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意蕴“革命叙事”的诗学建构
首先，纪实与虚构交相辉映的叙事诗学建构。熟悉季宇的人都知道，其文学创作擅长两副笔墨：虚构与纪实。虚构类如《新安家族》《当铺》《最后的电波》《金斗街八号》《猎头》等，从先锋笔法到现实主义书写，均有广泛而深入的涉猎，在家族、革命、历史、现实等题材领域颇多建树。纪实类如《淮军四十年》《段祺瑞传》《燃烧的铁血旗》等，亦取得了重要收获。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群山呼啸》则建构了融纪实与虚构为一体的革命叙事诗学：历史背景、时空框架、事件、人物等很多都是历史的真实，但这部小说却不是纪实叙事，而是将纪实性元素有机地融入虚构的叙事情节和链条中，不仅具有历史的真实感，也深具历史的真实性。
因此，季宇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多次赴大别山区实地采访，查阅了数百部革命历史的书籍资料，在创作之前做了大量的“功课”。这些硬核的功课，让小说的叙事建基于深厚的历史真实土壤之上。小说中的主要地点“霍川”是虚构的，人物贺文贤、贺廷勇、龚雨峰、彭兆栋、卫登辉等是虚构的，贺、卫两家的家族情仇也是虚构的。然而，这些虚构的故事、情节、人物的后面却是真实的历史场景。小说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和革命斗争、主要的历史人物，比如小说中大别山区的立夏节起义、六霍起义，小说中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我党的主要人物等，都是真实的。《群山呼啸》让虚构和纪实不着痕迹地交融在一起，两副笔墨交相辉映，获得了叙事美学上的成功。
其次，革命涵纳家族与个体命运的叙事追求。有评论称《群山呼啸》“重温《白鹿原》式宏大家族史诗”，此言不谬。可细究起来，《群山呼啸》的家族叙事和《白鹿原》的家族叙事表面上看有其相似性，实际上二者在叙事追求和美学呈现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白鹿原》的叙事主体是家族史，在陕西白鹿原上生活的白、鹿两大家族因为时代的沿革和革命形势的变化，上演了家族兴衰及家族中个体命运的变迁史。在此过程中，儒家文化的式微、传统家族文化、血缘、宗法、伦理的崩塌，是小说叙述的重要叙事指向。小说中的革命叙事，尤其是小说中白、鹿两家后人在汹涌而至的革命形势面前所走的不同道路及其命运，不是为了表现革命的正当性、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而是为了展现革命到来后家族及其成员的历史命运。在叙事诉求上，家族叙事才是核心。从小说的命名就可见叙事诉求的不同。《白鹿原》侧重于渭河平原白、鹿两个家族的生存史，进而通过家族史隐喻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命运史。
《群山呼啸》虽然也是以贺、卫两个家族的恩怨情仇为线索，也貌似在革命情势下演绎贺、卫两个家族几代人的命运，但其叙事追求却并不在此。小说侧重于表现大别山群峰中蕴藏的澎湃革命理想、激情和力量，所以小说名为“群山呼啸”。从叙事诗学上来看，家族叙事尽管是小说的主线索，但并非是叙事的根本目标。小说中的家族及其家族中的个体命运叙事服膺于革命叙事语法，即革命涵纳家族及其个人命运的叙事诗学。
再次，人物带动情节、故事的非线性叙事。小说的结构没有采用线性的情节故事，而是采用以人物为中心的“团块状”叙事，这与习见的故事叙述有很大的区别。
这样的叙述，一方面凸显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带动了故事，主要人物性格鲜明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主要讲述了两代人的革命道路和故事。“爷爷”贺文贤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灵魂裂变和精神涅槃。“大伯”贺廷勇则是年轻一代的革命者，直接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小说的最后两代革命者终于在抗战的时代形势下历史地合在了一起，完成了精神信仰的汇聚。另一方面，人物带动情节的叙事，为了让人物的经历、故事的交错不致紊乱，当以人物为章节的标题时，都明确了具体的时间，这些章节并非是按照时间顺序线性排列的，而是时间随着人物故事和情节的变化交叉、往复、重叠或有意并置。小说从“大伯/1926年”开始，中间穿插“太爷爷”和“奶奶”的经历和历史事件，让历史回到晚清时代的家族恩仇。显然，这样的非线性叙事赋予了文本比较大的叙述自由度，并且每个章节的故事留有悬念或伏笔，其草蛇灰线在通读全文后才能意脉贯通。
与此同时，小说采用了贺家第四代子孙“我”的叙述视角，通过“我”的讲述和追溯将革命年代的信仰、理想、人物、故事和当今时代产生意义关联，从而让历史照进现实，这样的书写不仅仅是更加亲近的体验式叙述或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更是让历史和现实产生映射和互文，从而让历史的正当性、复杂性、苦难性、艰巨性具有重要的现实认知和启迪的意义。
革命历史的当下叙述，在今天的思想语境建构中尤为重要。如何让革命历史所蕴藏的思想、精神、信念以审美感知的方式融入大众的心灵，是当下文学直面的重大课题。季宇最近几年在革命叙事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最后的电波》《金斗街八号》，还有这部《群山呼啸》，都以非同寻常的艺术完成度实现了革命历史的崭新叙述。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