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暌违八年，期待是否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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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总是一位令人期待的小说家。尽管新世纪以来的两部长篇小说《兄弟》和《第七天》毁誉参半，引发了巨大争议，但读者和文学界对他仍报以极大的热情与期待，《文城》刚一出版，我就接二连三收到同行谈论这部小说的微信，尽管褒贬不一，但它显然还是启动了大家的阅读兴奋。大概因为，小说家余华实在是一代人坚固的文学记忆，很多当下活跃的中青年作家的文学趣味甚至写作价值观的构建，都曾多多多少受其影响。以我身边最熟悉的四位小说家为例，他们的年龄结构分别是“65后”、“70后”、“80后”，居然每一个人都曾兴致盎然地向我讲述过余华之于他们的重要意义。其中有位“70后”作家，与他的结识就因为2006年我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兄弟》评论，而后某个下午，一位陌生老兄敲开了我在河北省作协的办公室门，点名要找“那个批评余华的人”理论。于是，在对余华“挑剔”与“捍卫”的回合中，我们不打不相识地结下了深深的文学友谊。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个人投向余华小说的目光里更多是的怀疑和挑剔。而后伴随着十几年不断的阅读思考与个人成长，我对“先锋文学”和余华的认知和理解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加深和修正的过程，必须承认，我的很多想法在发生变化，持续被重新说服，但有一点却始终坚持：所谓“先锋”，它意味的不是“终成正果”的经典作家作品，而是一种文学史命运，他们走在时代的前面，追求的却是被时代所淘汰的终极命运。当许多作家热情洋溢地阅读和谈论余华，甚至从模仿他开始自己的小说写作，其实他们心向往之的，不仅是一种讲述世界的个人化风格，更是80年代语境下余华展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叙述态度与叙述方式”的颠覆姿态，是对既有写作成规和文本模式挑战的那种“攻击性”。
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期待余华，我们究竟在期待什么？我想读者们肯定不会满足于他写出了一个传奇曲折的故事，今时今日有太多的文艺产品可以满足这样的阅读需求，不必非寄此希望于余华。这期待中可能多少包含着一点怀旧的惦念，想在陌生的人物情节中重温一下余华高辨识度的气息和腔调，郜元宝先生当年为《兄弟》“辩护到底”时就表示“欢迎余华的重复”；但最期待的还是他能再次突围当下普遍平庸和匠气的叙事惯性，将“先锋”作为一种文学和精神资源、一种写作的自我要求，对今时今日的文学现场重新造成冲击。这才是读者心目中，余华继续成为余华所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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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城》处理的是一个世纪前风雨飘摇、百感交集的时代经验，“清朝灭亡，民国初立，军阀混战，匪祸泛滥，民不聊生”。这是当代小说家们偏爱的历史时期，其间剧烈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以及特殊环境下集中而淋漓显形的情感与欲望，都为写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戏剧和人性张力。这是一个国家、民族，一个大群体的共同际遇。《文城》中，无论来自北方的手工匠、南方小镇的乡绅，佃户、农夫，男人、女人，枭首、群匪，无一例外地在时代漩涡中被摆弄和吞噬着，每个人都不得善终。这当然又是极具个人性的具体经验，裹挟在时代风云中的世相和欲念，在逼仄的环境下穷形尽相。
文本中弥漫着熟悉的气息，故事在南方的背景下展开，那个为余华一直提供着经验、情感和趣味滋养的南方；讲述的主线索仍旧是中国式的苦难，那些生离死别，接二连三的失去；文本中仍然穿插着关于鲜血与暴力浓墨重彩的场景描写；余华的个人化语调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高辨识度，那本就是他面对世界时的基本表情和抵达各种叙事目的的有效途径。
以往作品中，历史与现实往往只是余华叙事时心领神会又语焉不详的背景和底色。而从《兄弟》开始，这个“背景”越来越成为余华小说表达的本身，与他的人物们共同构成小说重要的书写对象。在《〈兄弟〉创作日记》中余华说：“寻找一个角度来叙述的小说，我称之为‘角度小说’，往往可以舍弃其他，从而选择叙述的纯洁。可是正面叙述的小说，我称之为‘正面小说’，就很难做到这样，这样的小说应该表达出某些时代特征……‘角度小说’里的时代永远是背景，‘正面小说’里的时代就是现场了”。显然余华是按照“正面小说”的路数来写《文城》，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叙事耐心娓娓道来，小说从主人公林祥福的身世来历写起，他一路南来的“寻妻”之旅，串联起上世纪初南方小镇上的风土人情和烟火气，以及乱世中的英雄气短和儿女情长。不同于以往作品明显的“主题先行”，《文城》的文本在不同的方向上用力伸展着枝杈，故事的起承发展中还穿插着大量的停顿与闲笔。读完，我们也没能从中轻易地得到显而易见的主题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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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城》似乎不可避免地要被拿来同《活着》进行比较。
我注意到，随书夹赠的书签上印着一余幅余华画像，画中余华的上衣正面赫然印着两个醒目的大字“活着”——这是在暗示“活着”已经同小说家余华彻底地互为表里？作为迄今为止被阅读、研究、传播和翻译最充分的作品，《活着》是余华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和成就巅峰，对后来的写作者们造成了影响和影响的焦虑，其实余华自己，何尝没有被笼罩在这道浓密的阴影之下？确切地说，《活着》之后余华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写作，都难以摆脱这样一种比较。人们批评《兄弟》时会说“对于写出过《活着》这样作品的余华来说，这次的小说为什么会写得这么差？”评价《第七天》的时候则喟叹“这还是那个写《活着》的余华吗？”而这本身就成为了余华现在写作一部新小说时所要面对的巨大难度之一吧。
《活着》讲述了人怎样去承受巨大的苦难，福贵经历了破产败家，经历了身边亲人一个接一个地死亡，在巨大的灾难面前，福贵和余华的讲述声调都是低沉却平静的。余华一直致力于写出的就是中国式的苦难和残酷，以及面对苦难的方式，《活着》中描绘的是承受，是“精神胜利法”式的吞咽和“乐观”，《第七天》中则安排了“死无葬身之地”，走向了更为彻底的虚无和虚弱。而《文城》中，命运降临时人物们开始有了不甘和挣扎，甚至是拼死一搏的奋战到底。《活着》中“人是为了活着本身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的”，《文城》中笔墨最浓之处恰是“活着”之外的其它种种追寻和探求，要找回亲人、情感、信义，要报恩也要报仇。这是否意味着余华叙事立场的一种变化？福贵一直在自我讲述，《活着》刻意选取第一人称叙述，“福贵的讲述这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这其实内含着作者最基本的叙事立场——他想用一种“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最深沉的感动和温情也在这一刻发生，这大概足以解释，为什么余华的小说中总是死亡鲜血与温情同时蓬勃地生长着。而《文城》以一种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进入人物的故事与命运，尤其是那个结构上精心设计的《补》，所展现出来的文本面貌对应的正是随叙事立场改变而重新选取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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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评论家朋友发来吐槽微信：“《文城》中的故事算不算是’一个媒婆引发的惨案’？一个职业媒婆难道在做媒之前连女方是否聋哑都没打听清楚？还有，明明知道顾同年嫖妓，为什么林祥福还非要把女儿嫁给她，并不惜让陈友良再次背井离乡，这与前面反复渲染的兄弟情意矛盾了吧？林祥福对小美莫名其妙的一再包容，这也太假了吧？情节设计连基本逻辑都不顾吗？”一向在意文本细读的她，手明眼快地拎出了小说中的叙事逻辑的诸多漏洞。这也正是我阅读《文城》过程中不时感到的不适。小说的诸多设置和设计中，人物的偏执、情节的离奇等等未必都是毛病，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未必需要与现实逻辑、生活逻辑一一对应，关键在于作者在整体上打算如何设定这个文本与现实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余华自己早已经论述地再明白不过，他说过“在一开始，作家就必须将作品的语感、叙述方式和故事的位置确定下来。也就是说，作家在一开始就应该让自己明白，正在叙述的作品是一个传说，还是真实的生活？是荒诞的，还是现实的？”《文城》明显还是一部相对依赖经验和现实感的作品，那么，如果没有足够的铺垫，人物的行动将会因为缺乏有效的生活逻辑、文本逻辑的支撑，而显得单薄甚至虚假，小说的魅力与说服力也将因此而大打折扣。
“余华从来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他的力量在于纯粹，当他在《活着》中让人物随波逐流时，他成功了，但当他在《兄弟》中让人物行动起来、东奔西跑，做出一个又一个选择时，他对人在复杂境遇下的复杂动机并不敏感，他无法细致有力地论证人物为何这样而不是那样”，他只好像一个通俗影视编剧那样粗暴驱使人物：没有道理，也无需讲道理。”——多年前一位评论家对《兄弟》评论，似乎同样适用于谈论《文城》。
很明显，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些作品中依赖和展现出来的力量、纯粹，没能在新世纪以后的《兄弟》《第七天》《文城》中延续。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余华对自己的挑战，此时此地的表达冲动让他想要换个方式把握和表达最当下的自我和现实。我能感觉到，《文城》中余华努力让自己的小说复杂和丰富起来，他安排主人公从北方出发，一路向南，也许想要开阔打量和描绘南方的视野，扩大自己写作中地理及其背后富饶社会文化生活的版图。而《文城·补》更体现出一结构上的用心和野心。可是从文本的整体效果上看，余华可能真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难道还是要回到那种“纯粹”吗？我不知道。可是，永远重复自己又有什么意思呢，哪怕再完美。这会成为余华的焦虑，想必也是其他一些经历过巅峰状态的作家的焦虑。
想起洪治纲先生2017年修订版《余华评传·后记》中的一段话：“这十多年来，是余华人生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他的创作不断引起争议，尤其是《兄弟》和《第七天》的出版，在国内外的评价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几乎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另一方面，他的作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着令人瞩目的销售量……与此同时，我还深切地感受到，面对中国这些年愈加粗鄙、放纵却又是生机勃勃的社会，面对着差距不断扩大此起彼伏的现实，余华内心充满的各种难以言说的焦虑和无奈。”——我想，就将它引作自己这篇书评的结尾，也算是给长篇小说《文城》的一个小小注脚……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