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新强:《晚熟的人》阅读笔记
1、《左镰》:莫言对“打铁”情有独钟。铁匠一行不仅为乡民打造实用的农具,更形成一出热烈的劳动场面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本来和谐的妙趣横生的渲染到位的“打铁”画面,因为田千亩提出的一把“左镰”而被打破,从而引发出一段牵肠挂肚的恩怨纠葛。本来儿童之间的无意之举,却引出不可挽回的悲剧;本来成绩优异的田奎,沦为默默承担的割草少年;面对所谓的“克夫命”,又是坦率欣然地接受。看起来锻打一把左镰,本质上修炼一种人生。面对生命本身的残酷,生命的过程却可以选择温柔,正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莫言一贯的残酷叙事无论程度如何,终究为了实现恩仇并泯的精神旨归。
2、《晚熟的人》:当年以鲁钝而著称的蒋天下,不仅时来运转成了老板,而且文化水平显著提高。引经据典,出口成章;脱胎换骨,无限风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运筹帷幄,名副“天下”。“我”回家乡,感叹过往;面对乡民,超出想象。自我调侃,不如对方;文化搭台,经济演唱。从政治社会到经济舞台,从政治中人到经济中人,莫言发现了“晚熟的人”。“晚熟”的品种独具特色:他人聪明伶俐,“晚熟”又傻又呆;他人心机用尽,“晚熟”灵魂开窍。早熟早衰,晚熟晚衰,早熟晚衰,晚熟早衰,其中滋味,谁能说得开?家族遗传还是时代使然,也无从判断,反正不是自己说了算。
3、《斗士》:曾经的党支部书记方明德,类似于《生死疲劳》中的洪泰岳。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是斗争思维始终不变。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名曰“武功”的单身汉。和有因有果的人斗,也和无缘无故的人斗,竟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从来不把自己当人看的争强斗狠,反而成为生存的手段和制胜的法宝。在那个产生斗士的年代,武功是斗士,方明德也是斗士,还有形形色色的其他斗士。而无论方明德还是武功,又并非大奸大恶之徒,反而给人留下可以讨论的余地和可以思考的空间。莫言发现了“凶残的弱者”,在揭示“斗士”心态的同时,也包含着复杂而深刻的超越性理解。
4、《贼指花》:“贼指开花,有无可替代之美”,也有无可替代之阴影。一场笔会,萍水相逢;粉墨登场,百态人生。假戏真做,贼喊捉贼;钱包失踪,人性贯通。那个正气凛然的笔会组织者、身手不凡的反扒大哥、慷慨激昂的前公安刑警、写出凄美《贼指花》诗作的柔情诗人,却是逢场作戏的表演者、情仇恨债的制造者、混淆视听的隐身者、地地道道的偷窃者。如果没有后续的文学培训班,恐怕一直谈笑风生地欺骗,永远都不能被发现。和那个“能空手捉苍蝇的高手”,仿佛毫不相干。莫言笔下的人性的两面性,所谓的“抓贼”和“做贼”,天衣无缝地并行不悖。所谓“贼指花”,本就太可怕。
5、《等待摩西》:出身基督徒之家的柳摩西在“文革”时改名柳卫东,因卖力批斗爷爷柳彼得而成为大义灭亲的英雄。看前者,神秘失踪三十年,绕了一圈回原点;看后者,活过百岁,无疾而终。与其说柳彼得的行为选择是以上帝的名义为自己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倒不如说经历过“文革”的他再也不相信人性了,因为连自己的孙子也可以礼数丧尽而肆意妄为。如果没有对于人性之恶的基本理解,恐怕柳彼得也不会如此不同寻常而且健康长寿。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受尽磨难的马秀美永不放弃、痴心等待、幸福接纳?不能怀疑其基督信仰的真实意义,因为对常人而言并不容易。莫言在这里也不过是呈现,而并非评判。
6、《诗人金希普》:像金希普一样游走于所谓的“上层”和“下层”之间,极尽攀附之能事,极尽真切之炫耀,充分挖掘信息不对称,擅长利用心理之缝隙,获取最大的生存空间,在哪个时代都大有人在。金希普特意写给“我”的古风,不仅构成小说的结束语,更是形容人生的总结语。从卖唱乞讨到时来运转,从名利双收再到千万唾嫌,哪有什么因果和道理可言。人生无常,这是作者的自我清醒,又何尝不是生命的普遍规律;世事虚幻,哪里是什么古风新韵,简直是《红楼梦》的精神流脉。其间既有儒家的入世,更有佛家的看破和道家的修行,但终究乃是虚幻之虚幻。历尽悲欢离合,即便诸般牵挂,也要全部放下。
7、《表弟宁赛叶》:像宁赛叶一样的总是自命不凡、自视甚高,总感觉怀才不遇、大材小用,总以为生不逢时、看穿世界,然而却又自暴自弃、一事无成,如此之人也是屡见不鲜。借表弟宁赛叶之“胡言乱语”及其所谓的“黑白驴”形象,作者阐述了自己的时代之思:“这个年代,容不下黄钟大吕,只能让狐狸社鼠得意横行。”那头“黑白驴”,黑白不分、阴阳不分,恰恰构成人生面相之一种。莫言总是如此敏锐地观察着时代,并将其形象地修辞出来。看起来不过是宁赛叶的无稽之谈和激愤之辞,实则却是“我们”的共同感受和时代表征。而且,还难以做出较为明晰的价值判断,显示出不确定性的两难。
8、《地主的眼神》:那个具有地主成分的孙敬贤,其割麦技术无人能比,他首先是一个好农民。土地是农民的基础,更是地主的基础,没有不爱土地的农民和地主。地主就是地的主人,不想当地主的农民不是好农民,更不用说地主了。孙敬贤虽然是地主,却没有阶级斗争教科书中所谓的劣迹斑斑,至多也就是“我”对他的侧面印象,而且还不无羡慕嫉妒恨的因素。因为“我”竟想与他比赛割麦,殊不知完全自不量力。“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既是文学创作原则,也是人性辩证法。在巨大的历史转换和复杂的伦理是非面前,本来界限分明的人性选择反而善恶难辨。
9、《澡堂与红床》:三十多年前,如果洗上热水澡,地位一定超级高。如今都有太阳能,反而感觉不过瘾,洗澡还得在大池子里泡。澡堂里的世界袒露相见,总是让人一直怀念。其实洗的不是澡,而是人生的多和少。棉花加工厂的工友们再度出场:莫回首,有喜有悲也有恶作剧;再相会,有情有义也有不平处。当年盛名远扬的棉花厂,不过如今的一个大澡堂。除了洗澡,还有洗脚。洗澡的时候高谈阔论,洗脚的时候不知所云。人情依旧,旧事重提;时世变迁,尽收眼底。成败得失,皆成过往;澡堂红床,无非转向。生命行程,谁主沉浮?小人物还是大首长?
10、《天下太平》:三十年前《食草家族》的“二姑随后就到”中的“二姑”从小像鳖一样咬人,这里的小奥还真被鳖咬住了,最后摆脱困境的方式竟如出一辙。不过,被老鳖咬住手指的留守儿童小奥,尽管疼痛难熬,却没有抱怨丝毫。除了因为从爷爷和奶奶嘴里听过的鳖精故事涌上心头,更有孩子心目中的朴素的因果报应。儿童视角折射的时代风貌无需修饰,诸如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隐秘的人情世故等,反而真实无比。手机时代的生活方式也显而易见,动辄通过录视频而实现证据的保存和问题的监督甚至顺利解决。今天的轰动事件已经不是加工和滞后性的,而是原初和即时性的了。莫言的创作,一贯注重如何介入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总是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风向,呈现出新的精神特征。
11、《红唇绿嘴》: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故乡》,人物之间也有可圈可点。“我”由京返乡看望病中父亲,相遇当年的覃桂英、如今的“高参”。从见面握手到高扬人权再到自诩不过一个为弱小者争利益、为受害者鸣不平、为乡村社会代言的知识分子,“高参”的确不一般,已经不是传统乡间的农民形象了。政治年代革命高潮中善恶交织、命运起伏的覃桂英,已经与时俱进为经济年代网络高潮中真假难辨、游刃有余的“高参”。新农村之所以新,更重要的是新人,莫言发现了互联网时代的农村中的“新人”。只不过,这类“新人”所谓的深谙网络之道,所谓的充分利用“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有宽阔的缝隙”,所谓的“卖谣言”,又何尝不是一把双刃剑?
12、《火把与口哨》: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祝福》,祥林嫂也是先没了丈夫,又被狼衔去了儿子。尽管三婶英明远见,但同样难逃命运多舛,父母、丈夫、儿女一一离去。父母用心良苦,告别世界时留下特殊遗书,不忘给女儿创造生路;因为三叔的天性善良而娶到美丽的三婶,又因其出神入化的口哨技艺而顺利拉回嫁妆,也是因为共同的口哨爱好使得三叔和三婶的感情更加悲壮;一双儿女的意外夭亡则让三婶彻底绝望。伴随其间的“沙窝五耳”与见证者和参与者小光,同样动人心肠。在用火把杀狼复仇后,三婶再也生无可恋,平静地离开人世间。莫言沉入往昔的无限回忆,在革命情境和伦理道德的既相互影响又各自独立的关系中,表达神性的光芒,寄托民间的理想。
总体而言,《晚熟的人》依然源自于那始终刻骨铭心的“故乡人事”及其历史回溯。究其内在立场,除了传统的民间伦理道德,还不难发现儒释道耶的精神流露和鲁迅先生的精神线索。比如《等待摩西》中的耶稣信仰启示,比如《诗人金希普》中的儒释道文化寓意,比如《红唇绿嘴》《火把与口哨》中再次体现对鲁迅先生的致敬。莫言的创作总是密切关注时代变迁中的人性特质,尤其注重人类文明思想和终极文学精神的借鉴与吸收,同步成就并展现出独树一帜的主体自觉意识。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