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蓝牡丹》:短篇意识与时代微光
他把这些小说放在“城与年”这个和自己的散文集同名的系列里,显然是在书写非虚构性的《北京:城与年》之后,获取了某种虚构的驱动力——在我看来,这种驱动力正在于非虚构性的书写,阻隔了他重返旧日北京,让他没法抵达童年的梦幻与真实,所以他一定要画一条对称轴,并把虚构性的那一面书写出来。这条对称轴,就是“城与年”——这个名字里,“城”是空间,“年”为时间,空间、时间的并置与交错,人就在其间出现了。这个系列的短篇一共九篇,这两年在《十月》《收获》等刊发表之后,好评如潮——这种好评更多来自专业化的读者,来自那些深知短篇分寸的读者那里。孟繁华就把他编选《2020短篇小说年选》的序言题目定为《今年说说宁肯》,一人“覆盖”一年。2020年底,《天涯》与海南省文学院一起举办“驻岛写作计划”,邀请宁肯前来海南岛居住一周,他在驻岛期间写了一篇手记《驻岛》,他从海浪的无序喧闹里,看到了和他小说里相通的气息:混乱。混乱的城,混乱的时代。
这篇刊发于《天涯》2021年2期的《蓝牡丹》就是“城与年”系列短篇的其中一篇。秉承着这系列小说的同一背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个混乱的时期,混乱里面寻找内心秩序的人,相继登场。《蓝牡丹》的故事并不复杂,由于时代的乱糟糟,少年小永一个人生活,还得照顾家里的猫小黄,为了让小黄尝鲜,小永去偷副食店的羊腰被揪住,最后却被店家原谅。在这篇小说里,故事主线并不重要,重要的叙述,全被作者藏起来了。比如说,被一笔带过的小永一人生活的原因——父母在房山工作、哥哥姐姐插队;比如说,“东方红副食店”原名“常發”;比如说“常發”女主人玄珍,私下里被叫做“蓝牡丹”,她解放前的有过“妓女”的经历……这些被作者轻描淡写的背后,是时代动荡期带给人的变化,在别的作家那里,会被大书特书的地方,在宁肯这里,被缩减、被隐藏、被放轻……这既是在当下写作的某种策略,更是短篇小说的精巧的处理方式。解放前成了解放后,“常發”成了“东方红”,妓女“蓝牡丹”成了温和的“玄珍”……时代在变,可人有时并不能立即跟上时代的变化。在“解放后”这样的时间被人为划定后,旧时代里的人,是不是马上就能在精神上成为新人呢?事实上,新的名词、新的说法、新的秩序不断出现,可旧时代里的一切就都要抛弃吗?从旧时代里保存着的某些“温情”,其实是值得铭记和书写的。
事实上,今日回看、重返,书写那个海浪一般混乱无序的时代,盯着其混乱是勇敢的,可更困难的,是在那样的混乱里,仍旧发现微光的闪烁,发现人情在暗处的坚韧——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在任何时间点都顽强生长的真情,人类才能一直抱有继续走下去的希望。小永偷羊腰被揪住之后,怎么处理成了一个巨大的悬念——这是一个小说问题,这又不仅仅是一个小说问题,而是宁肯要做出的选择。这也不仅仅是宁肯的选择,而是他在决定重返虚构性的“城与年”之后,代替读者面对的一个时代的追问:对于这么一个少年,“蓝牡丹”玄珍能不能原谅?宁肯在小说里,处理得越轻描淡写,细心的读者越能发现其背后,有着巨大的隐忍和温情。
个体撞进大时代,往往会成为浪潮上的一滴水,被甩开的同时也会被吞没,可怎么写出其被甩开时,那滴水在溅起后折射出来的日光,是对有志于书写的作家的真正考验。在当下,很多出版已经成为主题性出版,很多写作已经成为主题性写作,个人的发现往往让位于时代主音,真正属于个人声音的写作,就显得如此稀缺,这当然也是余华《文城》引起各种热议的原因——读者在当下,仍旧需要这一类有着作家内心尊严的书写。宁肯的逆潮而上,重返记忆里的“城”、记忆里的“年”,重返少年时的自己,他满怀温情,在混乱残酷的时代里,让少年小永被原谅。这原谅,对宁肯是极为重要的,对读者也是极为重要的,或许,在通读完宁肯这一系列短篇,我们才能发现:正是有了这个原谅,我们才有了走出那个时代,走到当下,走到更宽阔未来的勇气。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