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诗《钓鱼城》：特异面貌与总体性诗人
一
在写作越来越碎片化的整体时代情势下，我们急需“总体性诗人”来应对阅读和写作所面对的整体焦虑。
今天，能够旷日持久地坚持精神难度和写作难度的诗人实属罕见。更多的情况是，你总会发现你并非是在发现和创造一种事物或者情感、经验，而往往是在进行互文意义的复述和语义循环——甚至有时变得像原地打转一样毫无意义。成熟的诗人会变得更为焦虑：一首诗的意义在哪里？一首诗和另一首诗有区别吗？由此，诗人的“持续性写作”就会变得如此不可预期。而在一定程度上长诗可以作为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综合性指标。尤其是在“个体诗歌”和碎片化写作近乎失控的时代正需要重建诗歌的整体感和方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诗歌精神立法者的出现。
赵晓梦1300行的长诗《钓鱼城》则是近年来不多见的在诗歌写法上具有某种发现性的作品。这首长诗印证了一个当代诗人与历史化传统之间的深入互动和对话关系。
从一个更长时效的阅读时期来看，长诗与总体性诗人往往是并置在一起的，二者在精神深度、文本难度以及长久影响力上都最具代表性。显然，长诗《钓鱼城》印证了赵晓梦作为一个“总体性”诗人的努力与尝试。与此同时，每个诗人和写作者都会在现实、命运以及文字累积中（尤其是长诗）逐渐形成“精神肖像”乃至“民族记忆”，尽管这一过程不乏戏剧性甚或悲剧性。
尤其对于赵晓梦而言，这首长诗写作是旷日持久的，正如他在《一个人的城》中自述，“生平第一部长诗，一千三百行《钓鱼城》终于写完了。在九月一个细雨绵绵的夜晚。自中午开始蔓延的酒意还未散去，又增添了几分小感动。但那个夜晚，我终于睡了一回安稳觉。”
这首长诗《钓鱼城》使得赵晓梦的诗歌特质和诗人面目更为清晰，也更具辨识度。质言之，一个诗人的区别度在任何时代都是至为关键的，而诗歌评价尺度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综合系统，必然会涉及美学标准、现实标准、历史标准和文学史标准。即使单从诗人提供的经验来看，就包含了日常经验、公共经验、历史经验以及语言经验、修辞经验在内的写作经验。评价一个诗人还必须放置在“当代”和“同时代人”的认知装置之中。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在“同时代”的视野下一个诗人如何与其他的诗人区别开来？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尤其是具有“求真意志”和“自我获启”要求的诗人必须首先追问和弄清楚的是同时代意味着什么？我们与什么人同属一个时代？因此，从精神的角度来看，诗人持有的是“精神成人”的独立姿态，甚至在更高的要求上诗人还应该承担起奥威尔意义上的“一代人的冷峻良心” 。
二
赵晓梦体现在《钓鱼城》这一长诗中的写作之所以说具有发现或开创性，是因为这是三重奏、独白体的命运史诗、精神史诗和心灵史诗。此处使用的“史诗”更多指向“历史”和“长诗”的结合，而并不是我们惯常意义上的“史诗”概念。
该长诗对应的是长达三十六年的钓鱼城保卫战。“钓鱼城”在赵晓梦的长诗文本中已经不再是符号化和抽象化的历史空间，也不是现实地图上的那个小小的标点或者旅游者眼中的惊奇之地，而是具有了个体主体性前提下的地方性知识和精神构造。这是时间化的空间，是历史构造本身。钓鱼城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已经成为了具有对话和召唤结构的精神共时体，是时间、空间和人三者之间的深入互动。
赵晓梦的长诗《钓鱼城》不再是传统诗学的“以诗为史”或“以史为诗”，也拒绝了全知全能的宏大历史判断，而是体现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以及精神复原的能力。
我这里提到的“史诗”更多是指涉面对历史的文本，是抒情化的东方叙事类长诗。这体现了诗人的历史态度和写作态度，即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个人化历史的全景展现。诗歌中的“历史”并不是史传中的史实，而是语言化和精神化的“现实”。质言之，诗歌视界中的历史既是修辞问题又是实践问题，这可以具化为题材、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可写的和不可写的、允许写的和不允许写的。诗歌的“历史功能”是以语言为前提的，正如英国诗人艾略特所说，“诗人作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在表现别人的感受的同时，他也改变了这种感受，因为他使得人们对它的意识程度提高了”。而《钓鱼城》的“历史叙事”就十分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即诗人的个体主体性、精神能力以及重新组合历史的能力。
这首长诗中无疑有一些属于“失败者”的角色，失败者似乎总是历史的相伴相生之物，正如罗马尼亚诗人齐奥朗所说，“我总是热爱眼泪、天真和虚无主义；爱那些无所不知的人，也爱无知而有福的人；爱失败者和孩童”。
这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诗，而是抒情化和个体主体性极其强调的带有叙事因子的诗，整个意象和场景以及空间繁茂而富有弹性、诗性和张力。三个核心人物构成了三个声音主调——类似于舞台上的独白，各自支撑而又相互独立，从而形成了区别于传统叙事长诗写作的非重心抒写。这是诗性和抒情调性的历史话语，注重人物的命运和灵魂的立体化呈现。与此同时，这是精神剖析式的长诗，人物的精神困境和灵魂渊薮得到了最大化的揭示。这使得主次、明暗、高低和正反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的，是立体透视和散点透视的结合。
三
赵晓梦在这首长诗中呈现的是时间化的历史、修辞化的历史和精神化的历史。赵晓梦没有充当一个惯常意义上的结构者或者解构者的角色，没有求证历史的细枝末节，也没有穷尽个人能力去解释历史的吊诡和复杂，因为他们都不是历史本身。这是叙事的抒情化和历史的命运化，既是人物独白又是咏叹调。
赵晓梦的这首长诗印证了诗歌不是真理，也不是常识，而是个体的精神认知方式。李敬泽认为赵晓梦这首长诗的选材非常好，他曾表示：“我们民族的历史中有很多至今不为人熟知的英雄业绩，‘钓鱼城之战’就是其中之一，它在一个世界规模的事件中发挥了影响，一根钓竿钓起了世界，它值得被书写。诗人赵晓梦做了个‘大梦’”，“对历史上这样一个非常宏大、复杂的大规模事件进行创作，很有挑战性，但赵晓梦用了一个很巧的办法，史诗包含着大规模的人类行动，是大规模的人类行动的记忆。行动包含着叙事，你就要讲事。现在不仅不是讲事的问题，赵晓梦把笔都放到了每个人的内部，也就是说对人的外部的观察度舍弃了，直接从内部去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胆和非常有意思的办法。”同时，李敬泽也从更高的要求出发指出赵晓梦的《钓鱼城》还没有写完，值得反复地深化和不断地去完成，“像《钓鱼城》这样一个伟大史诗值得反复斟酌、反复去写、反复发现。目前这个《钓鱼城》是第一版，甚至可以写到二、三、四版，写到60岁。到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一部真正的铭刻着我们民族的伟大的业绩和记忆的，同时又蕴含着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时间、空间、历史、文明、生死等等一系列基于我们民族生活的深刻思考的伟大的史诗，我们非常期待。”
从思想意识和语言能力的方向来看，长诗《钓鱼城》也是诗歌作为“精神事件”的写作，这凸显了一个诗人的精神词源。英国马克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曾经提出“文学事件”的概念，这涉及语言和经验、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者‘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是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经验。”
诗歌写作之所以构成“语言事件”和“精神事件”，其核心就在于对精神自我以及诗人与世界和历史的重新发现。“精神事件”总是需要一个个场景、物象以及人物来支撑的，这些相关的物象或心象既可以是历史的又可以是虚构的，它们需要用精神予以深度关联。这在长诗《钓鱼城》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
这个时代的诗人不应该满足于写出一般意义上的“好诗”，而是要写出具有“重要性”的诗。这也是对自身写作惯性和语言经验的不满——这关乎自我认知度，就像晚年的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一样，其目标在于写出《白鹭》这样的综合了个人一生风格和晚年跃升的总体性作品。在一首终极文本中，我们同时目睹了一个“诗人中的诗人”的精神肖像和晚年风貌。
我们需要的是这个时代具有启示录意义的诗歌，显然赵晓梦的长诗《钓鱼城》正在朝这一写作前景努力着。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