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岸《古城驿》：小说的野心与叙事的魅力

我是第一次读刘岸先生的小说。我很被他的小说惊讶。我觉得我有些相恨见晚。像《古城驿》这样的长篇小说，我在这之前从未见过。我见过的更多的是被日常生活的烟火熏得头昏脑胀的现在正在进行时的小说，见过的更多的是被沉重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现实题材小说。这些小说每天从四面八方无休止的涌来，死死得包围着我。你翻开每月的好多文学期刊，这样的小说太多太多了。这一篇和下一篇差不了多少。这家刊物和那家刊物上的小说都仿佛是兄弟姐妹。他们的面貌和身材不敢有太多太大的变化。生怕读者认不出他们就是兄弟姐妹。他们有坚强持久的“耐心”和令人窒息的“细密”，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地叙写着绝对忠诚的“现实题材”，脚踏实地、事无巨细地书写的永远坚硬的“现实主义”。他们枝蔓丛生，铺垫扎实，始终在认真而诚恳地考验着广大读者的阅读热情、注意力和忍耐心。很少能从他们的中间，发现那些让人的精神与灵魂插上翅膀轻盈地飞起来的感觉的东西。但不是说一点也没有，而是很少很少。就像正值壮年的男人与女人没有了生活与爱情的“野心”一样。这就是目前的中国的“小说世界”。我一直在想，没有了“野心”的小说是多么乏味得可怕？

正在这时，刘岸的长篇新作《古城驿》，让我的眼前一亮，越读越给我一种满目的瑰丽光泽。仿佛西域敦煌光怪陆离的地形奇异而有魔鬼之称的雅丹地貌，仿佛新疆那苍凉遥远又热烈奔放、既深邃雄浑又秀丽浓艳的奇异风光。它让我着实看到了小说的野心与叙事的魅力。

二

小说的野心，在于作家不能仅仅满足于去写我们眼前的真实的现实世界，还应该通过虚构的力量与艺术的想象力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近年来，我们不知怎么的突然热衷于非虚构，认为只要写得真实了,写得像生活的样子了，就是好的文学。其实并非如此。我认为王安忆说得很有道理。她说：“非虚构是告诉我们生活是怎么样的，而虚构是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现在已经没有人去关心了。”（王安忆《虚构与非虚构》，《小说课堂》，商务印书馆2012年5月版，第251页）现实已经处处在告诉我们“生活是怎么样的”了。我们的小说也倾心于“生活是怎么样”的，热衷于在小说中进行非虚构，仅仅局限于我们眼睛看到的眼前的世界，仅仅局限于现实世界中的时间，那还要艺术干什么呢？那还要小说干什么呢？艺术就是要再造一个与现实世界有关联但与现实世界不一样的熟悉而又陌生的崭新的世界。小说的迷人魅力就在于虚构。虚构就是要通过一种独特的形式，通过模仿自然而生成的自有的秩序、自有的逻辑，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从而在这种伟大的虚构过程中，从无秩序的、漫长的现实生活中，艺术地生成一个有完整周期的、有秩序的新的世界。这就是王安忆说得创造另一个世界。在创造的过程中，生发新的意义，又反回去阐述生活的意义，从而让原来的普遍性的日常生活具有了审美性。这才是王安忆所讲的真正的虚构。《古城驿》正是如此。它通过虚构的力量给我们创造了一百年前连通“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涅槃河”两岸的世界。这里有“博望渡”、“古城驿”、“黑沟煤窑”、“沙梁枣子”。这个“古城驿旧称子归城，俗称古城子”，“是个充满魔幻氛围的不夜城。四马拉的大车载着俄人的棉布、火柴，阿富汗的鸦片、巴旦杏仁，印度的珍珠香料，英美的呢绒香烟，滚滚而来，一峰峰骆驼驮着和田玉、福建茶叶、江浙丝绸、新疆鹿茸贝母、珍禽，源源而去……天南海北，五湖四海，上三教下九流，高鼻子洋人黄皮肤华人，都满怀希望毫不犹豫地认定这个丝绸北道最大的旱码头是实现自己金色之梦的伊甸园。”在这个终年马蹄腾尘、驼铃振荡的古城里，有红胡子和铁老鼠经营的合富洋行、拐子街林拐子的“代写家书”、驼二嫂的古城车马店、神拳杨“杨公义”的典当行、于文迪和金丁子坐过镇的县衙、曹大拿的粮行、黄大胆儿的骆驼行、葛老板的钱庄、陈胖子的通海酒楼、尤其卡的布鲁特皮货行、吴管家的江浙丝绸行、黄大牙的大牙馆、孟长寿的中药铺、老鸨汪妈的梦春院、李小头的棺材铺和王二麻子的小油坊，有云贵川马帮领袖孙权、珠宝商姚麻子、地头蛇山西王、福建八行的林、陈、庄、赖四大茶商。关键是这个古城驿是一个八岁就随林则徐进新疆，游历天山北六县、南八城，求学迪化、伊犁，娶了清军将领蒙乾的四格格，与抗敌英雄徐学功多次联手，屡建奇功，获得过“巴图鲁”英雄称号的“名则林，字阳明”的钟爷，来到河中地区的丝绸北道的这个小城，“组织大批流亡者和当地民众,编成民团，修筑旧城，扩建新城”而形成的。这个小城世界里，产生了很多像刘天亮、林拐子、驼二嫂、神拳杨、红胡子雅霍甫、铁老鼠巴赫•铁尔森、于文迪、金丁、何坨子、撒拉尔、双喜、柳芭、契阔夫一样的传奇人物。

小说的野心，就在于作家用考古般的态度运用想象力去发掘与发现生活的传奇性与对人性深刻的认知。现在的小说为什么不能给人飞翔般的艺术审美神性？就是因为好多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仅仅依靠自己的知识与已有的个体经验去进行小说写作。因为小说创作不能仅仅把人人都知道的知识摆在读者的面前，不能仅仅用自己狭窄的个体经验去解释和认识宽阔无边的世界。小说的野心，还在于作家不能满足于书写我们熟知的世界，还需要通过对知识的转化与艺术的想象力，去书写我们不熟知的未知世界。这个未知世界，也可能是以后的未来世界，也可能是以前的历史世界。在于作家汲取更多人的包括古今中外所有人的生存与生活的经验，把人人都可能知道的知识、通过重新组合编码、重新揉碎再造为人生的经验，从而写出世界的复杂性、宇宙的复杂性与个体人的复杂性。正如纳博科夫所说的，艺术生产与艺术想象，是对他人意识的戏仿，戏谑的背后是对他人存在的深刻共情，而不是将真实的生命作为文学形象的拙劣刻写与复制。《古城驿》正是如此。它借助于类似考古学里的“发掘”与“发现”，运用艺术想象与虚构力量来穿透历史文化与已经逝去久远的时光，烛照一百多年前的子归古城，还原了辛亥革命前后那里新旧势力的明争暗斗、华人与洋人共存的残酷博弈，叙写出了那个时候那里的天灾人祸、动荡不安、激烈商战、吏治腐败与危机四伏，发掘或发现了一百多年前发生那里的“黑沟煤窑暴动”、“羊脂玉枕事件”、“哥萨克激战”、“典当活人”、“名妓奇案”和“黑陶罐蜕变”，书写出了钟爷、刘天亮、林拐子、神拳杨、于文迪、驼二嫂、黑牡丹、艺人“俏红”、云朵、迎儿等人物的忠烈、豪爽、仁义、诚信、担当与有情，以及撤拉尔、双喜、柳芭、契阔夫等外国人的奇特命运，以及铁老鼠巴赫•铁尔森、知县金丁子、巡检何坨子、尕老汉等人的贪婪、嫉妒、仇恨、狠毒、奸诈与投机取巧。

三

无疑，《古城驿》吸引我们的地方，远在于它的叙事魅力。刘岸运用元小说、元叙事的手法，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过去与现在为基本线索，以一百多年前的刘天亮“走进古城子”、寻找驼二爷的经历与2016年刘岸在厦门特大台风来临前后回溯往事、査阅考证史料、发掘历史和创作这部小说为叙事框架，两条线索一明一暗，相互贯穿，从刘天亮一走进古子城就遭人陷害，合富洋行二掌柜铁老鼠巴赫•铁尔森下毒大掌柜红胡子雅霍甫开始，层层剥茧，环环相扣地将这个复杂的世界与复杂的个体人性娓娓道来，像蒙古部落旧时围猎似的，一下一下地慢慢逼近叙述的故事核心点，在最高潮“黑陶罐蜕变”中刘天亮酿酒成为“酒王”时小说渐渐收尾，穿插叙述始终的是以“我”的写作为起落点、时空转换的衔接点，脉络清晰,跌宕起伏，形成了一气呵成的、时空变化的、诱动人心的结实而饱满、丰富而复杂的闭合结构。

其次，刘岸还在这部长篇小说的叙写中插入了大量的链接，充满了叙事的魅力，延展了小说的宽阔度，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在我过去读过的小说中，为了帮助读者对一些生僻知识的理解，偶尔也加一些注释。当然，也有作家在长篇小说文本中加入不少注释，成为了小说叙事的组成部分，譬如作家宁肯的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就是如此。但在长篇小说中加入大量链接的，我还是第一次见。那么，链接与注释有什么不同呢？刘岸在小说第五章第二节“y”即“杨增青”的链接中写道：“我认为链接与注释不同，注释应该在词条首次出现时就跟踵而至。但链接是叙事文本的一部分，应该是在词条成为关键词的时候出现。”说得非常妙。读者在阅读到小说的关键之时，出现了新的关键环节，或人或物或事或景或知识，读者迫不急待地需要了解这些东西和时候，作家就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地给他们带来点关键之物——“关键词”，成为小说文本的“链接”之物。

譬如小说第二章“遭遇危机：追杀”中，主人公刘天亮刚到子归城就被合富洋行的狼犬亚历山大咬伤了腿，可铁老鼠以为刘天亮目击了他下毒害死红胡子的现场，只好给黑沟煤窑的老板索拉西写信安排到矿井干活。但刘天亮一走，他随即又给索拉西写信要求其将刘在说出“真相”前被“矿难”或被“失踪”。并马上派忠诚的希卡快速送往黑沟煤窑。随后，铁老鼠为了怕刘天亮拆开看信，立刻又召集希卡们兵分三路去满城追杀刘天亮。“而此时天亮刚好走出城门，正要赶往黑沟煤窑。”“如果不出意外，两袋烟的功夫，天亮应该和希卡们迎面相遇。”“但出意外了。一匹蒙古马惊了！一个厦门人出现了！”这个意外导致“天亮和追杀他的希卡们在空间上发生了南辕北辙。他们一个由西向东而来，一个由南朝北而去。”读到这里，读者的脑袋此时是空的，对那里的地理环境与特定氛围是不了解的。尽管作家在这里借子归城最后一任县长诸葛白著的《北丝路记考》中两张手绘地图，介绍道：“古城驿是建在十字路口的一座城。东西是官道，南北是商道。官道在城北，东连镇西、哈蜜，西通伊梨、喀什噶尔。商道出将军戈壁，穿城过河，自干沟进雪山,公家不管，也就不成形。”并对文献中的城区图进行了描述：城应当是有东、西、北三城，成“品”字形，但同治年间钟爷带着流民修城筑墙时，因人力、物力、财力有限，就弃了北城，只能成“皿”字形，后东城西墙倒塌，日渐颓败为“日”字形。尽管介绍详细，但读者对此还是雾水一头。在这关键之处，作家对分别对“官道”、“北城”、“皿”加了三个链接，让读者对当时的情景与环境有了更直观形象、丰富宽阔的感知和了解。所以，这种穿插页下注“链接”的叙事手法，与“注释”最大的不同是，它不仅仅是对知识的补充，而是经验与想象力的飞翔,是对叙事文本的扩展和延展，是对小说内涵、人物形象与情节故事的大大丰富与张扬，从而让小说增加了一种艺术的张力。

第三，《古城驿》的叙事魅力，还在于刘岸在小说的叙事文本中引用了不少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献资料，诸如《古城图志》《北丝路记考》《一带一路风物志》《云过斋文牍》《同安县志》《河洛酒经》《粬子疗法》，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厚度、广度与人文精神。这些或借用他人的或作家虚构的文献资料，不仅使小说具有了知识与经验的色彩，更重要的是小说依托这些历史文献，去类似于考古学里的“甄别”与考究“、“发掘”与“发现”过去一百多年前的人与事、景与物、情感与心理，使得小说有了文化学上的意义与田野调查般的风情，自然，增添了小说叙事的诱惑力与审美性。

四

其实，《古城驿》之所以能有如此的叙事魅力，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叙述者。按照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看法，如果把任何小说中存在的叙述者占据的空间与叙事空间之间的关系称作空间视角的话，一般有三种叙述者：一是选择小说中的人物来充当叙述者，叙述者空间和叙述空间混淆在一个视角里，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二是置身于故事之外、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占据的空间区别并独立于故事发在的空间；三是不清楚是从故事天地内部还是外部讲述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叙述者，或者可能是无所不知和高高在上的叙述者的声音，或者从叙事空间之外神气地命令小说事件的发生，或者是人物兼叙述者，卷入情节中，由于自己个性与心理的种种局限，按照自己的意愿观察和讲述着故事。可是，《古城驿》的叙述者却那一种也不是，很可能是这三种叙述者的一个混合体。这个叙述者是第一人称“我”，是一个作家，叫刘岸，但“我”不是小说故事空间中的人物，他生活在2016年的厦门，马上要来特大台风，他正关注着厦门的林子非、新疆的谢琳娜的新闻，并让他的研究生莫菲去搜索他俩的行踪。这个“我”很明显占据的空间区别并独立于故事发生的空间，按说他应该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但是，这个“我”不是，他对发生在一百多年前那些事情有些了解，有些不了解，显然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叙述者。《古城驿》就是靠这样一个独特的叙述者，像考古学者一样根据各种历史文献去研究和分析，发掘和发现，去还原和想象，抓住一个由头，进入跌岩起伏的情节之中，进入人物大起大落的命运变化之中，层层剥茧，丝丝入扣，进行着故事与人物一步一步呈现的完成，从而立体地塑造出了刘天亮、林拐子、钟爷、驼二嫂、巴郝•铁尔森、何坨子、神拳杨、云朵等十几个性格迥异、个性鲜明、心灵各样的人物形象。

当然，一部长篇小说不可能就是一个叙述者。正如《古城驿》，除了这个贯穿全书的游离于故事外部的主要叙述者外，还有众多的奔走在故事内部的空间视角的叙述者。这个主要叙述者以一个寻找者的身份，把控着小说的大局,控制着小说的运行速度与节奏。其他叙述者行进在故事的内部，以各自看到或听到的讲述着，生长并延续着众生的生命与故事，成为小说叙事文本有机的整体。这个主要叙述者具有极强的控制力，他有效的克服了百年时空给小说带来的拖沓、沉闷与寡淡的常见症状，加之“链接”的大量穿插使用，更加有效地避免了行文的冗长与枯橾，让作家在故事空间内自如跳转，顺叙、直叙、回叙、倒叙，时间前进倒退、缩短拉长，从而一层又一层地剥离开过去给我们留下的现象与假象，从故事的表层进入到生活与人性的深处，把矛盾冲突推向了极致。但是，我总觉得《古城驿》的整体叙述速度有些快，在一些该慢的地方没有慢下来，这样，在那些重要情节和重要场景处，本应该细致叙写与雕刻出深度的地方，也因整体节奏的快速行进而順滑过去了，很是遗憾。

刘岸先生是一个有野心的作家，从最后一章“脚”中，得知“《子归城》是一部卷轶浩繁的多卷长篇”，《古城驿》之后，他还要写第二部，“写天亮烧酒，成为一代酒王；写何坨子火烧煤窑；写契阔夫血洗洋行，等等。尤其要写赖黄脸和赖水旺的故事。”我们有理由对刘岸未来的新作充满希望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