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韵《北方厨房》：聚焦于食物的历史与生命记忆

尽管不仅早就对所谓“民以食为天”与“食色性也”这样的说法耳熟能详，而且也正如同“衣食住行”所强调的那样，深知食物乃是人类得以维持生命存在最根本的事物之一，但我却从来都没有能够想象得到，自己非常熟悉的作家蒋韵，竟然会在不期然间写出了一部以食物为中心事物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北方厨房——一个家庭的烹饪史》。不过，反过头来想一想，由蒋韵写出这样一部以食物为聚焦中心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倒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可讲。由作家这样一部多少带有一点出人意料色彩的作品，我自己所情不自禁联想起的，反倒是二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是在上世纪即1990年代的末期，我的工作，刚刚有幸从地处相对偏远的吕梁山区的一所专科学校，也即所谓的吕梁高专（现吕梁学院的前身）调动到省城的山西大学。似乎也就是在我安顿下来一两年的时间之后，我和蒋韵他们几位朋友曾经共同参与过一个到后来也没有搞出过什么名头来的所谓“文学沙龙”。最初的倡议者到底是谁，我现在已经记忆模糊，但主要的参与者却依然记忆犹新。省作协的成一、李锐、蒋韵，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刘蜀贝、傅书华、刘自觉，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李建华（笔名珍尔），再加上我，一共也就七八位，绝对超不过十位。说是“文学沙龙”，到底讨论过什么样的文学问题，却一点都记不清了。至今都记忆清晰的，反倒是似乎每一次聚会，都要找一个有品位的饭店。大家边吃边聊，那个场面很是有一点热闹。更有甚者，由于那个时候正是所谓歌厅兴盛的年代，有时候大家在饭后还要到歌厅里去高歌一曲。我自己当然是五音不全，但得以了解到蒋韵和刘蜀贝她们歌唱得特别好，却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更进一步说，蒋韵和刘蜀贝她们的歌之所以唱得好，又与她们当年也即所谓“十年浩劫”期间学校宣传队的训练紧密相关。虽然不能说别的歌就唱得不好，但她们最拿手的，却无疑是那些已经很明显地打上了她们青春烙印的“红歌”（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所谓“红歌”云云，只与她们的青春记忆有关，与社会政治立场了无干系）。说到饭店聚餐，至今难忘的，一个是刘蜀贝和蒋韵她们总是会从家里携带高品质的白酒和干红（她们给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自己家的经济条件要相对好一些），另一个就是在点菜时的大显身手。虽然她们做饭是不是大厨级水平不好说，但是善于点菜的“美食家”却丝毫不容怀疑。又或者说，正因为她们有着很好的味蕾（这一点恰好可以在这部《北方厨房》中得到切实的印证），所以每一次饭局的菜肴才都会点得那么得心应手，才能够让在座各位都不由得大叹其精彩。到后来，或许是因为成一和李锐蒋韵他们都因故把家搬迁到北京的缘故，这样一个与其被称之为“文学沙龙”反倒不如干脆名副其实地称之为“文人聚餐会”的活动，也就渐渐地风流云散“无疾而终”了。虽然“文人聚餐会”不再，但刘蜀贝和蒋韵她们对于各种菜品的理解认识之精到，却给我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关键的问题是，蒋韵既然拥有如此一种对菜肴精神的深切理解，一部聚焦于各种琳琅食物的《北方厨房》最终诞生在她手中，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我们注意到，在《北方厨房》的一开头，蒋韵就坦承，自己之所以会动念写作这样一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与二百年前一位名叫布里亚·萨瓦兰的法兰西人的影响紧密相关。依照蒋韵给出的界定，这位布里亚·萨瓦兰，是世界上一位著名的美食家，或者美食哲学家。他的代表作《厨房里的哲学家》（蒋韵作品中，这本书的译名为《好吃的哲学》），一向被誉为“美食圣经”。应该就是在这部著作中，这位布里亚·萨瓦兰讲了一句名言：“告诉我你吃什么样的食物，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就是这句话刺激到了蒋韵，或者说对她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和影响。究其根本，正是为了回应布里亚·萨瓦兰的这句话，或者说是在受到他《厨房里的哲学家》（《好吃的哲学》）这部著作影响的情况下，蒋韵才萌生了创作《北方厨房》这部作品的最初念头：“我不关心他的肚子怎样伟大，但我特别想知道，假如，一个中国人，比如我，诚实地告诉他我自己这大半生所吃过的食物，他将由此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他会坚持自己的说法还是会修正它？”“写一个家族的菜谱小史、食记或者流水账，也许，是件有意思的事。萨瓦兰启发了我。”但其实，在受到萨瓦兰影响的同时，据我的判断，蒋韵之所以要动笔写作这部《北方厨房》，或许还与她近年来的生活变故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这其中，尤其不容忽视的一个事件，就是她的老母亲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症若干年之后不幸去世。国人普遍认为，出自母亲之手的饭食，是世上最好吃的饭食。那饭食里，不仅包含着一个母亲的深情厚爱，而且也潜隐着一个人的童年秘密。母亲的饭食，既是果腹的佳肴，更是一个孩子认知世界的启蒙之始。从一种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正是母亲的不幸去世触动了蒋韵的诸多历史与生命记忆，促使她拿起笔来，以小说或者非虚构的方式进一步把这些记忆凝固成形。也因此，蒋韵的文学创作，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迫沉寂一些年之后，再一次开始喷发。更进一步说，在经历了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些事情之后，作家的世界观以及对生命对社会对人性的理解，其实也都酝酿发生着一些不期然的变化。又或者，一个或许可以经得起未来历史检验的结论是：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有长达数十年文学创作历史的蒋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包括长篇小说《你好，安娜》、中篇小说《我们的娜塔莎》以及这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北方厨房》，都可以被看作是作家文学创作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作品。

首先，这部《北方厨房》所真确呈示的，的的确确是近七十年（作品的叙事时间应该说是与共和国同步的。蒋韵的出生时间是1954年，作品是从她最初的人生记忆开始写起的）一个北方家庭的烹饪史，或者说是食物史、味道史。我们平常一直说作家的艺术书写尤其是叙事类作品的写作应该是及物的，所谓“及物”，意在强调作家的笔触理当言之有物，一定不无细腻地以精准的语言首先把自己所要关注的事物本身呈现出来。具体到蒋韵的这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就意味着作家首先应该把食物的模样以及食物的制作过程以精准而生动的笔触描摹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比如，奶奶最拿手的那一道保留菜式：假鱼肚。关于“假鱼肚”，蒋韵写道：“这是一道大菜，逢年过节才上桌。食材其实很平常，就是猪肉皮，但做法特别费时，远不是一日之功。”怎么个“非一日之功”呢？“首先，是要风干猪皮，平日里做菜，剁馅，剔下来的肉皮，随手挂在厨房墙壁上，或是屋檐下，一春，一夏，一秋，让它们慢慢风干，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一条一条，积少成多。到腊月里，年根下，时辰到了，找来一只大盆，把风干透彻却也是浑身蒙尘的它们集合起来，烧一大锅滚烫的碱水，倒进盆里浸泡一天一夜，就像发海参。然后就是一遍一遍地反复清洗。每一条每一块，都要用刷子刷，用镊子拔掉毛根。最后，处理干净的它们，就像经过忏悔和被赦免的灵魂一样，新鲜而纯洁。然后，切成合适的大小，控干水分，烧一锅热油，炸。炸到猪皮表面金黄卷曲而起泡。这是最具技术含量的一个环节，油温几分热，起泡的程度，肉皮的色泽，全凭人的经验。接下来，是要用砂锅吊一锅好汤，鸡汤、骨汤，都可以，把炸好的猪皮下进去，和火腿、蛋饺、面筋、玉兰片等食材文火慢煨（有冬笋最好，但北方不是那么容易买到鲜笋），最后，连砂锅上桌，热气腾腾的什锦假鱼肚就算大功告成。这菜，其实就是北方的‘全家福’，福建的‘佛跳墙’一类，是节庆的菜肴，有喜气。”面对这段文字，我们所首先惊叹的，是作家精细的观察力与非同寻常的记忆力。二者缺少其一，作家都不可能把很多年前奶奶最拿手的这一道“大菜”的制作过程如此细致入微地描述出来。其次，所谓的“大菜”云云，最起码在我看来，带有突出的反讽意味，正常意义上的“大菜”，不仅制造工艺精致，而且食材也非同一般。穷人家出身的奶奶，之所以能够用再普通不过的猪皮便点石成金地做出如此一道“假鱼肚”来，其实与真鱼肚的匮乏紧密相关。也因此，虽然看似只是一道“大菜”的记述，但从中折射出的，却是那个时代物质的一种普遍匮乏状况。再次，作家令人印象深刻的想象与修辞能力。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处理干净的它们，就像经过忏悔和被赦免的灵魂一样，新鲜而纯洁”这句话上。一块被清洗处理得干干净净的猪皮食材，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把它与“忏悔”和“被赦免的灵魂”这样带有高贵色彩的语词联系到一起。很大程度上，大约只有如同蒋韵这样的作家才会写出这样个性化的句子来。从根本上说，如此一种语言与修辞方式，所充分凸显出的，乃是书写者本人精神世界的高贵与纯洁。

更进一步说，正是借助于奶奶最拿手的“假鱼肚”这一道“大菜”，蒋韵不仅写出了一个家族面临着历史剧变时无可奈何的风流云散，而且也生动传神地刻画出了奶奶这一内在品性殊为坚韧的时代女性形象。首先，只有在读过这部《北方厨房》之后，我才第一次了解到，原来，蒋韵不仅原本姓孔而不姓蒋，而且她所归属于其中的那个孔氏家族还曾经是开封的一个名门望族。小时候，因为奶奶总是给吃饭挑剔的蒋韵在饮食里添加各种维他命药片的缘故，街坊们曾经给她取了个外号叫“维他命兮”：“‘兮’这个名字，是四爷爷给起的，我们孔家，到我这辈，排行是‘令’字，四爷爷给我起的名字叫‘孔令兮’。我是我家‘令’字这一辈里的老大……”尽管作品并没有更进一步地交代这位“孔令兮”到后来为什么会改名为“蒋韵”，这里面恐怕也潜藏着曲折的故事，但无可置疑的一点是，这个“蒋”姓其实来自于她的奶奶孔蒋氏，因为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第一次搞人口普查或者选举的时候，奶奶拥有了一个被叫作“蒋宪曾”的名字。至于孔氏家族在开封的情况，只要看一看四爷爷和他的医院，我们就可以略窥一斑：“孔家经营一座医院，叫‘同济医院’。据说，是古城开封第一家私立西医院。主政这医院的，是孔家的四先生，孔繁某，字显达。”“等我父亲这辈人出生、渐渐长到记事时，同济医院已经很有规模，且颇具名望。”别的且不说，单只是一个家族在那个时代能够创办并拥有一座西医院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个家族在开封城里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也因此，孔氏家族与其他社会各界的广泛交往，也就自是情理中事：“孔四先生不仅是名医，还是社会活动家，和当时国府中原省份的要员多有往来，‘同济医院’的匾额，就是于右任先生题写的。”唯其因为孔氏家族地位显赫，所以孔四先生才会不仅可以保护年轻时的豫剧大师常香玉，而且更可以与梅兰芳在一起合影。只不过，等到时过境迁或者说时代发生了巨大的风云变幻之后，所有的这一切，反倒成为了不敢为人道的“陈年旧事”。到后来，每当奶奶情不自禁地和孩子们唠叨这些“陈年旧事”的时候，父母便会出面阻止：“妈，别跟孩子们说这些。”而奶奶，自然也就沉默了。“父母的表情，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些羞耻的、不能见人的事。”实际上，事情说来也很简单，在时代和社会业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尤其是到了1949年之后的共和国时代，继续谈论这些与前朝关系紧密的“陈年旧事”，乃是一件危险系数极大的事情。也因此，身为小说家的蒋韵，才会发出这样的一种感慨。虽然说自己的亲爷爷，也即孔二先生曾经一度做过中原某县的警察局长，但“至今，我也不明白，孔二先生怎么会出任警察局长？他又不是行伍之人。弄不明白的事，远远，远远不止这一桩。关于家史，关于家族的过往，有许多年，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上一代许多人的噩梦、伤疤和禁忌，唯恐避之不及，哪里还敢去寻踪觅迹？几十年下来，一个家族的来龙去脉就成为了秘史”。既然是禁忌，既然是秘史，那大有作为的，恐怕也就只剩下小说了：“所以，之前，我笔下的家史，只能是小说而不是其他。”什么叫“礼失而求诸野”，蒋韵所说的，其实就是这种状况。唯其因为现实生活中关于既往历史的言说充满了各种禁忌，所以才为小说家留下了足够开阔的“英雄用武之地”。最起码，在蒋韵这里，很多小说作品滋生于秘而不宣的家史，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