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认知偏失与暗面意识——《早晨从中午开始》别论
文学上更高明的“知之者”,是那种能把自己的所能和所知表述出来的“言之者”,亦即作家身份的批评家和理论家。他们常常用凑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念,来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雨果的《莎士比亚论》、司汤达的《拉辛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什么是艺术?》、戴维·洛奇的《小说的艺术》、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和钱钟书的《谈艺录》《通感》《诗可以怨》等,就属于理论色彩较强的文学论著和论文,而契诃夫的大量论及文学的书信、古斯塔夫·雅诺施记录的《卡夫卡谈话录》、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爱伦堡的《捍卫人的价值》、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普通读者》、鲁迅的批评性文字、汪曾祺的《晚萃文谈》,则大体属于感性形态的经验之谈。对那些学习写作的文学青年来讲,未能身列文学大师之门墙,亲炙謦欬,固为憾事,但披读其书,私淑诸人,亦可登其堂,入其室,寻得文学之津梁。
路遥既是“能之者”,也是“知之者”和“言之者”。也就是说,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还是一个颇为不俗的批评家。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像路遥一样具有广泛的阅读经验和很高的批评素质的作家,并不是很多。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就是一部充满激情、思想和诗意的批评性文本。如果说,《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作品,显示着他在创作上的“硬功夫”,那么,这部关于《平凡的世界》的长篇创作随笔,则显示着他在批评上的素质和能力。对小说创作的初学者来讲,像《早晨从中午开始》这样的深入浅出而又平易亲切的著作,完全可以当做鸳鸯从教看、金针度与人的文学教科书来读。
坦率是作家的重要品质。没有坦率,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因为,坦率意味着真诚和真实,也意味着信任和力量。一个目光游移、闪烁其词的作家,不可能写出真诚的充满感染力的作品。路遥在写作上极为鲜明的个性特征,就是坦率;他的这部创作随笔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也是坦率。路遥真诚地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向读者打开。他从不遮蔽自己情感上的脆弱和易于感伤的性格倾向。他常常不遮不掩地描写自己流泪的情景。他推心置腹地向读者讲述自己的充满痛苦和屈辱的伤害性记忆,讲述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和焦虑。
《早晨从中午开始》是一部双重调性的书。它是严肃、冷峻和沉重的,也是活泼、热情和幽默的。它的字里行间,回荡着音乐的旋律,简直就是用文字写出来的《英雄交响曲》——路遥喜欢贝多芬,住院期间,他对朋友说:“这一下把老贝(贝多芬)的1-9(指第一到第九交响曲)全听完了!”它是笔致舒展自如的散文,也是充满抒情色彩的诗篇;它是闪耀着知性光芒、充满真知灼见的批评性著作,也是一部充满丰富细节和叙事魅力的别样形态的小说作品,一部以作者自己为主人公的非虚构性质的小说作品。那些浸透了泪水的细节,那些充满了忧伤的细节,那些含藏着孤独的细节,那些燃烧着激情的细节,俱皆像刀刻斧凿一样,深深地印在了读者的记忆里。正是通过这些丰富的细节描写,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路遥形象。
这样,《早晨从中午开始》就可以被视为路遥的双重意义上的传记:既是他的文学传记,也是他的人生传记。就文学传记而言,路遥介绍了《平凡的世界》的小说写作经验,讲述了他的充满痛苦和欢乐的写作历程,阐释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理念。路遥的文学鉴赏力和审美判断力,常常令人折服。即便对那些似乎很难回答的文学问题,他也总是能洞察幽微,一语中的。所以,这部杰作不仅有助于我们解读他的小说作品,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重要的文学问题,例如现实主义文学的现状与未来的问题,作家应该如何自觉而庄严地写作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向伟大的作家学习而掌握写作技巧的问题。
就人生传记而言,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大略勾勒出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记录了他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遭遇、情感和思想。这部创作随笔像一面平整而清晰的镜子,反映着作者复杂的情感结构和精神风貌,反映着作者意识世界的两面性和复杂样态——既显示着作者英雄般的坚强和勇敢,也显示了他孩子般的柔软和脆弱;既使人看见作者对自己坦率而自觉的分析和解剖,也使人看见他对某些问题的认知偏失;既彰显着他在生活和写作上的“唯意志论倾向”,也彰显着他偶尔表现出来的“自我中心倾向”。这样,它就成了我们分析路遥意识结构的可靠文本。我们从中可以看见路遥内心世界的“明面意识”,看见他的道德热情、利他主义精神和对文学事业的虔诚态度,但也可以看见他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暗面意识”。
事实上,几乎所有人的内心世界,都是由“明面意识”与“暗面意识”两个方面构成的。所谓“明面意识”是指人的积极的、肯定性的意识和情感,略似弗洛伊德之“超我”和“意识”;所谓“暗面意识”是指人的消极的、否定性的意识和情感,略似弗洛伊德之“本我”与“潜意识”。之所以用“暗面意识”而不用业已成为流行话语的“幽暗意识”,原因有二:一是它可与“明面意识”准确对应;二是“幽暗”二字着色似乎太重,否定意味似乎太浓。
意识之明面与暗面,自贤者以至于恒人,俱皆有之,差异只在贤者能使此长彼消,恒人却放任自流,甚至使此消彼长罢了。贤者自道“吾心光明”,祈向甚高,固然不俗,但说他的意识世界毫无暗影,则必是欺世之谈。所谓“纯粹的人”,殆有之也,但飘缈天际,若存若亡,遂使此尘世间人,未得眉扬目展一见之耳。
由于我曾在多处分析过《早晨从中午开始》所包含的经验,所表现出来的深刻思想和“明面意识”,所以,在这里,就将研究和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它的问题和残缺上,集中在作者的认知局限和“暗面意识”上。解剖路遥认知和情感的另一面,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他和他的创作。
自审所论,率皆訾议,故谓之“别论”云尔。
一、自由与人性化:劳动的本质与意义
人们创造概念,也滥用概念。劳动就是一个常常被滥用的概念。有的时候,为了达到某种极端的目的,有人甚至歪曲而抽象地界定劳动,不切实际地赋予它以神圣的性质和巨大的能量,最终使它成为一种压迫性和强制性的力量。
自由是劳动的首要前提。强制性的劳动不仅不能使人感受到自由和快乐,而且,实实在在就是对人的奴役和惩罚。这种不自由的劳动,可能来自外部力量的强迫,也可能来自个体意志的自我强迫。长期生活在由外部力量造成的不自由境遇中,人就有可能下意识地将这种不自由当作自由,从而用这不自由的、绝对化的劳动来压迫和奴役自己。
健全性质和肯定性质的劳动,除了决定于“自由”这个首要前提,还决定于这样三个必要条件:它必须是人性化的;必须具有科学精神;必须符合自然规律。根据这样的理念,劳动就可以被区分为积极劳动和消极劳动——积极劳动意味着创造,消极劳动意味着毁废;积极劳动使人快乐,消极劳动使人痛苦;积极劳动使人体验到尊严,消极劳动使人感受到耻辱。一切强制性的劳动,一切反人性的劳动,一切缺乏科学精神的劳动,一切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劳动,都是异化性质的消极劳动。
劳动是路遥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他常常谈到的话题。单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劳动”一词,就出现了26次。路遥的劳动理念和劳动价值观的形成,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陕北农民的劳动经验,一个是时代流行的劳动观念。
作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的儿子,路遥清楚地知道,在贫穷落后的陕北,劳动到底意味着什么。由于窳劣的劳动条件,陕北农民的劳动强度极大,简直类乎苦役。所以,他们很恰当地自称为“受苦人”。牛马般的劳动,使他们流尽血汗,使他们身躯变形,甚至使他们未老先衰。然而,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劳动,他们才能收获到赖以活命的粮食,才有可能让家人免于冻馁甚至死亡的威胁。由于苦难的人生经历,囿于封闭的生活经验,路遥倾向于接受这种近乎原始的劳动观念。
在路遥看来,只有像农民一样艰苦地劳动,一个作家才能创造出有价值的作品,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所以,“要格外珍视自己的工作和劳动。你一无所有走到今天,为了生活慷慨的馈赠,即使在努力中随时倒下也义无反顾。你没有继承谁的坛坛罐罐,迄今为止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所获。应该为此而欣慰。”他的结论很明确:只有靠着艰苦的体力劳动,底层劳动者才能改变自己的境遇;只有靠着那种可能让人“随时倒下”的劳动,一个普通作家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样,在路遥的认知里,劳动便具有了某种神圣的性质。他无条件地赞美劳动,有时甚至会赋予劳动以绝对的意义和价值。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借孙少平之口说:“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田润叶也理解身体残疾的丈夫渴望劳动的心情:“他是个男人,不劳动而靠老婆养活,便失去了活人的尊严。是的,尊严。只有劳动才能使人尊严地活着啊!”有的时候,在路遥的明显绝对化的认知里,劳动已经不是手段,不是外在的条件,而是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目标,一种具有唯一性质的选择:“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劳动,这是作家无义反顾的唯一选择”。路遥喜欢引用歌德的一句话——“对于一个从不断的追求中体验到欢乐的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他所创造的财富却没有意义”——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忽略了歌德所谈的,是一种特殊的“创造”,而不是一般性质的劳动。
事实上,歌德的这句话,本身就存在简单化的问题。因为,对艺术创造来讲,创造过程固然能让人“体验到欢乐”,但创造的结果,即所谓“财富”,也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如果创造的“结果”无意义,那么,创造自身的“欢乐”和价值,也要大打折扣的。奥地利学派的创建者弗·冯·维塞尔就反对用幻想性和激情化的方式来讨论劳动的价值问题,因为,“价值属于最无热情的思想的东西。在这方面谁要是让幻想代替理智,谁就是错误的,学者这样做是错误的,社会改革家和鼓动家要是这样做,那就更加错误了。”显然,关于劳动的价值,路遥的态度和认识,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日常经验范畴的内容,一方面是主观和幻想性质的内容。正是这包含着狭隘经验和主观性幻想的劳动观,使他夸大了劳动的价值。
路遥的劳动观念,烙着明显的时代印痕。例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是形式和性质都完全不同的两种劳动,所以,既承认它们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又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才是一种理性而可取的态度。然而,在那种贬低甚至否定脑力劳动的极端观念里,文学创作并不是劳动。在1960年代的“苏联”,青年诗人布罗茨基,就被诬为“文学寄生虫”。他因为不参加劳动而被送上了法庭。俄裔美国传记作家谢洛夫在《布罗茨基传》里引用了对布罗茨基的庭审记录。法官质问他:“您为什么不工作?”布罗茨基说:“我工作了。我写了诗。”法官回答:“我们对此不感兴趣……”从1920年代开始,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也接受了这种绝对性质的劳动观念,渐渐形成了一种基于“劳工神圣”观念的贬低甚至否定脑力劳动的无意识倾向。在1940年代之后的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这种无意识倾向更是被逐渐强化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大有“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之势。“知识即罪恶”和“知识分子非劳动者”,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偏见。“劳动改造”的理念和原则,也体现着同样的偏见:不是将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高度提升,而是将脑力劳动向体力劳动的水平降低。
路遥在无意识中接受了自己时代流行的劳动理念。受时代的主宰性观念的影响,路遥也倾向于将作家的精神创造活动,降低到一般的体力劳动的水平,或者将它跟一般劳动等同起来。他将自己的文学劳动,与父亲的农业劳动,等同起来,视为一事。对他来讲,稿纸上的耕耘,与土地上的耕耘,本质上是一样的;文学写作也像其他体力劳动一样,是一种平凡的劳动,而不是什么特殊性质的劳动:
再一次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从生到死,第一次将种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颗粮食收回,都是一丝不苟,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直至完成——用充实的劳动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
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
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
由此,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而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由此,像往常的任何一天一样,开始你今天的工作吧!
将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等量齐观,混为一谈,无疑是强调平等的普罗意识的一种极端化表现。农业劳动固然重要而伟大,但是,就其性质和方式来看,人们亦不可无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属于机械性劳动,都具有单调和重复的性质,都得按照无可抗逆的时序和节气来进行。文学性质的脑力劳动,则截然不同——它具有个性化和不可重复的性质,因而拒绝任何形式的强制性规约和教条化安排。
也就是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作家的精神劳动,都是一种更加复杂、更有难度的劳动。因为,体力劳动几乎纯然是生产物质价值的劳动,而作家的脑力劳动则是创造精神价值的劳动;体力劳动较少体现道德内容和伦理意味,但“稿纸上的劳动”则不仅考验着作家的智慧和体力,还考验着作家的良心、勇气和正义感。米塞斯用“生产”和“创造”将这两种劳动区别了开来:“生产不是一个创造的行为;它不生产未曾有的东西。它是把某些既存的元素经过安排和组合的一个转变。生产者不是创造者。人,只在思想方面和想象方面会有创造性的。”显然,多种形式的体力劳动,尤其是传统的农业劳动,就属于典型的寻常性质的“生产”,而文学写作,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复杂劳动,则属于建构意义世界和艺术形象体系的“创造”。天才的创造性和非常的艰巨性,是那些伟大的文学劳动的重要特点。1860年,乔治桑在意大利游历期间,完成了她最重要的小说《罗梦拉》(Romola)。这部作品几乎耗尽了她一生的精力:“初写时我还是一个少妇,写完时已成为老太婆了。”文学劳动之费力劳神,它与普通劳动之不同,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包括文学写作在内的不同的劳动,首先意味着对劳动的差异性的承认和尊重。作家固然不能有“高人一等”的傲慢,但是,也不能自我贬抑,将自己的高难度的劳动,等同于寻常性质的劳动。
否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天然的差异性,就意味着违反劳动估价的客观规律。弗·冯·维塞尔反对那种将一切劳动等量齐观的观点,因为,它“对于摆在劳动者面前的工作所存在的那些质量差别,却完全不予考虑。普通的手工劳动、较高级的技术劳动、最高级的脑力劳动,完全被看做是相等的。这种看法违反估价的自然定律,任何按这种方法来处理劳动分工的经济是不能持久的;难道还需要特别证明吗?”如果错误地评价不同形式和不同性质的劳动,就会使脑力劳动者丧失创造的热情和活力,就会导致全社会知识水平的降低和文化创造力的衰退,甚至会造成这样一种严重的后果——使全社会的文化生活陷入可怕的混乱状态。
一切积极意义上的劳动,无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应该是自由而科学的劳动。在这里,自由与科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科学而合理的劳动观念,就意味着尊重人对多样化劳动方式的自由选择,意味着努力摆脱强制性的组织力量对人的劳动自由的随意剥夺,意味着要尽可能地把人从机械性的、强制性的劳动方式中解放出来。路遥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他反对那种不尊重人的、强迫性的劳动。在《平凡的世界》里,由于外部力量的强制,农业劳动者的自由和选择权,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可怕的高强度劳动,则使他们在精神和身体两方面,都受到严重的伤害和摧残。路遥从田福军这个见证者的角度,叙述了农民被强制劳动和伤害的惨象:
老百姓七嘴八舌向这两个“青天”告状,说他们如何吃不饱饭;如何劳累——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夜战,睡觉时间只有四、五个钟头,还又饿得睡不着!那些被释放的“犯人”更是像谢救命恩人一样扑到田福军和张有智跟前来,五十多个人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一边哭着,一边还挽起袖子让他俩看胳膊上绳子勒下的黑血印。这老汉说着哭着,一扑踏跪在了他俩的面前,慌得田福军和张有智赶紧扶起他,给老汉说了半天安慰话……田福军立即对公社几个领导指示:把农民带来的粗粮,在公社粮站换成好一点的粮食;再从集体储备粮里拿出一部分来补贴民工的伙食。另外,晚上夜战的时间要缩短;有病的民工也要及时给予治疗……
在返回公社的路上,几个领导人谁也没说话。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从群众的情绪里,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农民目前对我们的许多政策是多么地不满意啊——岂止是不满意……
路遥通过自己的小说叙事,描写了强制性的劳动组织方式的破坏性,也强调了劳动自由的必要性。“包产到户”以后,双水村的农民,终于摆脱了“生产队”的束缚,终于获得了劳动的自由:“最使大伙畅快的是,农活忙完,人就自由了,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不必像生产队那样,一年四季把手脚困在土地上,一天一天磨洋工,混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庄稼人也愿意活得自由啊!谁愿意一年到头牛马般劳动而一无所获呢?人们在土地上付出血汗和艰辛,那是应该收获欢乐和幸福,而不是收获忧愁的苦痛的……”自由不仅极大地激发出了劳动的热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的效率,而且,它本身就意味着“欢乐和幸福”。
然而,路遥注意到了外在的强制和束缚对人的劳动自由的剥夺,却忽略了来自个人意识的强制和束缚对人的劳动自由的剥夺。他自己的文学写作和文学劳动,就具有严重的自我强制的性质。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任何形式的极端化强制,都会造成限制甚至剥夺人的自由的后果。自我的极端化强制,即对自我的严重奴役。这种奴役与他者的奴役,本质上是一样的。
路遥的极端化的劳动意识和劳动方式,来自自己时代流行的劳动观念。这是一种存在着严重的认知误区的观念。因为,它过度地强调了劳动对人的必要性,却忽略了人对非劳动状态,即休闲、娱乐等自由状态的需求,忽略了人对庄子在《骈拇篇》中所说的“自适其适”的生活的向往。这种自由自在的“非劳动状态”,是席勒的审美“游戏”的前提。席勒将“游戏”当作判断一个人是否“完整”的标准。他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说:“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审美化的游戏,意味着充分的自由和放松,是人摆脱了沉重的劳动之后的真正属于人的活动。奥登也在《诗人与城市》中提醒那些“掌管世界的人”,要尊重个人选择“非劳动”生活状态的权利,要满足个人对“游戏”的需要,因为,“这些被掌管的人是拥有面容的人,而不是无名的数字,那些‘劳动的人’同时也是‘游戏的人’”。对契诃夫来讲,一切异化性质的劳动,都会对人的内心造成巨大的伤害。1894年7月11日,契诃夫则在写给苏沃陵的一封信里,根据自己的切身之痛,批评了那种仅仅为了生存而使人付出几乎全部热情、时间和精力的劳动:“再没有比这种平凡的生存竞争更无聊,也可以说是更少诗意的——它破坏了生活的欢乐,把人引到冷漠无情上面去。”在很长的时间里,契诃夫自己就被这沉重的“生存竞争”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付出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纯真的欢乐,付出了青春年代的自由和浪漫,甚至付出了身体健康的代价。这压根不是高尔基所概括的什么“纯粹俄罗斯人的心境”的问题,也不是他因为对契诃夫的误解所批评的“缺少对劳动的爱心”的问题,而是如何将人从奴役性的劳动中解救出来的问题,是如何让人在摆脱了沉重劳动的休闲状态里生活得更体面、更有诗意的问题。
休闲意味着生命力的恢复,而游戏则是生命力的审美性表现。阿兰·杜卡斯说:美食具有对抗“全球化体制”的力量,“因为它源自每个人的内心和生命。美食是生命的力量”。自由自在的休闲和游戏,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力量。摆脱了沉重而紧张的劳动,摆脱了强制性的外在束缚和内在压迫,人才会真正地占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才有可能进入自由状态和放松状态,才能充分体验到旅游、锻炼和娱乐带给人的愉悦感受。就此而言,休闲和游戏既意味着生命的解放和自由,也意味着舒适和快乐,就像米塞斯所说的那样:“人们总是把闲暇看作比劳动更惬意的。……从较多的劳动所得到的利益是人们所不大愿意的,换句话说,这时他们宁可牺牲这个利益来换取闲暇。从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闲暇被看作一个利益,而劳动被视为一个负担。”然而,影响了路遥的意识和行为的极端化的劳动观念,却试图否定这一事实。它讨厌和排斥一切形式的“非工作状态”。对它来讲,采菊东篱的休闲,分曹射覆的娱乐,简直就是腐朽的剥削阶级意识和酸臭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路遥所接受的那种紧张的、排斥休闲的劳动观念,与来自苏联的文化影响是分不开的。保尔·柯察金就是通过暴风雪中的极端化劳动,先是把自己变成“特殊的材料”,再把自己炼成了特殊性质的“钢铁”。在苏联的运动化的大规模集体化劳动中,劳动不再是科学和人性化的;不是按照自然而正常的节奏展开,而是以异常的“竞赛”方式进行。在以阿历克塞·斯达汉诺夫命名的运动中,极端化的高强度劳动,成为一种普遍的强制性模式。1935年8月31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一百零二吨,超过普通采煤定额十三倍。由于不符合劳动规律,这种畸形的劳动竞赛,最后以闹剧的方式收场。
劳动应该以符合劳动规律的方式来组织和进行。也就是说,要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保护人的身体不受伤害,而不能将人降低为低级而粗糙的劳动工具。然而,高尔基不仅不此之图,反而歪曲地理解了劳动,无限夸大“劳动”本身的力量,认为“人的创造性和组织性都是劳动所造成的”;他甚至抱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极端态度,赞美那种纯属严酷惩罚性质的劳动:“我们不知道人们在科雷马、中亚细亚和北极群岛的某些地方——凡是有惊人的创造力量在活动的一切地方——正在做什么事情,这种创造力量在规模方面和它所产生的成果方面都是惊人的。有些人恨我们。这些人还要更恨我们,因为我们所做的惊人事业,对他们来说就是灭亡。”科雷马,这是天才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劳改的地方;“某些地方”,则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劳改的地方。他们的《科雷马故事》和《古拉格群岛》,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了那种惩罚性劳动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沙拉莫夫这样写道:
那时候,每天干十六小时苦活,定额也按十六小时安排。如果算上起床、吃饭、派工、步行到工地最少得花的一个半小时,午饭的一个小时,晚饭连带集合就寝的一个半小时,那么,他们在露天干完重体力劳动后,剩下的睡眠时间就只有四个小时。人只要停止活动,马上就能呼呼入睡。走路或站立时,也居然能够睡去。缺少睡眠,比饥饿更叫人乏力。没有完成定额,就面临扣发口粮的威胁——一天只给三百克面包,而且不发稀粥。
第一个幻想很快就幻灭了。这是对于工作的幻想,对于这样一种劳动的幻想。关于这种劳动,在所有劳改营分营的大门上,都按劳改营的规定写着题词:“劳动是光荣、豪迈而英雄的事业。”不过,在劳改营里,能够养成而且正在养成的,只是仇视和厌恶劳动的习惯。
然而,高尔基却没有看见这种惩罚性的劳动对人的伤害,没有看见它所造成的种种消极后果。因为没有看见,所以便赞之为“惊人的事业”。他对“惊人的事业”的赞美,既是对劳动本质的严重误解,也是对被劳改者的极端无情。在写到“索洛维茨劳动改造营”的时候,高尔基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极端态度和极端观点:“这个海岛的严酷风貌,并不使人对岛上居民产生无谓的怜悯,倒是使人产生一种几乎达到苦痛程度的热烈愿望:要迅速地、顽强地为创造新现实而工作。”高尔基完全忽略了劳动自由的问题,完全忽略了劳动的人性化问题。他的劳动态度和劳动观念,体现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社会意识和浪漫主义的政治意志。后来,这种极端化的劳动观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意识和行为。路遥的劳动意识,就与这种极端化的观念,有着深刻而直接的因果关系。
是的,健全意义上的劳动确实创造了财富,也推进了人类生活的进步和发展。尽管如此,劳动也只是人的重要需要,而不是唯一需要,更不是第一需要。虽然人可以从劳动中体验到快乐,但也要承受它所带来的压力和痛苦。劳动只是手段,是创造生活资料和生存条件的手段,而不能成为生活的目的。如果将劳动当作目的,就有可能将人降低为手段,就有可能使人成为极端化劳动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设若早些识得此理,路遥会不会改变自己的劳动习惯呢?会不会像陈忠实写《白鹿原》的时候那样,“有意调整改变了原先在晚上写作的积习为早晨写”,从而善待自己的身体和保护自己的健康呢?
二、意志品质与唯意志论倾向
人是精神结构和心理活动最为复杂的高级动物。
人的行为受理性和感性两种因素的影响。作为理性人,人们听从道德和信念的指令;作为感性人,人们接受欲望和情绪的驱动。
路遥也不例外。他是一个充满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作家。他既理性,又感性;既坚强,又脆弱;既乐观,又悲情。
从意识结构来看,路遥既有自己的明面意识,也有自己的暗面意识。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等作品中,他展示了自己内心世界的明面意识,也在不经意间揭示了自己的暗面意识。近乎极端的唯意志论倾向,就是他的暗面意识之一面。
意志是人类活动的精神内驱力。它属于理性的范畴,体现着人在目的和行动上的自觉性,是人类特有的调节和支配自己行为的心理现象。体现意志的行为,包括决定和执行两个阶段。决定阶段意味着确定行动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方法,执行阶段则意味着承受考验、克服困难并最终实现目的的过程。没有良好的意志,就没有积极有效的行动;但是,极端化的唯意志论,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会使人的行为脱离理性的节制,造成严重的后果。
路遥具有良好的意志品质。他既有高远的文学理想和明确的文学目标,又有坚韧的意志和强大的行动力。在关于《平凡的世界》的长篇创作随笔中,他给自己设定了文学追求的理想目标,自信自己的写作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巨大的意义:“……你在做一件对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工作。甚至是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不论实质上是否如此,你就得这样来认为。你要感觉到人在创造,你在不同凡响地创造,你的创造是独一无二的;你应该为你的工作自豪,就是认为它伟大无比也未尝不可。这是不狂妄。只有这种‘目中无人’的状态下,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释放自己的能量。应该敢于把触角延伸到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敢于进入‘无人区’并树起自己的标志。”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点燃自己的热情,调动自己的意志,从而最终实现自己的目的。
为了完成这宏伟的写作计划,路遥就像自己所形容的那样,体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宗教般的意志”。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宗教”一词出现了至少5次。他用这样的信念激励自己:“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对路遥来讲,文学事业像宗教一样神圣。面对文学,一个作家就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要对它抱着纯粹的爱,一个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和献身的精神。所谓“宗教般的意志”,就意味着执着和坚韧,甚至意味着吃苦和牺牲。
进入具体的写作过程,路遥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品质,同样显得行诣卓绝,异乎寻常。他决然地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干扰:“今天完不成任务,将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数字方程式将全部打乱变成为另一张图表,这要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每一个人进行类似工作的时候,的确像进行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不允许有任何的骚扰出现,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破坏这种情绪都不能原谅。”这是近乎严酷的劳动纪律。它建立在冷冰冰的“数字方程式”之上。它还被赋予了“神圣的宗教仪式”。在如此严酷的劳动方式下,一个人要承受什么样的痛苦,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像底层的苦难经验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劳动观一样,路遥承受巨大压力的超乎常人的意志品质,也与他早年的底层苦难生活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苦难使人麻木,使人适应苦难,甚至使人对那些严重伤害自己的痛苦和折磨,也有着极大的忍耐力和承受力。在病房里,关于自己的艰苦卓绝的写作,关于自己的多灾多难的童年,他跟陪护他的航宇,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说,一般作家没有你这样的毅力,也根本吃不了你那样的苦,说不定几天下去,就把人弄疯了。
路遥说,一般疯不了,你看我就没疯,像你这样的人可能就疯了。也许,我这样跟我从小经历的那些苦难有一定的关系。你不知道,我从小可把罪受日塌了,在我八岁那年,家里实在是穷得不行,基本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而我父亲又是一个没本事的农民,实在养活不了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轻而易举地把我给了人了。……那时我就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你无法改变别人,但一定要改变自己。
苦难给了路遥一种特殊的生活哲学,也培养了他的近乎超人的意志品质。在路遥看来,只有靠着自己在艰难岁月的锻炼出来的吃苦精神,只有靠着自己的坚忍不拔的生活意志,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他的“改变自己”一语,远远超出了这四个字的寻常含义。对他来讲,所谓“改变”,就是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受别人受不了的罪,就是靠着超常的意志品质和承受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并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更为严重的是,时代特殊的社会风气和生活哲学,进一步强化了路遥的异常性质的劳动意识,使他在文学劳动上表现出一种近乎极端的唯意志论倾向。他从小就接受了这样一种高调的生活哲学:人的精神的能量是无限的;人若不畏难,不怕苦,不惧死,便可无往不胜,便可达到一切目的,实现一切愿望。因为过度傲慢和极端自信,这种唯意志论的生活哲学拒绝一切形式的妥协——拒绝向大自然妥协,拒绝向他者妥协,拒绝向自己的无能和无力妥协。它完全无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人的生活是有边界的,人的能量是有限度的。
正像时代流行的观念影响了路遥的劳动观一样,这些主宰性的观念也培养了他的意志品质。在他成长的关键时期,非理性的意志统治着人的情感,支配着人的身体。强烈的对抗是唯一受到鼓励的生活态度。任何合乎分寸的考虑,一切合乎实际的做法,都会被当做缺乏斗志的“投降主义”,而受到无情的嘲笑和批评。正是在这种极端观念的影响下,路遥在文学劳动上的意识和行为,才逐渐地陷入了唯意志论的困境。
路遥接受那种主宰性的唯意志论生活哲学,并将它体现在自己的写作活动上。他没有意识到人的有限性和人的身体的脆弱性,因而,将文学写作当作一种极端酷烈的战斗,提倡一种舍生忘死、无所顾惜的精神。在他的理解中,文学写作的“关键的时候”,就像残酷战争中的决定胜负的战斗。他在《答〈延河〉编辑部问》中说:
这时候一般的坚强还不够,需要有一种特殊的坚强,那就是,只要腿还能迈动,就继续迈动;即使倒下来,也应该往前爬;即使爬不动了,失败了,意识和灵魂也应该继续攀登——这是为了下一次攀登而应保持的一种精神状态。
这显然是一种极端唯意志论的观点。写作固然需要有良好的意志品质,但也要有蓄精养锐的理性意识,绝不能以毁废身体为代价。毕竟写作不是你死我活的战斗,而是一种可以控制节奏的复杂而艰难的创作活动。写作上的这种极端行为,近乎孔子所批评的“暴虎冯河”,会给作家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伤害。
路遥忽视了身体对正常的作息规律的要求,对良好的食物和充分的营养的需要。他不仅不按时作息,而且,在饮食问题上也马马虎虎。在他看来,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付出健康代价。他曾对作家劲挺说:“不要太注意身体。我们这个年龄,如果把身体看得太重,那将一事无成,我很欣赏这句话:‘作家是牛,吃的是青草,淌出来的却是牛奶。’”有了这样的观念,他就不会小心翼翼地护惜自己的身体,反而要“残酷”地对待它:“还是那句属于自己的话: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极端而不近情理的。这种“残酷”哲学,固然显示着意志品质的坚卓,但也必然会损害自己的身体和健康。要知道,作家的“真正的生命”,与他的劳动方式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一个作家的生命,是否会长久,是否要“终结”,不是决定于他的劳动方式,而是决定于他的劳动成果,即他所创造的作品是否具有意义和价值。对作家来讲,如何用合乎规律的劳动方式,取得最有价值的劳动成果,便意味着对作家的巨大考验——既是对他的意志品质的考验,也是对他的劳动智慧的考验。
然而,路遥却常常不自觉地把意志品质与劳动方式混为一谈。在路遥的理解中,人就应该像牛马一样劳动。所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书中,“牛马般的劳动”,“像牛一样劳动”,“沉重的劳动”,“苦难的劳动”,“巨大繁复的劳动”,就成了反复出现的表述。他将高强度的压力感和不间断的持续性,当作劳动的基本特点,也要求自己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投入到这种极端化的劳动中。在他的认知里,劳动强度与精神上的积极体验成正比:“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劳动就意味着受苦,写作也意味着受苦,所以,一切劳动者,包括作家,都必须做好吃苦的准备。如此一来,路遥自己的文学劳动,简直就是严酷的炼狱:
我没明没黑开始了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这件恼人的工作做完。
路遥以罕见的毅力和耐性,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高强度的劳动。在数年的时间里,他毋怠毋忽,夜以继日,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平凡的世界》。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极端的意志,奴役着他的身体;沉重的劳动,毁坏着他的健康。血肉之躯不是冰冷的机器,怎禁得住这般熬炼。然而,直到身体出现严重不适的时候,路遥的写作激情,依然熊熊燃烧:
是的,我刚跨过四十岁,从人生的历程来看,生命还可以说处在“正午”时光,完全应该重新唤起青春的激情,再一次投入到这庄严的劳动之中。
那么,早晨依然从中午开始。
唉!应该让早晨从早晨开始,让中午从中午开始,让夜晚从夜晚开始。在清爽的早晨,迎接新鲜的朝阳,多好!在倦怠的正午,远眺隐约的南山,多好!在宁静的夜晚,仰望浩瀚的星空,多好!为什么要晨昏颠倒,使自己与这些妩媚情景,与这些美妙时刻,彼此相违呢?
要知道,谦卑、低调和克制,才是成熟的生活哲学的基本特点。只有低调的态度和成熟的智慧,才能让强大的意志服从理性的规约,才能将巨大的野心转化为切实的愿望,从而最终让意志和雄心照顾到肉身,让身体有机会从疲劳中得到休息,恢复元气。人固然应该有坚强的意志,甚至要有吃苦的精神,但是,这并不等于把人变成劳动的机器,或者使人像牛马一样劳动。
托尔斯泰就很会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文学劳动。他不仅能辛勤地写作,还懂得如何自然地、合乎规律地写作。他知道,一定要让写作的意志,服从身体的限制和要求,而不是相反。所以,他很少不分昼夜地写作,甚至只在白天写作,而很少在夜晚写作。不仅如此,他还懂得劳逸结合。在写作之余,他耕地,打猎,会友,打牌,旅游,跟妻子弹琴,甚至会跟孩子们做游戏。
鲁迅的作息时间,也是黑白颠倒的,但是,他懂得休息,懂得如何摄取营养,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他说,“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用在了工作上的”;“什么是休息,我是不懂的,什么是娱乐,我也全不会的”。事实上,他也喝咖啡,也看电影,也约朋友聊天,也见英国来的萧伯纳,甚至跟日本浪人内山完造过从甚密,成了好友,常常到他的书店去消磨时光。他固然说过:“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然而,在吃饭一事上,鲁迅并不马虎和随便,“隔夜的菜是不大喜欢吃的”。他甚至坚持服用鱼肝油来增强身体的健康。最近,微信上流传着一篇“网易新闻”2020年8月24日发表的《鲁迅的伙食怎么样?许广平留下一份菜单,在场所有专家大呼不可能》的文章;该文介绍了许广平记录详备的《鲁迅家用菜谱》,也使读者得以了解鲁迅非常讲究的饮食安排。为何要“大呼不可能”呢?鲁迅懂得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只有吃最好的食物,你才可能有最好的健康。吃草云乎哉!
卡夫卡说:“艺术向来都是要投入整个身心的事情,因此,艺术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康定斯基也说:“艺术家生来不是为了过愉快的生活,他不能无所事事地活着,他有一项艰苦的工作要完成,这项工作往往是沉重的十字架。……艺术家在艺术里是自由的,在生活里却不然。”这些观点,当作美学思想来看,无疑是深刻的,但当做艺术实践的指导原则来看,却分明是有害的。人的身体不是可以昼夜不息、连续运转的机器。作为脆弱的血肉之躯,它特别害怕意志之轮的无情碾轧。由于文学创作的容易使人忘我地陶醉其中的特殊性质,作家尤其要避免身体的过劳。所以,在《文心雕龙》的“体性篇”里,刘勰反复强调写作要“率志委和”,即顺乎自然,否则,就会造成“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的后果。他亹亹不置地提醒有志于文的人们:“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馀于文勇”。这无疑是关于文学劳动的真理性卓见。刘勰关于文学写作的科学性训诲,值得每一位“吐纳文艺”的人倾听和遵循。
然而,路遥却没有“节宣”的意识。他让意志主宰了自己的精神,也主宰了自己的写作。他没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常常吃不到有营养的饭食:“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忙的时候一顿饭也吃不上,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在单位门口的街上随便凑合吃一点”;“就在他开始着手装修房子的时候,身体频频出现问题,整天有气无力,两眼发黑,稍微一动弹,就气喘吁吁,可他仍然没把自己当一回事。”路遥也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叙述了自己苦行僧般的生活:“我的难言的凄苦在于基本放弃了常人的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不能陪孩子去公园,连听一段音乐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更不要说上剧院或电影院。……除过劳累,仍然存在一个饥饿问题。没想到在煤矿没啥可吃,回到城里工作还是没啥可吃。不是城里没有吃的——吃的到处都是。主要是没有时间正点吃饭。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常常拖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再迟一点夜市就关闭了)。”唉!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何身居省城的闹市中心,却连按时吃饭这样一个问题都解决不好呢?为何要如此亏待和伤害自己的身体呢?别说是血肉之躯,即便是钢铁铸成的,也经不住这般熬炼和摧折。
事实上,文学写作是一种具有双重性质的劳动:既是复杂的脑力劳动,又是艰辛的体力劳动;既使人兴奋和愉悦,又令人痛苦和焦虑。它的甜蜜的“致幻性”,能使人在极度的陶醉和快乐中,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唯意志论”的幻觉中——忘记了自己并不是“钢铁炼成”的,忘记了自己的身体不过是脆弱的血肉之躯。蔼理斯说:“写作是一种费力的智力性的工作,是一种过程,需要最高度的肌肉紧张,以攀登到达天堂的天梯,而甚至最强壮、最勇敢和最机敏的人也不能奢望一步登天。”这就要求作家要充分了解写作——一种极为特殊的劳动方式——的特点,按照科学的方式来展开自己的“智力性的工作”。只有控制节奏,劳逸结合,才能避免在写作中自我奴役和自我伤害的严重后果。
路遥的锻炼方式,也体现着极端的唯意志论倾向。在体力已经严重透支的情形下,他竟然接受拉赫美托夫式的非常人物的影响,在爬山的时候,不走正路,“专门寻找了一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攀登相当吃力”;正像他自己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这种锻炼方式在当时体力不支的情况下,是十分有害的,它实际上加速了体力的崩溃。”他的室内锻炼,也表现出极强的“机械性”和“日耳曼式的”极端性。最终的后果,就像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所写的那样:
终于完全倒下了。
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睡着了。有时去门房取报或在院子晒太阳就鼾声如雷地睡了过去。坐在沙发上一边喝水一边打盹,脸被水杯碰开一道血口子。
虽然唯意志论性质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有助于路遥集中时间和精力完成写作,但是,身体维持平衡和健康的节律,被打乱了,写作本身所需要的疾徐有度的节奏,也被打乱了。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伤害。《庄子•天下》中说:“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唯意志论意识主导下的文学劳动,必然是一种“其道大觳”的沉重劳动,也很容易造成“使人忧,使人悲”的严重后果。
由于特殊时代的生活哲学,由于童年时代起就承受的苦难,由于他自己的雄强的个性,在路遥的意识世界,便形成了一种唯意志论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这种唯意志论态度固然成全了他,但也严重地伤害了他。外在地看,这种极端形态的唯意志论,似乎纯然属于具体的个体现象,然而,深究细察,你会发现,它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时代现象和普遍的社会性现象。
人的生命是由精神和肉身构成的。精神寄身于肉身。肉身不存,精神亦灭。所以,前者应该尊重和保护后者。然而,一种特殊的时代意识和社会理念,却拒绝接受这样的生命意识和生活态度。他们崇拜精神而鄙视肉身,或者,准确地说,他们让理想主义的精神蔑视现实主义的肉身。肉身成了精神实现自己的目的工具。会说话的精神恣睢地奴役着不会说话的肉身。无所畏惧的浪漫主义精神,最终给完全无辜的肉身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和巨大的痛苦。
路遥的沉痛经验提醒我们,应该将意志控制在安全的限度内,应该避免让意志异化为恣睢而任性的伤害性力量;它还告诉我们,科学的劳动应该体现着劳动者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智慧,应该带给人自由、快乐和健康,而不是奴役、痛苦和伤害。法国作家勒南在他的被誉为“第五福音书”的《耶稣传》中说:“荣耀的棕榈枝属于那言论和行为皆强大有力、辨别出了善、并以血的代价使之胜利的人”;“对于那些为未来工作的人来说,死亡是一种获得。设想一下,假如耶稣负载着他神圣的重担活到了六七十岁,他天火般的热情不断消失,在那无可比拟之使命的重压下渐趋磨灭,将会是怎样的情景!一切事物都偏爱有着特殊命运的人,他们在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和命运的规定中走向光荣。”不能说他的话全然没有道理,但是,在他的充满浪漫激情和道德精神的话语里,显然流布着很浓的宿命论意识。要知道,只有在悲剧的意义上,死亡才是一种“获得”,而在正常的情形下,它无论如何都是无比巨大的损失。
一个非凡的人,只要他负有重大的使命,只要他有完成自己使命的激情和意志,那么,他的天火般的激情,便能够抵抗包括时间在内的一切巨大力量的考验和磨损。虽然他们的生活的路途中,会布满荆棘,充满苦难,但是,他们的内心,也必然会充满喜悦和欢乐。因为始终能够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情,即便活到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他们依然会像伟大的孔子一样,终其一生,朝气蓬勃,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每一个负有重大使命的人,都要学会克制自己的唯意志论倾向,努力让自己“天火般的热情”,在时间的隧道里,燃烧得热烈而长久。
三、“半夜时刻”的悲情与自我中心倾向
自我意识是人类的一种正常意识。一个人若完全没有利己的自我意识,那他不仅不可能具有健全的利他意识,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甚至虚伪的人,因为,无论你如何努力成为无私的人,你都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利益,放到至少跟别人的存在和利益一样重要的位置上。
但是,谁若只顾及自己的感受和利益,而忽略他人的感受和利益,那他就是一个绝对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自我”一旦成为“中心”,一个人就会变得傲慢而自负,就会相信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相信自己无所不能,从而要求别人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意志。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自我中心主义毁坏了人的‘我’与‘他者’、上帝、世界的关系,也毁坏了个体人格与共相的关系。”绝对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就是绝对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他的人格必然是渺小的,心理必然是病态的,正像别尔嘉耶夫所批评的那样:“凡持有伟大的创造之举的人都不是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自我隔绝,孤芳自赏,投机钻营,追逐实惠,并把个人主义的封闭合理化,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虚伪的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别尔嘉耶夫将“自我中心主义”视为“人的原罪”。
事实上,个人主义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道德现象,而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和人格现象。简单地讲,至少存在两种形式的个人主义:一种是积极的个人主义,一种是消极的个人主义;前者是开放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后者是封闭的、病态的个人主义。积极的个人主义意味着个性的独立和精神上的活力,而消极的个人主义,正像别尔嘉耶夫所批评的那样,会造成人们之间的隔绝,会导致全社会的道德风气的败坏和堕落。
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普通人,路遥从来都不是一个狭隘的个人主义者,更不是性质严重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利他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人。对亲人,对朋友,对同事,对社会,他都是一个慷慨而负责任的人。他甚至会慷慨地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人。1985年,陕西作协职工食堂的叫王师曾的临时工,被辞退了。有人动员大家为经济困难的王师傅捐款。路遥并不在食堂吃饭,可以说,与王师傅水米无交,但是,还没等来联系他的吴祥锦把话说完,“路遥就掏出十元钱给我,这跟我在个别人家里遇到的意想不到的难堪,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要知道,在1980年代,十元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此事虽小,但可以使人看见路遥利他主义的情怀。
像所有优秀作家一样,路遥对生活,对人物,对读者,都抱着同情、理解和尊重的态度。他不能容忍那种冷漠而自私的利己主义倾向。在《作家的劳动》中,他提醒作家不要高自标树,而要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要“像土地一样地贡献”。这确乎是一种高尚而伟大的精神。朴实的底层意识,热情的利他主义精神,帮助路遥极大地摆脱了那种傲慢的、不可一世的自我中心主义,彻底克服了那种任性的、自私自利的“消极写作模式”。
然而,正像路遥会在写作行为上,表现出很强的唯意志论倾向一样,在某些特殊的悲情时刻,他也会在情感上,偶尔下意识地表现出几乎不易为人觉察的自我中心倾向。
这种偶尔表现出来的自我中心倾向,来自他苦难的生活经历,来自在艰难的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个性,也来自他那因为屡受伤害而过度敏感的自尊心。
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种种不幸,例如贫穷和饥饿,例如被过继给伯父,例如失恋,例如政治上的挫折和打击,都给路遥带来深深的伤害。他并没有让这些伤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没入到无何有之乡。他牢牢地记住了所有的细节,记住了包含在这些细节中的屈辱和自卑,直到自己成为著名的作家,甚至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犹且时时提起。过分在乎自己所承受过的苦难和委屈,便有可能使一个人不自觉地表现出自我中心倾向。
奥勒留说:“抛开你觉得受伤的想法,那么你就丢开了抱怨‘我受到了伤害’。如果你抛开了这种抱怨,这所谓的伤害也就烟消云散了。”对大多数人来讲,这样的要求,近乎苛求,很难做到。对一个作家来讲,对待苦难和伤害最可取的态度,或许应该是双重性的——既要超然,又要计较。因为,完全超然地“抛开”,那他就没有写作激情了,也没有什么人生故事可写了;但是,过度地斤斤计较,他就会滑向自我中心主义,就有可能沦为软弱无力的感伤主义,而他的写作的意义,恐怕也是要大打折扣的。正是从路遥对苦难和伤害的认真而计较的诉说中,我们看见了他的坦率和深刻,看见了他的勇气和激情。然而,也正是在那些悲情时刻的极为计较的诉说中,我们偶尔会看见路遥的情感与意志的分裂,看见他的充满悲情色彩的自我中心倾向。他似乎缺了一点超然和不计较。
对于路遥来讲,文学写作既是一种社会化的理性的精神活动,也是一种个人化的感性的情绪发泄;既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的思考和反映,也是对个人的内心痛苦和伤害记忆的象征性补偿:
我永远记着那个遥远的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有生第一次用颤抖的手握住我初恋时女朋友的手。那美好的感受至今如初。我曾和我的女友穿着厚厚的冬装在雨雪迷漫的山野手拉着手不停地走啊走,并仰起头让雨点雪花落入我们嘴中,沁入我们的肺腑。
现在,身处异乡这孤独的地方,又见雨雪纷纷,两眼便忍不住热辣辣的。无限伤感。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无数美好的过去是再也不能唤回了。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不竭止的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憾,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
显然,路遥的写作既是外向的、指向社会的,也是内向的、指向自我的。就后者而言,他简直就是一个浪漫而感伤的诗人。在特定的情境里,他忘了一切,只专注于对美好记忆的回味,对初恋往事的追怀,对巨大心理痛苦的咂摸,对补偿人生缺憾的热切愿望。有节制的感伤,固然是真实而充满诗意的,但过度的感伤,却有可能导致对自我的放大,导致文学表达上的自我中心倾向。路遥此处的抒情化叙事,虽然也包含着力量,显示着他实践的热情和行动的意志,但也弥散着浓浓的感伤,显示出他的一种过于强调自我感受的计较态度。
正是这种过于计较的态度,使得路遥在心理上,常常停留在感伤的青春期。契诃夫吃过的苦,流过的泪,受过的伤害,一点儿也不比路遥少,而他所遭受的毒打和侮辱,则是路遥几乎从未体验过的。但是,契诃夫克制自己的悲伤,“隐藏自己的眼泪和痛苦”,“免得他的亲人难过,免得把不愉快的阴影投到周围人的生活中”,最终,他就像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把自己从“一个庸庸碌碌的市民”,升华为一个“具有惊人的心灵美、高尚的性格和沉着英勇的气质的人”。契诃夫只比路遥多活了两年。路遥猝然辞世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的青年,甚至是一个有点叶赛宁式的多愁善感的青年,而契诃夫告别人间之际,精神上已然是一个比自己的实际年龄成熟至少五十岁的老人。就心理年龄和心情态度来看,契诃夫像托尔斯泰一样健康和长寿,像屠格涅夫一样博雅和成熟,像阿克萨柯夫一样平静和煦愉。
从理性和意志的角度看,路遥凭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力量,完成了艰巨的创作任务,显示出一种英雄般的伟大品质。但是,从感性和情感的角度看,他又是一个极为柔弱的人,表现出极为少见的敏感和脆弱。有时,他会像孩子一样诉说自己的委屈和悲伤:
在接近通常吃晚饭的那个时分,终于为全书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几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我来到卫生间用热水洗了洗脸。几年来,我第一次认真地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我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两鬓竟然有了那么多的白发,整个脸苍老得像个老人,皱纹横七竖八,而且憔悴不堪。
我看见自己泪流满面。
索性用脚把卫生间的门踢住,出声地哭起来,我向另一个我表达无限的伤心、委屈和儿童一样的软弱。而那个父亲一样的我制止了哭泣的我并引导我走出卫生间。
这样的倾诉性质的叙事,包含着让人震惊的细节描写和悲剧性的情感内容。情感挣脱了意志之手的强力控制,泪水冲破了理性的坚固堤防,不管不顾地宣泄了出来。人们完全能够理解他的哭泣:这是经历了巨大的身体劳苦和精神磨难之后,一次很自然的情绪释放,一次很率真的情感流露。像路遥一样,美国十九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也曾为自己完成《进步与贫困》的写作而哭泣:“当最后一页在万籁无声的深夜完稿时,只有他独自一人,亨利·乔治突然跪倒在地,像孩子般哭泣起来,他业已履行了他的誓言。其余都得由上帝决定。”这样的哭泣,是自然的,是人性化的,因而,是美好的。它是用精神苦难的浓墨写出来的悲情诗句。米塞斯说:“所有的人——任何民族、任何邦国、任何年龄的人——心灵的逻辑结构都是相同的。人种学或历史都找不出与这个断言相冲突的事实来。”悲伤和哭泣,就是属于符合全人类“心灵逻辑结构”的情感和表现。即便是英雄人物,也难免有悲伤和落泪的时候。所以,路遥的悲情和哭泣,就像《荷马史诗》中人物的悲情和哭泣一样,不仅是自然而真实的情感流露,而且别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然而,在特别孤独和忧伤的悲情时刻,路遥便难免会显得极端脆弱。他特别渴望得到别人的同情和抚慰:“孤独常常叫人感到无以名状的忧伤”;“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整个身体僵硬得如同一块冰。写不下去,痛不欲生;写得顺利,欣喜若狂。这两种时候,都需要一种安慰和体贴。”此时此刻,在路遥的内心,甚至会产生一种愤愤然的幽怨情绪,会在一瞬间表现出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
有一天半夜,当又一声火车的鸣叫传来的时候,我已经从椅子上起来,什么也没有想,就默默地、急切地跨出了房门。我在料峭的寒风中走向火车站。
火车站徒有其名。这里没有客车,只有运煤车。除过山一样的煤堆和一辆没有气息的火车,四周围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我悲伤而惆怅地立在煤堆旁。我明白,我来这里是接某个臆想中的人。我也知道,这虽然有些荒唐,但肯定不能算是神经错乱。我对自己说:“我原谅你。”
悄悄地,用指头抹去眼角的冰凉,然后掉过头走回自己的工作间——那里等待我的,仍然是一只老鼠。
这是一个伟大作家的悲情时刻,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悲剧性场面。
一个文学上圣徒般的献身者,不仅没有得到原本应该得到的关爱和抚慰,而且被人们遗忘和冷落了。这种被遗忘和冷落的感觉,无疑是令人懊恼和沮丧的。
有人也许会说,此处的“我原谅你”是指向作者自己,而不是指向他者。字面上看,似乎是这样,但是,谛视上下语境,作者对他者的失望和不满,分明溢于言表。
不过,我们也应该替路遥意识中的“某个臆想中的人”想一想。
彼人有没有同样的被漠视的委屈和悲伤?
彼人是不是也以一种被动的方式,付出了很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精神痛苦和沉重代价?
彼人是不是也像路遥一样,在孤独和寂寞中,度过了同样惆怅的黄昏和漫漫的长夜?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路遥所说的那句“我原谅你”,是不是就透露出了他自己的一种“暗面意识”?是不是就显示出了路遥的忽略了他者存在的自我中心倾向?
比较起来,在中国作家中,路遥因为心性的健康,因为良好的教养,常常能自觉地写出人性的善良和美好。他塑造了很多让人喜爱的美好人物,叙写了很多表现美好情感的故事。他后期的几乎每一部小说作品,都氤氲着人性的光辉和道德的诗意。
但是,他对人性中的“魔性”一面,正视并不够;他对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魔性”,也同样缺乏自觉的分析和解剖。所以,他没有意识到,“某个臆想中的人”其实有可能因为他自己,或者说,因为他的体现着“宗教般的意志”的写作,而付出了同样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对这“臆想中的人”,他应该表达的,是深深的不安和歉疚,应该说一句“对不起”或“请原谅”,而不是那句含着谴责意味的“我原谅你”。
这里涉及了人对自我的认知问题。别尔嘉耶夫说:“人可以从上和从下认识自己。从上认识自己,即从人自身的光亮、人自身的神性源头去认识;从下认识自己,即从人自身的幽冥、人自身潜意识中自发的魔性源头去认识。那么,人何以能认识自己呢?这是因为人是一种具有两重性的矛盾生存。具体说,人‘悬于’两极:既神又兽,既高贵又卑劣,既自由又受奴役,既向上超升又堕落沉沦,既弘扬至爱和牺牲,又彰显万般的残忍和无尽的自我中心主义。” “从上认识自己”,意味着人要有自我肯定的倾向,要按照绝对善的尺度来衡量和要求自己;假如没有这种肯定意识,人就不会有向上的努力,人就不会成为高贵的、具有至爱精神的人。“从下认识自己”,意味着人应该有自我否定的意识——他应该把自己定义为不完满的人,定义为有精神残缺的人,定义为处于苦难境地的人,甚至定义为有罪错的人。
如果能“从下认识自己”,人就不会因为过度的“自我肯定”,而产生傲慢和自大的倾向,就不会认为自己完美无缺,也不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从而就有可能克服内心的野蛮冲动,即不可一世地征服一切、占有一切和控制一切的冲动。《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作者具有“从下认识自己”的意识,具有深刻的自我否定意识。从“诚不若彼裙钗”和“我之罪固不免”二语,就可以看出曹雪芹所达到的境界。他克服了文人身上惯见的轻佻儇薄和自大倾向,表现出自我批判的勇气和自觉。
然而,很多时候,中国人,包括中国作家,既缺乏从上,即从神性的源头认识自己的意识,也缺乏从下,即从魔性的源头认识自己的意识。他们倾向于从中间认识自己。从中间开始,用美化的眼光,用圣化的方式,将自己向高处抬升,却很少向下审视自己,用严肃的无情的方式,揭示自己内心的黑暗,审判自己的恶与罪。中国当代作家身上最缺乏的,就是自我否定意识。即便像路遥这样伟大的作家,也缺乏那种深刻而严格的自我认识能力和自我批判能力。
当然,从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路遥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他意识到了普遍的爱的意义,也认识到了苦难的意义。他努力思考和回答那些重要的人生问题,例如,生活的目的、无差别的同情和利他主义精神等问题。他甚至注意到了人的自由、尊严以及人道主义这些大问题。
不仅如此,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最具思想家气质的作家之一,路遥还注意到了生活的普遍意义上的苦难和荒诞问题,注意到了人类生活的可能维度和可能空间的问题:“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还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是的,生活在继续着。可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却在不断地失去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生活永远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在发生……”他通过梦境中与外星人的“第三类接触”,产生了深刻的“宇宙意识”:“他感到今天这场‘经历’无形中打破了他思维已经达到的疆界,使他能够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生活和生命了。”尽管如此,路遥对生活的认识,仍然局限于此岸意识的范畴。他没有认识到,仅仅将宇宙看作“宽阔无比的化学实验室”的理性认知方式,并不能使他解决关乎信仰的“根本性认知”的问题。他没法解释“生活永远是美好的”与“人的痛苦却时时在发生”两者之间的悖论。显然,“美好”与“痛苦”之间,并不是一种真实而自洽的关系,而是一种虚假而矛盾的关系。用空洞的“美好”,无法解释深刻的“痛苦”。深刻的痛苦,必因“罪与罚”而来,必因“爱与拯救”而起。这样的痛苦,才是深刻而真实的,才是一种超越了此岸有限性的伟大的精神体验。
但是,从超越人文主义的角度看,路遥虽然能从意志的角度,接受宗教精神的启示和影响,能在写作的时候,用宗教的行动意志和献身精神来激励自己,但是,总体来看,他的思想意识和精神视野,他观察人和生活的焦点,仍然始终停留在人与人、人与现实的关系层面;他对自我的认知,也仍然常常局限于自我同情和自我肯定的意识层面。
因为缺乏站在信仰高度思考生活的意识,路遥就无法彻底超越个人经验层面的苦难,就很难对自我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深刻的否定。如此一来,他也就很难实现彻底意义上的精神超越,很难彻底克服个体身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
是的,路遥有“宗教般的意志”,但没有“宗教般的情感”。没有这种情感,人就有可能像《马太福音》所说的那样,“看不到自己眼中有梁木”;没有这种情感,人就有可能在一个考验性的情境里,只在乎自己的感受,而完全忽视了他人的痛苦和不幸。
让我们回到路遥的那个寒冷的“半夜时刻”,回到他的那句“我原谅你”的话。
那么,路遥的这句话里到底缺了点什么呢?
缺了点基于伟大信仰和“最高价值观”的慈悲与怜悯。
关于怜悯,罗洛·梅是这样界定和阐释的:“怜悯之心是指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生死与共。怜悯之心来自对共同体的认同。怜悯之心让我们认识到,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我们为了让自己加入人类群体,共享人类的苦难与命运,而放弃了让自己变得神圣的需求。”在他看来,怜悯绝不是一种虚假而无力的情感,而是人类生活的精神基础和基本原则:“怜悯之心为我们提供了到达人性状态(其中包括权力,也包括爱)的基础。怜悯之心与暴力相对立;……它让我们以不加谴责的方式去评判他人。虽然热爱自己的敌人需要神的恩典,但对敌人怀有怜悯之心,却是可能实现的人性。”显然,这样的怜悯之心,就是一种基于信仰的爱和仁慈。它意味着与别人痛痒相关的共情能力,也意味着对冷漠的自我主义倾向的彻底克服。
然而,路遥从小所接受的情感教育,他所接受的生活哲学和价值理念,并不培养人的体现着普遍同情的“怜悯之心”。那是一种要让贾府里的焦大与林妹妹彼此隔膜和仇恨的生活哲学,是一种要让约翰·洛克菲勒的后代与马丁·路德·金的后代相互对立和敌视的价值理念。那种充满斗争激情的生活哲学,那种充满狭隘意识的价值理念,有两个极为突出的本质特征:一个是缺乏同情心,一个是自我中心主义。“缺乏同情心”,这个很好理解,因为,那种非理性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冷漠的态度和冷酷的行为。那么,为什么又说“自我中心主义”是它的本质特征呢?因为,在这种无情的斗争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发挥突出作用、显示自我存在的强烈愿望,都有一种不择手段地获得安全、肯定和奖赏的利己主义动机;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些个人目的,他们可以出卖和伤害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虽然,路遥通过自觉的个人努力,极大地克服了“斗争哲学”对自己的消极影响,克服了自己内心的好斗冲动,克服了对世界和他人的冷漠和敌意,但是,那种在特殊时代培养起来的顽固的自我中心倾向,依然残存在他的内心深处。所以,他对完全无辜的人说出“我原谅你”,而不是“请原谅我”,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可以肯定地说,“我原谅你”这种话,史铁生是不会讲的。因为,他内心的“最高价值观”,他的博大而温柔的怜悯之心,都不允许他讲这样的话。相反,他会同情别人的痛苦和不幸,会怀着深深的不安和自责说:“请原谅我”。
是的,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史铁生几乎是唯一将自己的精神和情感提高到了“最高价值观”水平的作家,几乎是唯一解决了根本性问题的作家,即解决了爱与恨、善与恶、怜悯与宽恕、苦难与拯救等问题的作家。
正因为这样,史铁生的写作,才达到了充满“忧悲”情怀和“爱愿”精神的伟大境界:“面对他者和生活,他的内心充满深沉的忧悲情怀和博大的爱愿精神。他具有‘匡正’现实生活和建构理想生活的文化自觉,试图通过写作积极地影响人们的‘心魂’和内心生活,教会人们如何有尊严地面对苦难与死亡,如何积极地与世界和他人保持爱的关系。所以,他虽然多以自我的苦难体验为叙写内容,但却超越了个人经验的狭隘性,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刻理解和深切关怀,——就像他评价一部作品时所说的那样,通过对‘不尽苦难的不尽发问’,‘使人的心魂趋向神圣,使人对生命取了崭新的态度,使人崇尚慈爱的理想’。”
如果说,路遥的写作,标志着此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写作的最高成就,如果说,史铁生的写作,标志着彼岸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写作的最高成就,那么,如何将路遥的此岸现实主义与史铁生的彼岸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如何将我们时代的文学提高到真正伟大的境界,就是对那些怀有伟大抱负和崇高理想的中国当代作家的考验。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