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霞论——兼及路遥对爱情的态度
在三位学者看来，没有田晓霞，孙少平“成长的形象”至少是不完整的。而路遥充满矛盾的爱情观，也无法浮出历史地表。由此可以推定，十五本中的后三本“田晓霞日记”，事实上是写给孙少平、路遥看的：
……酷暑已至，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晒得快成了黑炭头。时时想念我那“掏炭的男人”。这想念像甘甜的美酒令人沉醉。爱情对我虽是“初见端倪”，但已使我一洗尘泥……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你有没有决心为他（她）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④
一
田、孙相识
不知是何原因，路遥作品中出身农村的主人公，初识家庭优渥的知识女性，总愿意矮化自己的情商，变成羞涩而惴惴不安的人。路遥的小说创作，无疑存在着一个将后者过分理想化、浪漫化的问题。
一天，在学校吃黑馍的孙少平，被润叶姐带到她二爸家改善伙食。润叶与哥哥孙少安青梅竹马，相互暗中喜欢，他们又是同村，少平当然愿意跟这位小姐姐去。不多会儿，润叶就用红油漆盘子端出猪肉粉条和很多馒头来。少平马上闷着头大吃起来，“把一大碗猪肉粉条刨了个净光，而且还吞咽了五个馒头”。刚放碗，就感觉肚子饱胀得厉害。这时，路遥才安排田晓霞出场。晓霞是润叶的叔伯妹妹，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的女儿。
润叶介绍身后的田晓霞后，紧张的少平立即起身，还不由得往前迈出两步。晓霞倒大方地问他：你和润生一个班吧。
“嗯……”少平一下子感到脸像炭火一般发烧。他首先意识到的是他的一身烂脏衣服。他站在这个又洋又俊、穿戴漂亮的女同学面前，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叫花子到她家门上讨吃来了。⑤
晓霞为拉近双方距离，给他热情泡茶，还说：“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到我们家来玩。”她长到十七岁，从没回过村里呢。但少平立即觉察到他们之间巨大的阶层距离⑥。路遥执意要找北京知青和城里女子的扭曲爱情观，被他形象地写到孙少平对田晓霞的自卑心理中⑦。然而，在路遥，在浪漫主义作家眼里，阶层悬殊的男女爱情，却是极富人性“诗意”的：“如果这些形象的人的命运不能从艺术上感动我们，它们仍然是非诗意的。”“只有当剧院或交易所涉及人的命运时，当它们对于具体的人的命运表现为不可缺少的具体的媒介时”，它才“在艺术上变得重要起来，变得富有诗意”。显然，路遥是在强调，“一种脱离人、脱离人的命运而独立的‘事物的诗意’，在文学中是没有的”⑧。
心虚且羡慕的孙少平看到，落落大方的田晓霞一点不做作。她操着一口普通话连说带笑，性格开朗，还像男孩那样披着褂子，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虽然润叶热情，晓霞平易，但紧张得不行的少平，还是借故逃走了。
显然在小说中，田晓霞形象之塑造，是通过孙少平的眼睛和感受，与读者合谋完成的。从他们中学一起排戏，再到黄原演出的几天中，晓霞带着少平转了城市几个著名的地方，结识了地区文化馆的老师，以及诗人贾冰。田晓霞在报栏前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习惯，也影响到了孙少平。
1975年某天，她指着一个署名“初澜”的作者对少平说：“这家伙又胡说八道了！”见少平一头雾水的模样，晓霞开导说，你看农民饭都吃不饱，咱们学校整天搞运动不上课，他还在那里说“形势大好”呢！晓霞这种惊人的思想，来自勤于思考，20世纪80年代则全力推进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的父亲田福军。（第179页）
田晓霞又把少平带到了秘密读《参考消息》的新天地。众所周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参考消息》是一家仅供县以上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报纸”。它有一个与当时公开报纸不尽相同的“世界性视角”。这是平常百姓的禁地。这个举动说明，晓霞不仅具有平等的思想，还具有超前性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意识。1976年初，她将一个更具启发性的思想武器——《天安门诗抄》，带到了学校外的一个小山沟边，叫孙少平偷偷传抄。少平颤抖着读出了那首分外大胆的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对少男少女朦胧地意识到，漫长的六七十年代行将结束——另一个新的、还不知道模样的新时代正朝他们走来。路遥的作品，往往就带有这么鲜明的“年代”印记。在当代作家中，他可以说是一个有着自觉“年代意识”的史学家。他笔下人物的命运，就被雕刻在这一个个时代的年轮中，例如《人生》的高加林、巧珍，《平凡的世界》的孙少平、孙少安、晓霞、润叶、润生和兰香等，他们都是广大读者所热爱的人物形象。
从此可知，田晓霞不仅是孙少平人生的领路人，也是他思想上的领路人。既然她意识到历史出了很大的问题，她才愿意通过她的帮助，她的爱，帮孙少平这个不凡的农村青年走出人生的泥沼。同学顾养民所见识的孙少平，正是她发现并极力发掘的。晓霞性格中最无私和感人的一面，便显现于人们面前：
不论怎样，这个农村的同学不可小视！顾养民渐渐觉得，孙少平身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吸引力——这在农村来的学生中是很少见的。他后来又慢慢琢磨，才意识到，除过性格以外，最主要的是这人爱看书。知识就是力量——他父亲告诉他说，这句话是著名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的。是的，知识这种力量可以改变一个人，甚至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第277页）
二
爱情波折
一个出生农村的泥腿子，想跟一个地委书记的女儿相好，这个疯狂念头，唯独路遥才有。据李小巴回忆，20世纪70年代初，他认识了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临时工路遥（王维国）。他们傍晚在县城散步，路遥突然笑着说：“北京知青来了不久，我心里就有种预感：我未来的女朋友就在她们中间。”“我当时听了十分惊异。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几乎认为这是一个不量力的陕北后生在口吐狂言。”⑨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异想天开的底层叙事早有先例。
事实证明，路遥幻想的女性形象田晓霞，果真不顾门第，敢作敢为地迎接了孙少平的爱情。当然在小说中，这个爱情故事必然会是一波三折。
中学毕业一两年后，失去联络的晓霞和少平，忽然在黄原市影剧院门前相遇。不甘回乡的少平，正在延安东关揽工，他是要看根据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王子复仇记》。穿件米色风雨衣，双手斜插在衣袋里的田晓霞，已是一名大学生。她明知两人地位悬殊，还是希望通过借书还书，重续中学时代的友情。一段时间后，也是大学生的顾养民在家请客，晓霞不顾世俗偏见，跑到工地上寻孙少平，要拉他去见老同学。
一厢情愿的路遥，在描写乡下男青年爱上城里姑娘的故事时，总有一种义无反顾的冲动和执着。这一点，就连作家高建群也看了出来。他说，“完成小说《人生》后，路遥到延安找他，跟他讲起自己与北京女知青的初恋故事。例如，在县城的河边唱《三套车》，雪地里散步，不小心触碰到她的手，吓得缩回来，没想却被对方抓住了。又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后，已经结婚的初恋对象，突然打电话来，跑到西安找他，约他到马路对面的电话亭见面，等等”⑩。另据雷涛观察，路遥是在“创作上都要追求第一，在婚姻上同样追求第一”的一个人。路遥也曾告诉雷涛，像他这样一个从山里走出来的人，能“找到一个北京知青，和北京知青结婚，是我人生的一个快慰。”谁都没有想到，“然而，现实不随人意”⑪。……
一个名叫李永建的学者，批评路遥这种让孙氏三兄妹跟权贵子女结合的写法，是一种“陈旧的观念”：尽管三兄妹的婚恋对应着三个历史发展时期，反映出时代新旧交替过程中人的命运的悲剧性，有很大的历史价值，但小说叙事也疑点丛生：“孙氏兄妹的婚恋为什么一定要与高官显贵牵扯在一起呢？高官显贵既成为孙氏兄妹吸引和走近的对象，同时又是竞争对手和手下败将。这样的设置首先是不真实的，不符合生活逻辑。这并不是说农家子女没有与高干子女结合的可能性或者爱情无法超越社会地位的差异，只是将兄妹三人都做这样的安排，让他们都有这样的奇遇，似乎就无法让人信服了。”⑫作者从小说逻辑和发展线索的合理性，从根深蒂固的世俗婚姻观念的角度讲，并非没有道理；但他并没有真正看懂路遥这个人，他小说的矛盾皆根源于他自身矛盾的悲剧性。⑬
研究过艾思奇哲学辩证法的路遥，自然知道小说主线与副线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感。他用孙少安、润叶爱情的失败，来映照孙少平、田晓霞对爱情的坚持，就是明显例证。然而，他对润叶内心痛苦的挖掘和表现，远比晓霞充分和丰富，也是一个事实。晓霞形象的光彩照人，在于她的勇敢和牺牲；短处则在她的简单上。这种简单，恰恰是路遥式的理想和浪漫造成的，但正是他作品最能吸引青年读者的地方。不过，经过李永建这种专家的分析，又确实经不起推敲了。由此便想到，一个优秀的作家，怎么能做到忠孝都能两全？艺术上完美无缺？在我看来，有“缺憾”的小说艺术，也许恰好是最美最动人的。
于是，在少安、润叶爱情悲剧的反衬下，已到大牙湾煤矿当工人的孙少平，竟有点犹豫退缩。当晓霞问他今后打算时，他说准备一辈子就在这里干下去，还沮丧地表示：“除此之外，还能怎样？”（第904页）而且，他到师傅王世才家来来往往的，以为嫂子惠英是最漂亮的女人，但当工友开起玩笑时，他又愤怒地斥责了对方。社会世俗观念，不是没迟滞田晓霞爱情的脚步，门当户对的高干子弟高朗向她发起了进攻。西安鼓楼“黑天鹅”酒店的红地毯，山珍海味，还有世界杯足球赛话题，一个能够看清楚的未来，就这样展现在她的面前。不过，生性高尚勇敢的田晓霞拒绝了这一切，她解除少平的疑虑，最终促成了两人的重归于好。
田晓霞煤矿探访少平，在安康洪水中救人，是她人性中相当动人的两个点。有一天，刚刚升井到地面，脸庞眼睛糊着黑煤灰的孙少平，猛然间看到了从西安来访的田晓霞。与这帮在生死之间挣扎的煤矿工人相对照，用黑色皮带把苗条腰肢和白衬衣扎在裙中的晓霞，像天上掉下来的仙女，“太引人注目了”（第896页）。在这些矿友心目中，孙少平也太走运，而且走运得匪夷所思。然而，晓霞并不避嫌，她把刚洗过澡的少平带到矿招待所，亲自给他洗头洗脸。事后，还亲切地问他：
“想我了吗？”她问。
回答她的是拼命的吻。
这也是她所需要的回答。
不知过了多久，他们才手拉着手坐到了床边上。
“我做梦都想不到你会来。”……（第898页）
晓霞接着把少平带到矿宣传部长的饭桌上，并有点结巴地介绍说：“这是我的同学。我们还是……亲戚呢？”部长自然不信，但他很老练地询问少平：你是哪个区队的？少平答：采五的。部长便爽朗地提议：那就一块吃饭。
饭后两人手拉着手爬山，无意中看到矿医院旁边的一个小山湾，见晓霞疑惑，少平声音低沉地说，“那里是一块坟地，埋的全是井下因工亡故的矿工”。晓霞凝望很久。不过，两人重叙明年夏天在古塔山杜梨树下约见的誓言，便把这短暂的不快冲淡和转移。
晓霞临走前坚持要陪少平下井，接着是她看到矿工真实生活一幕后的哭别。晓霞带着好奇，换上一身矿工工作服，当他们最后一起来到几百米的地下，她立刻震惊地张大了嘴巴：矿井深处是横七竖八的梁柱，掌子面的一茬炮刚过，顶棚马上支护好，到处是采掘机轰鸣，令人感觉危机四伏。晓霞忽而想到，少平每天都在这里面对生死，面对没有选择的宿命。“这就是她亲爱的人长年累月劳动的地方！她眼前只是一片黑色；凝固的黑色，旋转的黑色……”她觉得衣衫湿透，激情击打着胸膛，甚至喘不过气来。此时已是深夜两点，她要赶到机场乘飞机回西安，“他们就要在这儿分手告别”：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此时此刻，真有一番生离死别的滋味！
黑暗中，她再一次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她愿自己的手永远留在这只手里而不再放脱。
“我就不上去了。”他说。
“我还要来大牙湾……”她说。（第911、912页）
一个小时后，飞机落地，晓霞悄然抹去眼角的两颗泪珠，提包走下旋梯。
通过田晓霞爱情的描写，读者再次认识到，路遥是一个写“必要的东西”的现实主义作家⑭。“巴尔扎克在他的较好的小说中也是并不在路旁蹲下来采摘花朵的，他也只描述必要的东西，除了必要的东西以外什么都不要。”这位学者还指出，“巴尔扎克多半描写一些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极其集中的巨大变革，不然就向我们显示一连串的巨大变革，并且以一种永远不会不调和或不合拍的奇妙情调来替画面加上色彩。这样他就在他小说的结构中兼容了莎士比亚戏剧和古典小说中的若干文体上的特色，企图从艺术上避开现代资产阶级生活的软弱无力，不成体统的样子。”⑮
田晓霞和孙少平从相识到相爱，正值中国1975到1985这伟大的十年。这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一个痛苦而重要的转折期。“四人帮”即将倒台，人民公社冒险性试验临近尾声，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启动，城市改革将提上议事日程，一场激动人心的改革开放很快就拉开序幕。这正是雷达所指出的：“《平凡的世界》是一幅巨型的、动态的图画，一切都在或急遽或缓慢地转动着。应当说，小说截取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这个时段是很有眼力的。这是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年代，一个对于我们民族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的时期。”⑯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对社会的疑惑，他们的反省，他们的相爱，势必会成为这“巨大变革”的一个组件。革命的时代尽管挫折频繁，但它具有理想的崇高性，例如忠贞、执着、坚信等。在被革命时代喂养的晓霞和少平的爱情中，势必会播下这些种子，具备这些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晓霞是在爱着少平，但也在通过少平这个符号，爱着转折时代还没跌落的精神的崇高性与神圣性。而这一切，正是今天的生活所缺乏的。这也间或回答了李永建先生对路遥小说爱情观的批评。确实，下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羡慕和追求，是过于戏剧化了，有点不真实。但是，如果放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放在路遥浪漫主义小说美学之中来认识，又都是真实的；或者说，它太过真实了。更奇怪也值得反思的是，读者宁可相信田、孙爱情中不真实的成分，也不相信现在小说中好像很真实，其实很虚假的爱情故事。因为，毕竟理想和浪漫，是承平的时代，尤其是平庸的生活所缺乏的。人们宁可信其有，恰好构成了对所谓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最辛辣的讽刺。这是路遥小说至今富有魅力的秘诀之一。
三
晓霞之死
对晓霞之死，不能仅仅认为它是小说的败笔，因为在更深层次上，它反映的是作者在爱情与生活之间的剧烈矛盾。有人对此看得很清楚：一个从乡下进城的农村知识分子，虽然热爱向往理想的爱情生活，然而过去历史与今天生活之间的巨大反差，则构成其矛盾痛苦的根源。这一点，在路遥身上尤其典型：“他找到一个北京知青，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闪光点，但他没有享受到夫妻之间真正的恩爱，或者说这种恩爱的时间很短促。因为路遥希望妻子是一位对自己体贴入微，对自己的学习、工作，都能够有所帮助的妻子，但是林达在这一点做得似乎也不到位。路遥非常惆怅和痛苦，他曾经对朋友流露，婚姻不图形式，而重在内容，我虽有一个北京知青老婆，但我并不是十分幸福的人。这件事在路遥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⑰于是，他把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爱情，寄托在晓霞身上；正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便迫不得已安排了她的意外死亡。
王天乐回忆说，在第三部描写“晓霞之死”前，他与妻子的感情已经破裂。他把现实中得不到的幸福，转移到另一个乌托邦的想象当中“自己作品里的漂亮女人们是他最好的情人。他经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作，到了后来眼睛三天两头出毛病。有一天，我正在洛川县采访，路遥突然打电话到报社，让我速到榆林（《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是在榆林宾馆完成的），我以为他的身体出了新问题，赶快奔赴榆林，一进房子，他对我说田晓霞死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他小说中的人物”，“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写《平凡的世界》中不知发生过多少次”⑱。
小说写道，安康地区突发洪水，吴仲平急忙找男记者高朗去采访，高朗恰好出差在外。他在报社碰到田晓霞，但按社里规定，不允许女记者到危险一线采访。富有冒险精神的田晓霞决定立即采访灾区，还乘上了省委书记乔伯年的直升机。这位敢作敢为的女子，不仅亲赴现场探访，见一个小女孩卷入洪流，立即奋不顾身跳水救人：
晓霞在学校时游泳不错，但那是在游泳池里。她在洪水中很快觉得她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不过，她在漂浮物中抓住了一块木板，勉强推到那个小女孩手边。当她看见那女孩抓住木板的时候，一个浪峰便向她头上盖下来。在最后一瞬间，她眼前只闪过孙少平的面影，并伸出一只手，似乎要抓住她亲爱人的手，接着就在洪水中消失了……吴斌坐直升飞机返回省城后，就在飞机场向田福军打了那个如同五雷轰顶的电话……（第1070页）
少平是在几天后，在一个报栏偶然看到晓霞牺牲的消息的。接到田福军发来的电报，他马上赶到省城田福军的家。田福军将晓霞的三本彩色塑料皮日记本交给他，他流泪读到了那些记录着他们几年相爱故事的点点滴滴。
确实，对于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来说，田晓霞的死，来得太突然匆忙了。不过，也正是这种突然，令晓霞的精神世界，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得到大幅度的升华。少平拒绝了田福军一家的挽留，他专程赴黄原，要在古塔山的杜梨树下，践行他和晓霞的誓约。
在我看来，少平悲痛的心情，他对爱情的重新认识，他在古塔山上出现的短暂幻觉，都是对晓霞的最好祭奠，也是对她坚贞爱情的最好烘托。作品写道：
第二天黎明他搭乘长途公共汽车抵达黄原。他立在老桥水泥栏杆旁，抬头久久凝视着古塔山。晚风把他脸颊上滚热的泪珠吹落，不尽的河水从桥下蹚过，犹如永不回头的岁月。他心里默想：爱情将永存……哦，我的亲人！这时他产生了幻觉，并与外星人展开了一场关于生命、神秘的对话。要知道，两年前，他就是在这棵杜梨树下与晓霞盟誓，两年后两人又在这里重逢。……阵阵心痛急急掠过！恍惚之间，他仿佛“又一次看见了晓霞，和她重逢了。这已使他感情上获得了很大的安慰。即便是个梦，也很好”（第1105页）。
“生活总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他相信，晓霞假如地下有灵，一定会这样嘱咐他：“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地活。”他返回了大牙湾，“当孙少平从宿舍走向队区办公楼准备下井的时候，一路上望着矿区闪烁的灯火，望着满天繁密的星斗，猛然感到了一种突发的激动，以致都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了”（第1106页）……
丁红梅、王圣两位学者对晓霞之死的诟病，不是毫无道理不是毫无道理⑲。当晓霞从大牙湾返回西安，果断拒绝高朗的追求，并转告少平自己坚定的信念，事情应该朝着两人谈婚论嫁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中间突然夭折。这个情节，的确太过突兀和莽撞，也不合生活逻辑了。因为按照晓霞的性格，她是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田润叶的，她要死死驾住爱情的战车，与心爱的少平共赴人生的战场。
既然路遥不按丁、王分析的思路出牌，而要反其道而行之，一手促成了田晓霞之死的悲剧，那么，他究竟要干什么呢？这个潜在隐秘的问题，值得探讨。
四
路遥自身之原因
王天乐已经指出，在撰写第三部时，路遥的婚姻已经破裂，所以他把残存的希望寄托于小说中的女性。当写到田晓霞被洪水卷走的情节时，他不禁放声大哭，甚至匪夷所思地把他从采访地洛川招来⑳。这个细节，很值得玩味。
路遥和林达在性格上都很要强。路遥用稿费买高档的红塔山烟和咖啡，喜欢吃西餐，还不肯量入为出。他因深入生活和准备素材，在延安一待就是几个月，完全忘了顾家㉑。林达是知识女性，注重精神的独立。两人的关系，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实际已摩擦不断，亮起了红灯。从一个出身陕北农村的男人角度看，路遥固然愿意找北京知青做妻子，但骨子里，他还是认为陕北女子最为忠诚可靠。一次他与邢小利聊起这个话题，当小利说他曾遇到两位延安歌舞团的姑娘，她们的纯朴热情令人难忘，相比之下，大城市的女孩则较冷漠造作的时候，路遥很赞同这个观点：“陕北姑娘待人极好，她要是爱上你，即使后来有情人未成眷属，她也一辈子忘不了你。什么时候，你只要捎个话，她借上盘缠，也要来看你。”他感叹说：“那是真爱，不是为了你什么才爱的。”㉒
发小周海波认同雷涛对路遥爱情矛盾的分析，但认为对林达的看法存在某些偏误：“我认为路遥和林达的不愉快，主要责任在路遥，而不在林达。当年作为未婚妻时，林达为路遥付出了能够付出的一切：在路遥最困难的时候和他订婚，为了供路遥上大学，使出了所有的力气；婚后甘当陪衬，除了勤勉地维持着这个小家庭，还尽可能地给路遥的事业以帮助；路遥去世后，面对许许多多的不理解，始终保持着高贵的沉默。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林达的支持，路遥不会有如此成就；如果有，也会付出更多艰辛。”但海波也强调了“作家之难”，他们在爱情家庭与事业之间经常无法兼顾的尴尬，尤其在创作长篇小说时更会如此。然而，事情又正是从这里走向了它的反题。路遥“他把最好、最大、最本质的一面献给了社会、献给了读者，而把阴影留给了他的亲人，特别是他的爱人林达”㉓。
从作品看，路遥之所以把田晓霞写得如此完美，与林达这个真实的人是有极大关系的。如果没有长达七八年的爱情马拉松，没有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他不会对城市的知识女性——田晓霞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在三部《平凡的世界》出场并不多的晓霞身上，他把所知道的人间的真善美，都倾注给了这个全心关注少平、却轻易牺牲自己的人物。但路遥知道，长篇小说总要有结局，晓霞的高贵品格无法持续，这种乌托邦式的不求索取只讲付出的高尚爱情，终有琴毁人亡的一天。确实，浪漫主义文学的宗旨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它的悲剧性，也恰恰来自经不起现实的检验。路遥把他的“生活”搬进了“小说”：他在写作第二部、第三部时，已身患肝硬化，在巨大的家庭压力面前，他把生活中的痛苦转移到小说里来，希望用小说的虚构性，平抑生活的悲伤；他也极其清醒地意识到，小说对生活的完美构造，只存在于文本当中，一旦离开小说文本，它即会顷刻土崩瓦解。这样，“晓霞之死”，也便成为必然的结局。这正应验了丁红梅、王圣不俗的分析：“晓霞的死，没有情节发展的必然性，只是作者为处理这难以解决的现实矛盾而人为设计的情节。”㉔
小说固然不能与作家的真实生活画等号，但作家在生活中顿悟的感受，又不可能被置于小说之外。当代作家中，像路遥这种例子并非孤例。据有人研究，贾平凹在创作长篇小说《废都》的前后，深陷父亲病亡、单位流言和婚姻破裂旋涡之中。他逃到水库旁的一个房子里创作这部长篇，正处生活和小说两者的高峰体验中。这位传记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即使进城几十年，贾平凹身上仍有浓厚的农民气质，这势必要与他的城市新身份发生激烈的冲突。“那天晚上，我在他家一直待到凌晨一点，要走了，他执意要送我，说是要到车家巷口的公共厕所里蹲坑”，“就陪我下了楼”。“贾平凹离婚的主要原因是想要个儿子，而根据平凹的身份，根据韩俊芳的情况，是不允许再生一胎的，只有离婚后找个没有生育过的姑娘，才有可能再生一胎。”他“对自己天才而优秀的基因不能往后延续十分看重的”㉕。但在小说的世界，作家又是另一个人，他会提炼并超越自己真实的生活。“在亦真亦幻的小说与幻觉之间，在这世外桃源般的水库小屋里，他恍惚遇见了《废都》里那些如花似玉，在生与死、爱与恨之间挣扎着的男女们。这跟病中托梦的贾宝玉竟有几分相仿了。”㉖
在我看来，“晓霞之死”不是路遥对婚姻之死的精神幻灭，而是对它的积极的超越。正如前面引用的作品所说：“生活总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少平相信，晓霞假如地下有灵，一定会嘱咐他，“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地活”。于是他返回了大牙湾，当他“从宿舍走向队区办公楼准备下井的时候，一路上望着矿区闪烁的灯火，望着满天繁密的星斗，猛然感到了一种突发的激动，以致都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了”（第1106页）。从这段对孙少平心灵的剖析可以看出，即使把路遥归入写现实生活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也不是“消极的浪漫主义”，而是“积极的浪漫主义”。他的作品正是明证。在《人生》结尾，当高加林被辞退还乡，他总有一天还要离乡进城的暗示已蕴含其中。在《平凡的世界》中，少平痛失晓霞，最后又在惠英那里找到了人生归宿。受路遥小说这种积极人生观的影响，很多读者都在他的作品中重拾信心。林夕在《被路遥改变的人生》一文中说：“1984年我刚从一个农村初中考进县城第二高中时，路遥的《人生》我已经读了好多遍”，回顾自己成长之路，深切地认识到，在高加林、刘巧珍、孙少平和田晓霞等“人物身上，人们感受到作家一种兄长般的严肃和亲切，感受到与苦难作斗争的悲壮和奋斗的美丽，不同程度地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由此他认为，路遥是那种“用燃烧生命的激情为平民写作”的杰出作家㉗。欢乐一生说：“《平凡的世界》不光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大时代农村的现状及农民的思想感情，它还具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㉘不语不行回忆说：“我依然还记得我第一次借阅《平凡的世界》时的情景。我可以彻夜不眠，希望可以一口气看完，然而当接近尾声时，我又希望它可以再长些，我不想那么快便看到‘结束’。”他因此有种预感：“《平凡的世界》，今后恐怕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作品了。”㉙
在外国文学研究界，一直有“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的说法，前者是指诗人雪莱、拜伦，后者指是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湖畔派诗人）㉚。他们的定义是，积极浪漫主义的理想，是与社会发展的趋向，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相一致的，因而能够激励人们改造现实，增强人们的斗争意志。高尔基说：应用浪漫主义的方法，可以美化人性，克服兽性，提高人的自尊心。消极浪漫主义的理想，总是美化和怀恋已经消逝了的社会生活与制度，希望历史能够按照他们的愿望倒退，因而思想悲观，情绪悲哀，作品内容怀旧，逃避现实，或者陷入神秘主义。在艺术上则是格调低沉，色彩灰暗，往往蒙上一层迷离恍惚、虚无缥缈的纱幕。无论从路遥的创作，还是读者的反应来看，将其归入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之列应该毫无疑义。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是典型的“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代表性作品。他出身社会底层，却不敌视社会，相反通过个人不懈的奋斗，带动了千百万农村青年在改革开放的巨大变革中积极实现自己梦想的激情和坚韧意志。由此可知，路遥应该是“1975—1985时代”的典型人物。他自己，包括他们整整一代人，都是在不甘沉沦中，积极投身到社会大变革的洪流当中的。镌刻在改革开放四十年这座伟大丰碑上的，最令人难忘的就是这代人的浮雕式群像。也因为如此，他立意要像司马迁那样为陕北人“写史”，是要通过孙少平和田晓霞，为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大变迁“写史”。他与柳青的一次对话，可以为此证明：“他对柳青说，你是一个陕北人，为什么把创作放在了关中平原？柳青说，这个原因非常复杂，这辈子也许写不成陕北了，这个担子你应挑起来。对陕北要写几部大书，是前人没有写过的书。”“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自己人写出两三部陕北题材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代的。”㉛
田晓霞虽然只是这部大历史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她是路遥心目中理想的陕北姑娘，热情、忠贞、义无反顾。她是在路遥那部虽中途倒下，然而后继者依然会沿着她的足迹奋勇向前的历史活剧中的一个无法忘却的人物形象。路遥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书写，正是靠着她和他们这些心有不甘的文学人物来点燃和熠熠生辉的。
2020.9.6
2020.9.20定稿
（程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注释
①雷达：《诗与史的恢宏画卷——论〈平凡的世界〉》，《求是》1990年第4期。丁红梅、王圣：《男权思想统照下的女性世界——浅谈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几个女性形象》，《淄博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郑万鹏：《〈平凡的世界〉：中国农民二次翻身的史诗——与〈安娜·卡列尼娜〉比较》，《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夏之卷。对田晓霞这个人物，雷达文章仅只言片语，丁红梅和邓万鹏论述较多。本次统计以全文发表的文章为准，索引文章不在此内。
②郑万鹏：《〈平凡的世界〉：中国农民二次翻身的史诗》，《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夏之卷。
③丁红梅、王圣：《男权思想统照下的女性世界——浅谈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几个女性形象》，《淄博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④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第1079-1080页。以下引用小说内容，不再在注释中注明版权，只标明页数。
⑤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第20、21页。
⑥王刚：《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第25页。因家境贫困，子女多，路遥八岁时，被清涧县的父母过继给了延川的大伯。
⑦据李小巴回忆，20世纪70年代初他到延川调研，时在县城做临时工的路遥对他说：“‘北京知青来了不久，我心里就有种预感：我未来的女朋友就在她们中间。’我几乎认为这是一个不量力的陕北后生仔口吐狂言。”晚上睡觉，李发现路遥先把被子拉上来遮盖，因为他没有内裤。《留在我记忆中的》，载晓雷、李星编《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164页。
⑧《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第1卷，刘半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65页。
⑨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载晓雷、李星编《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164页。
⑩高建群：《扶路遥上山》，载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第143、144页。
⑪雷涛：《感悟路遥》，载申晓主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第4页。
⑫李永建：《〈平凡的世界〉的艺术缺憾与路遥的巨著情结》，《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⑬我在拙作《路遥〈人生〉中巧珍的原型》中，对此有过初步探讨。《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
⑭此为卢卡奇评价巴尔扎克作品的一个关键词，意指他总把“重大事件”，展现巨大变革，也即“必要的东西”隐于人物的背后，即使那只是一些小人物、小场景。《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第2卷，刘半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195页。
⑮《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第2卷，刘半九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195、198页。
⑯雷达：《诗与史的恢宏画卷——论〈平凡的世界〉》，《求是》1990年第4期。
⑰雷涛：《感悟路遥》，载申晓主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第4页。
⑱⑳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载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第195、195页。
⑲丁红梅、王圣：《男权思想统照下的女性世界——浅谈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几个女性形象》，《淄博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㉑㉓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第87、93页。
㉒邢小利：《从夏天到秋天》，载晓雷、李星编《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312页。
㉔丁红梅、王圣：《男权思想统照下的女性世界——浅谈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几个女性形象》，《淄博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㉕何丹萌：《见证贾平凹》，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第41、138页。
㉖参见拙作：《长篇小说“后记”的人与事——贾平凹论之三》，《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
㉗林夕：《被路遥改变的人生——纪念路遥逝世12周年》，载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第249、251页。
㉘欢乐一生：《阅读路遥的心情——关于〈平凡的世界〉》，载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第260页。
㉙不语不行：《一本书，一个人，一段往事》，载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第265、263页。
㉚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英国文学史（1789—1832）》，缪灵珠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109页。带着意识形态的残余痕迹，该书指认“积极浪漫主义”是“革命浪漫主义”，“消极浪漫主义”为“反动浪漫主义”。
㉛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第193页。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