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已然成“飞马”
7年之后，几乎同时收到秀海两部长篇新作——《远去的白马》和《兵临碛口》，洋洋一百万言！笔者顿感当年的预言部分地应验了。尤其是《远去的白马》，一周读罢，笔者深感这是朱秀海长篇小说的又一高峰。小说人物之丰满、笔调之空灵、节奏之从容，气势之宏阔、意涵之隽永，再次让我们见识了朱秀海人书俱老的后劲和如日东升的活力。同时，阅读《远去的白马》的过程，又不自觉地让人联想到朱秀海此前的重要长篇《音乐会》，以及徐怀中先生的长篇收官之作《牵风记》。三部作品同为描写战争，又都以女性为绝对主角，理念相似而又风格迥异。本文不妨就以此为切入点，将《远去的白马》与另两部作品进行相关的两点比较，以一窥其堂奥。
女神之比较：“另类女神”牵引战争风云
首先来看看《远去的白马》与《牵风记》共同的女神特质。笔者之前在专论《牵风记》的文章曾提到过，中国古典文学有“歌颂女神”的传统。“从孟姜女哭长城、天仙配、牛郎织女、白蛇传、杜十娘、梁祝一直到《牡丹亭》《红楼梦》，写女性对美好爱情的坚贞不渝，可以匪夷所思，可以感天动地，更可以是人神之恋、人蛇之恋、人鬼之恋；也可以是死去活来、死而复生”（《雄浑奇幻，妙到毫巅——再谈〈牵风记〉》，朱向前《中华读书报》，2019年10月9日），徐怀中亦是继承这一脉的当代传人。《牵风记》中汪可逾这个人物形象，充分展示出徐的美学理想，可以八字以蔽之：纯净如水，冰清玉洁。比较而言，《远去的白马》中的赵秀英，同样是女神，并且是个奇之又奇的“另类女神”，但却呈现出与汪可逾迥然不同的风貌与神韵。如果说，汪可逾的秀美是一种极致的、少女的、纯洁美的高度象征，是空灵、奇异与飘缈的话，那么，赵秀英的形象则表现为丰满、结实与朴素，是热辣辣的，接地气的美——她从人民中走来，身上带着来自于大地的泥土芬芳，又有着炮火淬炼出的特有的坚毅。她以一介柔弱女性的身份参与波澜壮阔的东北解放战争，将她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融入金戈铁马气势恢宏的革命洪流，凭借着刚毅顽强的性格和在战斗经验中积累的智慧，数次化解了战争危机。全书重要叙述者千秋记忆中赵秀英的第一次出场就是带领她的小分队如从天而降般出现在胶着的战场前方，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扭转战局，使我方由败转胜，这一次出场奠定了赵秀英的绝对女神地位。可是同时，赵秀英的命运又是困苦的，坎坷的，她从一个农村女孩成长为一名革命者，这中间经历过太多的磨难与曲折——她生过孩子，婚姻不幸，又几度与有缘人错过，终至孤老……可这些都无损她作为战地女神所散出的强烈人格魅力，这魅力让后来成为我军高级将领的千秋终生不忘。千秋仰望大姐，甚至认为她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于是，问题来了。大姐再神，也只是一个普通人，是否真有这般神通广大，承担起决定战争进程这么重要的牵引作用呢？一般看来，作家对赵秀英的塑造确实是有些点悬乎，在一些奇迹般扭转形势的情节设置上略显夸张，比如书中写到她不过用了几句话，就在大敌迫近的情况下，让国民党两千多俘虏乖乖听话，迅速抬起我方一千多伤员以最快速度撤离战场。但转而一想，这样离奇的故事情节又和朱秀海的文学理念相吻合，似乎也有其合理性了。朱秀海曾在本文开篇提到的那次对谈中强调过，中国小说的重要审美之一就是传奇，没有传奇就不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故事本身如果不传奇也要想办法将它改造成传奇。也正是因为这个追求传奇的理念，朱秀海笔下才会诞生出金英子和赵秀英的人物形象。（徐怀中塑造的汪可逾，何尝不是因为秉持着同一理念呢？）总体看来，赵秀英这个人物的分量是足够的，作家对其性格的深度挖掘完全能够支撑起她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究其原因，是赵秀英身上始终洋溢、凝聚着一种舍生取义的“大爱”：她在每一次面对人生抉择时都选择了成全忠义的艰辛长路，放弃了对自己最有利的便捷小径。她始终以一个编外战士的身份参与解放战争，事实上从头至尾只是个老百姓，但她对革命有着朴素、单纯而又坚定不渝的信仰。作家恰恰塑造了这样一个朴实无华的妇女形象，作为无数普通老百姓的缩影——以小见大，以一人见千万人——她和他们，始终相信穷人的天下只能靠自己打赢，对美好未来有着无限的热情与憧憬，而这个庞大群体的精神特质凝聚成无法摧毁的磅礴力量，从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绝境中一路逆袭，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证实了“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个蕴藏不彰的主题经由“另类女神”赵秀英的演绎，脱颖而出，照亮了全书。
节奏之比较：战争交响乐的变奏
在阅读《远去的白马》的过程中，笔者不停想起朱秀海20年前的《音乐会》——以朝鲜女孩金英子在东北抗联游击队的战争经历为线索展开，探讨了人类在战争绝境中渴求生存的主题，是少有的触及“战争后遗症”的力作。《音乐会》如同一部高音调、重金属、快节奏的战争交响乐，对战争残酷场景和惨烈情节的密集描写令读者不仅有震耳欲聋之感，更不自觉地在一波波心灵冲击之中感到战栗、窒息以致于读罢日久仍有一股郁气难以排遣。就连作家本人在时隔十几年《音乐会》再版时，仍对此书自觉到“此痛绵绵无绝期”。然而，到了《远去的白马》，战地交响乐出现“变奏”了，作家在宏大、壮阔、激越的主旋律之中不时穿插以明亮、轻快、活泼、优雅的抒情慢板，使之疾徐相宜，轻重合度，张弛有节。当然，战争仍然是残酷的，人们仍然时常需要直面死亡、坠入绝境，然而在紧张激烈而又严酷的环境中，朱秀海让笔下的人物见缝插针而又恰逢其时地体验了深沉爱意、领略了世间温情。从这个角度说，赵秀英虽然命运坎坷，可她仍然有机会感受到冥冥中天道轮回给予良善之人的抚慰与馈赠：她与刘抗敌有着刻骨铭心的夫妻之爱，与千秋结下了情同姐弟的亲人之爱，晚年享受到儿孙满堂的骨肉之爱……此外，书中最重要意向——白马的引入，无疑是优秀的设计。“白马非马”——故事中的白马不仅巧妙地勾连起情节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内化为书中几位重要人物的精神寄托。故事在不同阶段反复引用古代大诗人关于白马的诗篇，如曹植、李白、沈约、徐悱、鲍照等人的《白马赋》，颜延之的《赭白马赋》等，这是作家朱秀海、同时也是故事中人对于精神价值的诗意追寻和表达。白马的象征意义是多重的：它寄托着赵秀英心中对爱情的无限热望，代表着战友之间无私而纯洁的同袍之情，更彰显了朴素的人民群众对于革命事业的至高信仰，对于革命终将成功的绝对信赖。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作家的心态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写作《远去的白马》时的朱秀海比写作《音乐会》时的朱秀海年长了近20岁。作家以67岁的年龄再次书写战争，站在当下的时间点凝眸这段历史，不再是仅仅单纯地再现金戈铁马与波澜壮阔，更写出了相当长时间段内的人生起伏和人生感悟。战争是冰冷的，但它的核心永远是人，当人的命运延续到战后，对战争的反思和解读范围也随之愈发辽阔。《音乐会》中的金英子在战后无法从战争中摆脱，终身在耳鸣的困扰中产生炮火犹在的幻觉，相较之下，《远去的白马》中赵秀英有意无意地在试图与战争拉开距离，回归自我。当晚年的千秋与赵秀英重遇，对她的境遇喟叹惋惜之时，这位英雄女性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战争不仅是在进行中有人为之牺牲，延续到战争胜利之后，还要有人为胜利继续做出牺牲，参与其中的每个人，也许都不知在什么不可想象的境遇下作出自己的一份牺牲。这样的观点，不同样可以视之为对“战争后遗症”的思考和表达吗？可是这一次，作家的视角是悲悯的：人们的确对赵秀英的机遇表示无奈与同情，然而更多的，还是对她人生境界的感佩。赵秀英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感情，当她和当年一同参加战斗的人比较利益得失，眼看别人安然地享受着胜利果实，而自己却陷入艰难贫困的境地，也不免心有不甘。但当她能够通透而安然地处理这种负面情绪，使之变成一种淡然、从容的人生态度，就达到了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而这些感悟，也许正是朱秀海本人经历时间沉淀后对于战争给出的新的诠释。如此说来，慢板的加入又何尝不是作家人生态度的一种升华呢。
如今，当我们回望朱秀海所建立的一系列文学景观，已经可以用“蔚为壮观”来形容了。颇可庆幸的是，多年来的影视剧创作不仅丝毫没有消磨掉他的文学斗志——他是编剧中少有的把电视剧当做长篇小说来写作的人，也就是说，他将每一种文学体裁的创作都紧紧围绕文学的核心来完成。再加上朱秀海对党史、军史如数家珍般地研读与深察，不懈怠地长期创作实践，反而使其同时打通了小说、影视、诗词和散文的边界，已如大海行舟，正在长风破浪。今天的朱秀海还用得着“再识”吗？经过时间的沉淀，他已然具备了全面的文学素养，人生经验，思想高度，足以支持他的创作持续不断地走向高远而空阔的文学臻境。是啊，“白马”已然成“飞马”，而作为读者有幸如我们，就等着瞧好吧！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