后，警备团的战士有些议论：‘老红军，经过长征，负过伤，最艰苦的环境都过来了，因到山中烧窑被崩塌的炭窑砸死了，太不值得了！’”为此，毛主席在演讲的开篇直接谈论到生死观的问题，指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重于泰山的，也是死得其所、值得尊敬的。
在延安，一度吃粮困难，经常吃不饱。班里饭来了，张思德常常叫同志们先吃，他提桶去打水，让战士们多吃点。后来，经过大生产运动，物质生活宽裕一些了，开始分饭吃了，他又经常把自己那一份饭匀些给新来的战士。不仅如此，张思德对战士的批评总是耐心讲道理，很少声色俱厉。作为班长，他威信很高，班内气氛也十分融洽。他的行为称得上“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张思德是毛主席欣赏的好干部、好战士。毛主席《为人民服务》这篇讲话，针对官僚主义、军阀作风，强调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同志。“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针对那些看不起普通劳动岗位的倾向，他指出：“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看起来毛主席讲的都是一些正面引导的话语，原来都是具有针对性的论断。这样来理解这篇人生价值观的经典之作，就深刻多了。
《愚公移山》是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闭幕词。党的七大召开的时间，处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之间，两次国际首脑会议除了请求苏联对日出兵以外，基本内容是安排战后的世界格局问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完全胜利。
在国内，蒋介石早在1943年就抛出《中国之命运》，其基本立场和主张就是消灭共产党、实行独裁。《中国之命运》中竟然公然污蔑中国共产党是“军阀”或新的“封建势力”。这引起共产党人的批判，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发表《质问国民党》等文献。
随着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走向胜利，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扶蒋联共抗日”转向“扶蒋反共”。赫尔利接替高思出任美驻华大使。其任务就是帮助国民党完成统一。为了实现这一使命，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携带着与蒋介石共同草拟的《为着协定的基础》文件来到延安。至1944年11月10日，赫尔利经过与中共方面四次会谈、最终达成《延安协定草案》。但这一协定草案却遭到国民党政府拒绝，赫尔利调解以失败告终。
因此，1945年6月，七大确定的党的政治路线，就是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所总结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作为一篇经典的闭幕词，以“愚公”明喻中国共产党人，以“上帝”隐喻“中国人民”，以不断挖山感动上帝移山的行为比喻中国共产党以先锋队的觉悟带动人民觉悟一起奋斗。另一方面，也以“智叟”为反面典型，强调要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直到今天，中国人民在重大关头还是习惯于信心百倍地迎接一切挑战，并坚定不移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老三篇”的出版价值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篇著作呢？因为这三篇著作具有鲜明的两个特点。先说第一个特点：短小精悍、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便于理解掌握。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章一般都有这个特点。由于他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又深谙马克思主义的文风，文章写得精炼而实在。看起来都是平民言语，听起来都是工农大实话，实际上其中渗透的哲理十分深刻。
《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两篇著作都不到一千字；《愚公移山》较长些，但也不到两千字。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人们不会忘记邓小平晚年在视察南方谈话中的一句话：“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60年代，广大群众对这三本书阅读量最大，不是偶然的。根据一项不完全统计，1966-1968年这三篇著作的汇编合订本、单行本的出版总量达20亿册。这个出版量恐怕是史无前例的。毛主席这三篇著作在中国人民大众中的广泛传播也影响了世界。据统计，这三篇著作出版过80多种合订本，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出版。日本东京书店、大安书店都于1967年以《老三篇》的书名出版了这三篇著作的合订本。丹麦未来出版社1967年也出版了丹麦文版《老三篇》合订本。
毛泽东逝世之后，许多国家的学者、群众把中国外文书店的毛主席著作几乎抢购一空。“老三篇”篇幅短小，但其思想精神财富的载重量却超过了许多大部头的著作。胡乔木曾指出，“毛主席的著作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是《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几篇。许多学毛主席著作的模范都是学这几篇文章开始的。”胡乔木同志的这个概括是符合实际的。
“老三篇”中的人生价值观
2018年7月4日，《光明日报》摘编发表了《毛泽东研究》杂志的文章，指出：“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和党性修养是其能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基础。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所写的《纪念白求恩》论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品质，《为人民服务》论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愚公移山》论述了在困难面前‘去争取胜利’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实践证明，‘老三篇’影响、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重温‘老三篇’丰富的思想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早些时候，2006年，上海的东方网《社科评论》栏目刊出了缪迅的署名文章指出：“相信如今四五十岁以上的大多数中老年人都还记得‘老三篇’这个专有名词的由来。‘老三篇’这个专有名词的发明应该说来自于群众……笔者近日重温了一下‘老三篇’，可以说百感交集，倍觉亲切。由衷地感到：‘老三篇’里所高扬和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品格’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愚公移山意志’和当今我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可谓一脉相承、相映生辉。时间的推移，并未使‘老三篇’显得过时。”
由于“老三篇”是集中涉及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的著作，把人生价值观的方方面面集中在白求恩、张思德、老愚公三个榜样身上，便于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理解，社会影响必然非同一般。
当年雷锋同志在日记中就记录了学习这三篇著作的体会。1961年9月22日，雷锋写道：“毛主席写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我早已读过，并为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感动得流出了热泪，对我的教育和启发特别之大。白求恩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鼓舞和鞭策了我的进步，使我所取得的收获不小。今天副指导员又给我们上了这一课，我又反复地看了数遍，所受教育更为深刻。”1961年10月3日，雷锋又写道：“人生总有一死，有的轻如鸿毛，有的却重于泰山。我觉得一个革命者活着就应该把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为人类解放事业——共产主义全部献出。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当祖国和人民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我就挺身而出，不怕牺牲。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这显然是他学习毛主席《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的体会。
习近平同志的青年时代也有学习“老三篇”等毛主席著作的经历和体验。同习近平同志一起去延安梁家河插队的同学张春富回忆那时的学习生活，他说：“社教运动的时候，我们就都聚集在一间窑洞里面，点着马灯，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有的时候念念老三篇，有的时候念念报纸，讲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那时候，我们学这些东西一点都不烦，还是很有积极性的。”
2017年8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时的即席讲话中提到了张思德、白求恩等榜样。他指出：“希望大家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高尚的人。同志们现在从事的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在这里工作，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榜样是谁呢？张思德、白求恩、焦裕禄、麦贤德，有历史的楷模，也有时代的楷模。这些人都是在普通的岗位上，但他们有一颗金子般发光的心，我希望同志们的参照系就是这些楷模。”
在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他在讲话中提到了“愚公移山”。他指出：“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对党内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还是反腐败的斗争，无论是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成果还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无论是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与他自青年开始就牢固树立的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思想上的总开关”
所以，这三篇文章的特点就是集中解决人生价值观的根本问题，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说，都是针对着人们“思想上的总开关”，特别是人生价值观的问题。
鉴于“老三篇”的内容是集中解决人生价值观问题，《研读》的导向即把这个抽象的问题尽量掰开了、揉碎了，引导人们由浅入深，由较具体的形象思维，逐步去体悟深层次的系统理性思考。
《研读》把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分解为当今青年人的时尚话语，讲清诸如生死观、是非观、人才观、工作观、奋斗观、人民观等具体内容，然后再将其汇集到人生价值观，最后导向世界观的理想信念高峰。这样就增加了吸引力、亲和力，减少了说教色彩和抽象思维的逆反心理。
《研读》先后提出分析了共产党人的各方面人生价值观的表现。
在《纪念白求恩》中就有：“事业观”：“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工作观”：“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职业观”：“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
在《为人民服务》中就有：“宗旨观”：“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生死观”：“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是非观”：“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团结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形势观”：“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同志观”：“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在《愚公移山》中有：“奋斗观”：“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人民观”：“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主流观”：“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
把具体的人生观念讲准确、讲清楚，然后汇合成为党的主流人生价值观的系统观念，进而追索到支配这一人生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及其最终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这就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亲和力。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