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极具乡土文化特色的新史传报告
袁杰伟此前著有《圩程——袁杰伟自选集》（下文简称《圩程》）三卷本和“竞标”而来的“国”字号大作《随园流韵——袁枚传》，著作颇丰。于是，我一并把这些作品看完了。
袁杰伟虽历经坎坷，但自强不息，顽强与命运抗争。正是如此，在几次考研失败后，他不甘屈居贫困山区，而要去生活的激流险滩闯荡，以书写自己的独立人生。如此，他南下广州，先后在报社、学校与公司任职，也曾参与电视剧写作和拍摄。其中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教训；既感受到时代的躁动与人性的温暖，也体会到社会的复杂与生存的艰难。这些，在他的《圩程》第一卷《漂泊在羊城》中有翔实的记载。该作一般被人称为纪实小说，而我则认为，它更是一部真实、形象的自传。因为，它不但如实记述了作者在羊城的“漂泊”，而且通过“我”与羊城及家乡的联系反映了广阔的时代背景；不但真实记叙了自己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而且用“袁杰伟”本名，不回避其情场波折与人性隐私等。《圩程》第二卷《尘埃落不定》为纪实散文，大多篇幅短小，内容除记述自己在羊城与娄底等地的经历、见闻与感受外，更增加了对社会世俗丑恶现象的揭露批判与对人生、历史的思考等。这一点，在《“淡泊”两字好迷茫》《记者与骗子》《记者与农民工》《教师节杂感》《“豆腐渣工程”》《狄仁杰的“另类”》《范晔为何招来杀身之祸？》《说岳飞》与《张居正为何不能成为历史名臣？》等文中表现尤为突出。当然，这一点在《圩程》第三卷《第三只眼》中更为集中。该卷被认为是杂文集，因而也的确具有杂文针砭时弊与讽刺幽默等特色。它分《漫谈教育》《文化视界》《草民言论》与《社会万象》四辑，对有关教育、文化与农民等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揭批与思考，从中更能见出作者的正义良知、责任担当与求实精神等。
正如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蒋振华所评论的：“大背景、小故事”“大气候、小气象”构成《漂泊在羊城》主题与情节的包容关系，“表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构思，宏大的主题背景与细腻的生活情节的有机统一。‘我’一变而有我，再变而有功，三变而有生命存在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由乱到治的社会个体发展规律在‘我’身上显露无遗”。《尘埃落不定》与《第三只眼》则是他“后天才学气质最集中、最充分的展示”，正如评：它们“无所不包，无体不备，均能随体成文，风格多样，语言恣肆，汪洋捭阖，仪态万方，实乃当今学者兼作家之佳构也”。
正是有此厚实的思想、知识与写作储备，作为“无名小卒”的作者才能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这一国家级文化工程中竞争到《随园流韵——袁枚传》的写作。也正因为它是国家级文化工程，故要求高、审查严，作者也卧薪尝胆、全力以赴，因而它实现了作者对自身的全面超越，也使其创作跃上了新的台阶。正如他所说：“在写作手法上，我也没有办法像一般的人物传记或情节很强的报告文学那样，主要以情节、细节取胜。我不善于虚构，连意象填补也很拙劣。因而在不少章节中，我采用了自己最喜欢运用的杂文随笔的写法……当然，更多的是根据所涉及的内容，综合使用了杂文、散文、随笔、故事等手法。”正是如此，作者深研史料、精心结撰，通过《漂泊在京城》《七载芝麻官》《以官易随园》和《美食与性灵》等章节，不但全方位地再现了传主的“全人”，而且突出了其独特的思想性格与精神秉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不同于一般传记，作者抓住传主作为诗人与诗评家的“这一个”，不但突出其创作才华，而且以专章形式，对奠定传主历史地位的“性灵说”等，从历史与学术的角度进行专业考证、辨析，这更显示了作者“学者兼作家”的独异与过人之处。评论家李炳银、中国戏剧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及博士生导师刘彦君认为作品“深入到传主思想、人品、情感深处，聚焦于袁枚的内心成长，强化了他一生信奉的平等、坦诚、正直等启蒙精神”；其“情节细节丰富生动，性格形象突出，富有情趣，畅达诗性，是走近和认识传主的简洁充盈的文学书写”。特别是在写作方法上，评价“作者没有沿袭传统的传记叙事方法，而是根据传主生活的多个侧面延伸，综合使用了多种文学手法来进行表现，字里行间能隐隐看到杂文、随笔、散文、小说等文体痕迹的融会贯通，富有实验性和创新性。各种人物在作者叙述中自由地随意穿插，可谓古今中外皆入文中。这种表达方式，不仅深化了传主的精神视野，引入了时代氛围，而且，对于文体有意识的跨界运用，也使整个传记的行文走字充满了变化，带给读者以意想不到的阅读张力，从而强化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那么，《毛板船》的情况如何？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又看到了作者的创新与超越，更见识了作者的内在潜力与高远追求。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文体探索方面，不同于作者以往的纪实小说、散文与传记等创作，也不再如以往那样单一反映“现实”或再现“历史”，《毛板船》是报告文学，而且是联系“现实”而以“历史”为主的史传报告。也就是说，作者抛开以往的“轻车熟路”而又开始了新的体裁尝试。但这种“新”，不是远离基础的另起炉灶，而是继承传统的优势互补，是充分吸收了以往经验后的综合、提升：它既有小说的人物描写与故事情节，又有散文的写景抒情与“形散神联”，还有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常见的传奇与神秘等，因而是一种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特色的“新”史传报告。
其次，在题材内容方面，作者也有新的开拓。即作者的以往创作，虽也写了新化、娄底等湖南家乡的有关人事，但主要还是写自己在羊城等地的漂泊与见闻等（《袁枚传》例外）。而《毛板船》则不但聚焦家乡新化，集中反映梅山文化、风俗与历史等，而且将视野延伸至湖北的汉口等地，而联结两地的绳扣即毛板船。而毛板船这一题材不仅重大而且独特：它为新化人首创，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次性使用的巨型船舶，且只存在于1799年—1958年的160年间；它是新化人为了将本地煤炭经资江运往汉口而“逼”出来的生存之“法器”。即该船之所以为“一次性”的“毛板”，是因它至汉口后不能返回而只能当作木材处理；之所以至1958年即被中止，是因修建柘溪水电站后资江被阻断。因此，作品不但记述了毛板船从诞生、发展到消亡的160年历史，而且写了1959年后的移民与乡村经济，及“我”对毛板船“活口”的寻访，等等；不但写了新化山区的人文地理及贫困与反贫困，而且重点写了新化人——“宝庆帮”等湖南人在汉口的商贸、生存等艰难实况，包括与“安徽帮”等外地人为争夺码头等地盘而进行的各种斗争，等等。如此，作品就写到梅山武术、武师争霸、地域文化与江湖社会，也写到资江地理、洞庭风光、汉口商会与湘楚历史，还涉及清廷的新化官员、曾国藩的湘军与水师、武昌起义前后的社会形势、雪峰山抗战与日寇投降，及1949年前后的政治、经济与改革开放，尤其是通过资江航运与汉口商埠等，正面反映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航运、商业等经济和社会面貌。因此，作品选题独特、题材庄重，视野广阔、内容深厚。
最后，在风格形式方面，作品融汇古今、“虚”“实”一体，用小说笔法而不露匠气，写传奇故事而不夸张，重人物描写而不渲染，有“文化”“理性”而不“掉书袋”。具体而言，在写人方面，作品不但重点写了毛板船的创始人杨海龙、先为舵手后为汉口宝庆会馆馆长的何元仑、武师游石命与“楚宝瞎子”刘春祖等，还写到刘光南、邓显鹤、李郁华、梁祗六、周先仁与谭人凤等新化籍官员和要人。在叙事方面，除详写毛板船从新化经益阳、洞庭湖而至汉口途中的艰难险阻外，毛板船从业者围绕汉口宝庆码头而与“安徽帮”等所进行的争夺，描写尤为集中、具体。如第八章的《三箭定界》、第十章的《江湖赌狠》与第十二章的《将军保驾》等，即是其例。而其中的翰林钦差李郁华巧施妙计与理发匠舍命油锅捞匕首等描写，尤为曲折生动、惊心动魄。在文化风俗方面，作品既写了梅山的武术、茶马古道与张五郎等传说，又写了汉口的沿革、风物与鹦鹉洲等地的历史典故；既写了“湘帮”的血性与义气，又记录了不少民谣与打油诗，尤其是以专章写了《资水滩歌》等。在理性精神方面，作品既总结了毛板船在经济、教育、语言等方面，以及对曾国藩水师的影响，又反思了毛板船经济的地位、意义与劳资关系等；同时，对武汉今昔、湖湘文化、新化发展与扶贫开发等，也有一定思考。总之，作品涉及文、史、经、哲等方面，知识密度大，且人物鲜明、故事生动，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与民族特色。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