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中的“罪与罚”
这本著作的标题“罪的研究”让人想起柯南·道尔所写的第一部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小说《血字的研究》，袁教授鼻梁上的眼镜就像那位大侦探的放大镜，他手中的笔就像大侦探的烟斗，他的思维却比大侦探更加缜密、深邃，有关侦探小说的若干“谜题”被他巧妙解开。一至四章探讨了侦探小说的“身世之谜”，袁教授指出现代侦探小说是“一种源于现当代欧美犯罪文学的小说形式。更准确地说，是英语国家的土壤使侦探小说生根开花结果。自从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创造性地继承欧美犯罪文学传统，以其发轫之作《莫格街谋杀案》（TheMurdersintheRueMorgue,1841）奠定基石之后，作为小说的一种变体的现代侦探小说在英美等英语国家获得长足发展，并对现当代世界文学的演进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侦探小说诞生于19世纪，这与欧美国家都市化进程和现代警察制度的出现基本同步，袁教授敏锐地观察到侦探小说创作与社会历史语境的联系，总结道，“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与其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文学形式，侦探小说之于近现代欧美城市居民正像神话之于尚处在人类童年的古希腊人，民间歌谣之于中世纪的英国农夫”。不过，侦探小说中的“罪与罚”主题却是文学的母题之一，早在《旧约》中，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使人类一出生就带有“原罪”，必须得到基督的救赎；而该隐杀害弟弟亚伯是前现代西方文学中第一宗谋杀案。袁教授辨析了英语中表示“罪”的四个词crime、guilt、evil和sin在宗教、道德和社会层面的差异，廓清了“罪”的本质论和建构论，梳理了“罪”主题在西方文学中的流变。侦探小说的蓬勃发展自然引起了批评界的注意，袁教授将侦探小说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注重读者反应的早期批评、结构主义贯穿其中的中期批评和面向未来的近期批评，指出“侦探小说结尾的解说也就是在确立作品本身的意义，而且作品的结局也意味着删除自身，借此小说最终会消解自己”，这一论断表明侦探小说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维相映成趣，为“玄学侦探小说”的出现埋下伏笔。
在对欧美侦探小说、西方文学的“罪”主题和侦探小说研究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的论述之后，袁教授着手解答“侦探小说批评实践”之谜。五到八章分析了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的侦探小说因子、爱伦·坡《莫格街谋杀案》中关于“罪”的反讽和P.D.詹姆斯侦探小说中的英国传统，从古到今，兼顾英美，展现了递进中的犯罪文学范式。九至十二章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发掘了四部另类的侦探小说：贡布洛维奇《一件臆想杀人案》中的犯罪心理、纳博科夫《塞巴斯蒂安·耐特真实的一生》中的“寻觅”主题、艾柯《玫瑰之名》中的互文和马尔克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的“罪”，旨在说明20世纪西方玄学侦探小说对传统侦探小说的颠覆和戏仿。这两部分的批评实践体现了袁教授深厚的细读功底和理论素养，这些批评文章都是从文本入手，对其中的具体问题作了针对性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作家及其作品，并对其中涉及的历史语境有所洞察。
更难能可贵的是，袁教授还以本土化的视角解开了“中国侦探小说”嬗变之谜，重点剖析了公案小说、警探小说、肃反小说和当代玄学侦探小说的历史源流和文本特征，并具体讨论了王朔和格非在侦探小说领域的实验探索。全书脉络清晰、思路开阔、材料丰富、论述合理，实乃国内侦探小说研究的扛鼎之作。
袁教授在致谢中说这本著作是“对读者甚多的热门文类所做的冷门研究”，这项研究一做就是二十多年，做得专注而漫长，远离身边实利，远离流行热点，让人想起钱德勒在《谋杀的简约之道》中对硬汉侦探的描述：“他是一个独行侠，一身傲骨……对虚伪深恶痛绝，对卑鄙不屑一顾。这个人寻找隐藏真相的冒险经历成就了故事本身，而且正是因为这些经历发生在这么一个适合冒险的人身上，才能称之为冒险。他似乎无所不知，让人大吃一惊，但也无可厚非，因为这些知识本就属于他的世界。如果这样的人足够多的话，我想大家就可以放心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又不会觉得沉闷无聊了。”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