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的文学观和方法论浅议

关键词：为人生 在人间 城市书写 戏剧题材 现实主义

文学创作，从行为和动机的角度，个体特征比较突出。但作家成名以后，对于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必须要放在“史”的大盘子里探讨，才能对文本的价值进行有说服力的解析和判断。这个过程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这个“史”，既有作家个人创作史的意味，更有鲁迅所说“一时代文学所反映的整体时代精神及其嬗变线索”之意味。研究个人创作史，探讨的是一个具体作家的“长成”和“组成”。千差万别的个体构成文学史的全部，提炼出规律性和独特性，个别研究就有了总体性价值。研究文本对于“整体时代精神及其嬗变线索”的反映，是从文本出发，把具体的、个别的创作放在“时代”和“历史”两面巨大的镜子前，以此为鉴，以此为坐标，对文学创作的历史表现和时代意义进行判断。后一种研究，客观上逸出了文本本身，试图建立文学创作与时代、历史的关系，其价值在于突出和强调文学创作的社会功用，使文学创作超越职业化行为，成为一种重要甚至必要的精神活动。

从这个角度看当代文学，相对而言，陕西作家群对于现实主义风格的坚持和开拓比较用力，成果也明显。具体到陕西作家群内部，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在现实主义风格大旗下各有擅长的场域，表现出独特性，包括凭借长篇小说《主角》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陈彦，其创作风格也十分清晰。与同时代大多数作家相比，陈彦及其创作属于其来有自，文学信仰正统，价值表达恒定。

新与旧，特殊性和普遍性，都是相对而言。从“返本”“开新”的角度研究陈彦文学创作路径，或许能解释很多问题。

一、“为人生”和“在人间”

正统文学信仰和恒定价值表达，这里指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鲁迅为代表所主张的“为人生”和“在人间”的文学追求。“为人生”和“在人间”有紧密逻辑关联，具体到陈彦的创作，是创作动机和方式方法的关系。

（一）经验表现的独特性和时代性

把文本作为具有道德优势和知识优势的个体表达，是现代小说写作的一种当下趋势。这种趋势的写作，脱离人文环境的具体性和丰富性，过度倚重创作主体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与实际生活经验对立，越来越多地陷入重复与自我重复之中。现代小说写作的这种趣味，不仅大量存在于书斋写作，就连许多从底层成长起来的作家，也开始倾向放弃对于生活经验的信赖，标举“想象力”，认为这是“洋气”的写法。任何事物走向片面化，便是死路。最早把这条路走到死胡同的是先锋小说。先锋小说包括现代小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原因很多。其中，缺乏和轻视生活经验应该是本原。文艺创作离不开想象力，也离不开技巧，但相对于想象力和技巧，文学创作的逻辑前提是对具体环境中的体验经验的再现和表现。能否提供独特的、新鲜的、发人深省的、令人回味的生命体验和现实经验，是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逻辑起点和始终应有追求。

“如果要问我这几年中国当代文学最大发现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首推陈彦。……他扎实的写实功底、深厚的文化底蕴、细腻的人物塑造、绵密的叙事风格赋予其小说独一无二的品格，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家庭里称得上是奇花独放，令人惊艳。”从2014年1月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到2019年8月凭借《主角》获得茅盾文学奖前后不到6年时间，陈彦创造了奇迹。由结果反推，陈彦以“拙”为“新”的写实路径和叙事风格是有效的、富有感染力的。通过小说和剧本，陈彦努力描述确切而不含糊的人生经验，表达稳定而不摇摆的价值观念，散发出新鲜动人的生命滋味。新鲜指经验的保鲜度，动人指经验的形象性。

珍视经验，让生活进入创作现场，陈彦的写法不难辨析，但恰恰是这种老老实实、看似守“拙”的写法，体现了文学创作记录和再现的要义。在当前各种时尚洋气的写法中，是“返本”，是“反动”。

小说作为20世纪以来中国本土文学中发展最快的一种创作样式，从白话小说雏形到现代小说经典，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内容的探索，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如何审美地重构生活、表现生活，可能是永恒课题。人类对于审美创造的主观期待不断延展，客观生活经验不断变化，人类的想象力和文学重构方式不断遭遇挑战。在如何重构生活和生命经验的艺术探索中，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是重要收获。坚持现实主义精神，追求有效介入生活和历史现场，着力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努力通过真实性和形象性写出深刻性，用现实主义风格再现和表现毫不含糊的时代以及个体经验，成为陈彦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特质。

时代变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急剧变化，急剧变化带来的人的生活和命运变化，是陈彦文学创作的关注重点。比如在历史的背景下，写出职业的特质和社会性，写出现实生活中的人和时代、人和职业的关系。两部以戏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分别以装台工和戏曲演员为表现对象。《装台》对于装台工的生存环境的观察，填补了当代文学创作这一题材的空白。在《装台》里，作家像细工木匠，一笔一笔地刻画刁顺子这个人物以及他的生命空间。通过狭小的个体空间，及时并鲜活地展示了时代背景下变化了的装台工生活，既从微小的侧面表现时代征候，又充分描绘出人物独特的生命哲学和生命方式。《主角》记录和刻画剧团和戏曲演员的生活空间，从经验提炼的有效性层面和形象塑造的新鲜性层面，都有独特贡献。《主角》对秦腔剧院大小新老演职员的艺术生活和日常生活进行近景观察，通过这个群体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比如忆秦娥的经历经验，再现一种珍贵而独特的艺术人生。刁顺子也好，忆秦娥也好，这些人物及其经验因为独特性和时代性而深刻和珍贵。

（二）儒家文化精神内核的体认

陈彦通过富有生活质感和特殊经历的典型人物塑造，写出了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下民间散落的儒家文化遗存，这是他戏剧和小说创作的意外收获。

陈彦通过刁顺子这个人物形象，描绘小人物身上的忍辱负重、人性的自强和自救，充分展示市场化时代儒家文化的纵深传承。这里面涉及“义利观”的当代辨析。从古典社会进入商业社会，刁顺子这个底层人物身上隐伏的情义，是对社会变化大背景下的一种反差经验的信任。小说从四个层面构筑刁顺子的“情义世界”。一层是“信”，主要是写刁顺子的职业操守。一层是“义”，对于装台工弟兄们的情义，包括同工同酬、同舟共济，把小工头的职业形象拉宽了、改写了。一层是“忠”，先后娶了三个妻子，死掉两个，走掉一个，对待继女的态度尤其具有典型性，对于刁顺子这个人物的性格塑造极为有力。刁顺子与亲生女儿菊花、继女韩梅的关系，形象地折射了“义”和“利”、儒家文化与市民文化的紧张对立。一层是“仁”，对于忤逆、背叛行为的宽恕，写出仁者之心，甚至表现出道家的味道。描写刁顺子与朱老师、师娘的交往细节，对待父母兄弟的孝悌，其实是在写儒家看重的“礼”。也用一些细节写刁顺子对父母兄弟的孝悌。刁顺子有着七情六欲，有着爱憎，小说实事求是地甚至着力描写了他的狡黠和幽默。因此，我们看到的刁顺子，是大好人，但不是滥好人，更不是无用的好人，而这往往是写人物正向特征时容易误入的歧路。刁顺子的性格特质是符合真实生活的逻辑的。如果没有这种性格特质以及柔韧的生存能力，刁顺子早就被生活压垮，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富有人格魅力的典型形象。小说是作家的话筒，是有主张的精神活动，表达了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和主张。陈彦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表现为遵循生活逻辑，不拔高，也不拉低，写出人性固有的丰富有趣的一面。通过刁顺子这个现代游侠形象，围绕“仁义礼智信忠孝”书写人物精神，写出了困窘下的侠义。现实人性丰富复杂，小说理应写出真实具体的人性。然而，是津津乐道于人性的低劣，还是善于发现人性的高级，这是两种透视路径，小说呈现的面目也因此大不一样。

小说对于现实和人性的处理，包括对于有价值和美好事物的发现，也是一部好小说和一部平庸小说的区别。

从两千多年前西汉王朝“独尊儒术”至今，儒家文化对于西安也即长安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刁顺子、忆秦娥、罗天福这些小人物身上的儒家文化基因，被陈彦从急剧变化、多元表现、看似无章的生活里提炼成形。以陈彦的“现代戏三部曲”《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为例，分别书写奉献牺牲、家国情怀、自强进取三个主题。也是由“现代戏三部曲”开始，陈彦确立其创作的基本面向：平民视角、现实题材和都市生活。“为人生”“在人间”成为其创作追求。

《西京故事》里民办教师罗天福为了照顾在西京读大学的儿女，带着有病的妻子从乡下进城打工。处于“食物链底端”的罗天福一家进城务工的坎坷不易描写得越真实恳切，种种打击和磨难下内生性痛苦越强烈，在压力下人物身上的德性、朴实情感和良好趣味越值得珍惜。罗天福的行为是儒家以义为先理念的反映。作家为人物灌注了文化灵魂，鲜明、生动，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共情力。秦腔《西京故事》演出反响热烈，同名小说于2013年出版。追溯这部戏剧和小说获得社会共鸣的原因，与素材和经验的独特新鲜有关，也与对素材开掘的深度有关。没有真正的痛苦和真正的思考，就没有社会的革新。近20年来，农民大规模大范围进城务工，许多新的问题陆续产生，比如农民工子弟就业、城市原住民与新移民的关系、城乡文化差异等。同时，也产生许多新的经验，新旧交汇、碰撞和交融中的阵痛，这些都是社会现实，也是文学发现、辨析和描述的对象。作家通过文字书写，记录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困难，试图探讨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式。这种努力，体现了作家的现实感和人文情怀。

（三）有态度的现实主义

陈彦的现实主义写作，不同于写实主义，不是一比一，也区别于以揭示和批判为目的的“揭批主义”，而是有镜有鉴，是有理想主义底色、有态度的现实主义。这个态度，表现为作家的文学观，即对文学创作社会功用的确信不疑，主张文学疗治人心、改造社会。这是受俄苏文学影响的现实主义风格。狄更斯和契诃夫的小说在揭示生活真相的同时，善于发现和书写微光，让微光成为客观存在。路遥的小说也有这种特点。从个体情感提炼理想人格，最终将理想人格塑造成情感共同体和理想型文化，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特征。《装台》里，这种微光是人世间各种情义。《主角》里，这种微光是艺术热情。《西京故事》里，这种微光是仁厚。

从发现到再现到表现，对现实进行提炼、重塑和加持。再现的完成度，决定于笔力，决定表现效果。生活经验层出不穷，文学创作常感力有不逮。笔力不逮，首先是眼力不逮、脑力不逮。陈彦在长篇小说《装台》里，视角下移、内移，用温润的笔墨，塑造城市夹缝中坚韧乐观地生活着的刁顺子这个文学形象，写出了古城西安光滑表面下的粗糙不平的内里，写出了“了解之同情”和“理解之赞赏”。《装台》这一独特新鲜而重要的经验被评论界敏锐地捕捉到，“作为深浸于传统戏曲和传统文化的戏剧家，陈彦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并未深思，而是提起笔来，本能地就这么写下去。这个传统说书人的牢固本能，使得《装台》成为一部罕见的诚挚和诚恳的小说——在艺术上，诚挚和诚恳不是态度问题也不是立场问题，不是靠发狠和表白就能抵达，而是这个讲述者对他讲的一切真的相信，这种信是从确切的人类经验中得来的”。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唐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这个观点，经后世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的不断积累，成为唐宋以来中国文学赓续流传的重要传统。这个文学传统，简言之，说的就是创作动机以及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创作动机决定创作主体的取景框，决定题材选择、主题提炼和美学表达。文艺创作是精神活动，陈彦的“为人生”“在人间”的文学观，决定了其后的文学实践方向和命运。经历长期的历史实践，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会形成本国家、本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美学范式。文学是对文化传统和美学范式的表现。鲁迅以“吾国吾民”“吾乡吾土”为对象，提出“为人生”的文艺观，是儒家“经世致用”“文以载道”文化传统的对象化。这一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遗产，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题材和风格虽各有偏重，但都可以发现“为人生”“在人间”的精神传承。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文化消费方式和趣味都快餐化，陈彦为什么能凭借三部写法看似传统的长篇小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跻身文学创作一流阵营，值得深思。

在具体的文本中，“为人生”“在人间”，也会具体到个体、族群和职业。通过打一口或几口深井，掘进去，带出泥，对井和它周边地理气候进行探研，写出不同侧面的肌理血肉。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能不能关注到生活和时代的肌理血肉，对于世态和人心、人的命运书写得到位不到位，是判断这个作家或这部作品的历史价值的重要指标。具体的关注点会各有千秋。比如，同样是在陕西这片文学高原上写作，柳青和路遥的取景框则更倾向探讨在政治和经济杠杆左右下的人性，表现社会重大政治生活和普通人的关联性。来自商洛地区的贾平凹和陈彦，把笔墨较多地探入日常生活的内部，通过描写复杂微妙的日常性和普遍性，记录时代大背景下特异的精神和心灵变迁。

二、西安书写和文学新空间

无论是孤篇独存，还是洋洋万章，让作家最终能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的，还是文本表现和美学贡献。陈彦对于经验的表达，主要通过两类题材予以呈现。一是西安书写。一是戏剧书写。西安书写是地理空间，戏剧书写是人文空间。

（一）以西安为天花板

城市不仅是地理，也是文化，城市的个别性和多样性、丰富性和模糊性，远远没有被充分、及时、准确地书写。没有个别性，就没有精准性，也就没有层次感和丰富性。城市题材书写总量不少，但大多停留在城市生活表层和模板层，如青春、爱情和职场。很少触及城市内在生活肌理，也没有形成城市风格的独特表达。关于城市的文字，往往是漂浮的，甚至是架空的、千文一面的。而中国社会发展现状是，城乡差距缩小，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居民在某种角度已经超越农民，成为国民形象构成的主流。面对变化了的社会构成和社会生活，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种特征突出的重大城市，其他众多城市和居民生活缺乏具体、详备、可信的文学书写。即便是北上广深的城市书写，也不尽人意。一是具有广大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不多，二是美学风格和文化气质日渐模糊。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原因较复杂，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城市自身的同质化。从相对稳定封闭的古典社会进入流动开放的现代社会，城市风貌、市民结构、文化气质进入同质化阶段。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千城一面的城市，在文字里同样缺乏独特性。以北京为例，虽然近年有人提出“新京派”概念，但事实上，作为一个开放的国际化的移民城市，固有的地域性文化特征逐渐消失，新的独特的文学气质尚没成气候。上海因为方言在小范围内保留，情况稍微好点。这也是当年“老上海”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用方言形式写出来之后评论界感到兴奋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客观原因是，从比率上看，今天的城市文学主要由青年作家担纲，而长期活跃在创作一线的作家群体主要是“五〇后”和“六〇后”，包括少量“七〇后”，这些年龄段的作家目前虽然基本生活在城市，但大多是通过考学、参军等方式，从乡村走进城市，具体的生活经验和强烈执着的原初情感，都还围绕乡村展开。城市生活经验还没有转化为文学经验，还处在“望乡型”写作阶段。比如作家格非从苏中乡下走到上海，在北京定居，但成名作和代表作多是乡土题材。这种经验结构，导致当代文学乡土书写一直保持高出镜率。人群结构多样，生产生活方式分层，特别是近年来城乡流动性加剧，城市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远远大于乡村，城市与现代性有天然的血缘。一方面是城市书写层次不够丰富，面目不够鲜明；另一方面，城市是文学的富矿，需要被书写，也应该被书写。取材西安，以“西安”为书写对象，充分体现了陈彦的文学敏感和文学自觉。

“人文的东西，需要不断地去讲述、解说。文献资料、故事传说、诗词歌赋等，这些文字建构起来的都市，至少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想象与文化记忆。”在西安复杂多元的题材空间里，陈彦深钻进去，用热度拔出来，已经是打碎、提炼、融合、重塑的文学西安。发掘和重塑的路径，源于陈彦的景深。陈彦笔下的西安，不同于报刊新闻里的西安，也不同于同代同城其他作家。陈彦通过三篇长篇小说和三部戏曲剧本，在北上广深之外，用文字搭建了一个积聚压力和张力的天花板，建构了一个陈彦视角的文学西安。“移民”陈彦，生活和工作在西安之后，着力描写西安，意味着陈彦的经验“移民”和情感“移民”。

从地理层面，西安是西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经济层面，西安既是西部头羊，又是背负沉重的老牛。从文学创作层面，当代文学重镇，名家辈出，撬动了整个中国文坛。现实生活中的西安色彩丰富。从历史文化层面，是古都，崇文尚武，文化习俗自成一体，比如写字、画画、吟诗、作曲、唱戏、拉琴等，这类“风雅”，也是贾平凹创作《废都》的经验依据。这样一个面向丰富的西安，是以日常和平民的面目进入陈彦的文字。从家乡商洛到省会西安再到首都北京，陈彦其实经历了三个经验差别较大的文化带。西安在陈彦的笔下，首先是刁顺子、忆秦娥、罗天福生活的城市。这些都是小人物，是平民，甚至是城乡交界的边缘人群，但又都是一个社会和一个城市的基础民众。在时代转型中，小人物最容易被抛出生活常轨，受到的考验最多。这个城市，有古都历史人文底蕴，有温柔敦厚的儒释道文化滋养，才有刁顺子的情义、忆秦娥的戏痴、罗天福的达观。在现代文明发展背景下，西安面临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巨大压力，新与旧的角斗下的诸多矛盾，才有刁顺子的坎坷遭遇、忆秦娥的命运起伏、罗天福的艰难困苦。

文学重塑记忆。小说作为虚构的艺术，难点和魅力是在文本和读者之间建立“信”。读者情感被无间隙代入，对小说产生充分的“信”，小说才会对读者发生深刻的感染力。小说的“信”，源于作者的了解。作者写出“了解之信”，包括准确无碍的转达。区别于贾平凹笔下欲望失控、精神危机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废都”，也区别于被市场经济异化的其他大都城，陈彦灌注于文字中的西安，是笃定不移、温润如玉的古城，也是充满情义和文化魅力的现代西安。三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和《主角》都以西安为天花板，目光向下，写城市平民和城市贫民，这里面既有从农村进城的罗天福一家，又有长期生活在城中村的西安老居民刁顺子，还有生活在文化单位大院里有着各种来源的剧院职工。这里面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古城墙、大小院落，也有听不懂唱得响的方言、戏曲、村话、俚语，还有厨房的劳作、舞台的表现，有女性间的矛盾，也有男人的粗蛮。古都西安和现代西安交杂的日常生活和盘托出，使得人们对西安的认知富有质感。

一个优秀的作者，一定会像建筑师一样，建造自己的文化空间。《装台》《主角》和《西京故事》从不同侧面，细致地展现逆境中的人性光辉以及人物、事件和情节的内在发展动力，形成对这个时代西安城市的观察和记录。“在一个居住了30年的城市，写她的肌理与骨感，还是略有把握。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全都集中在我的作品里了。”

（二）以戏剧为圆心

戏剧和舞台，几乎是作为小说家的陈彦独有的题材资源，也是他进入文坛独特的姿态。

陈彦的文学创作包括小说和剧本两大块，这使他从创作类型上区别于一般作家。这么强调和界定，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戏剧和影视剧本创作似乎已经与文学“分家”了。笔者曾试图从文体意识和文化意识角度，探讨陈彦的创作。从剧本到小说这样一个创作路径，对于推动陈彦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成长和成熟具有特殊的作用。比如对于塑造人物的用力，情节结构的设计，特别是对于故事和事件本身节奏的控制、矛盾的把握，都是戏剧创作对陈彦产生的影响。

从剧作到小说的“文体皆备”，对于“戏剧艺术”的格外用力，突出的戏剧意识和相关生活经验积累，是陈彦创作《装台》和《主角》的前提。特别是《主角》，以改革开放40年秦腔、剧团和演员为对象，书写经济转型时期和文化转折时期的传统戏曲演员的生活和经验，借此深入探讨戏曲文化的魅力和命运。《主角》获得广泛关注，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方面是题材独特。以戏剧为观察对象和创作动机，打开新鲜神奇的生活空间。能够写好戏剧题材，必须具有深厚的剧院生活基础，在当下作家中，长期工作在戏剧界并曾长期生活在剧院的陈彦，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与从戏剧门外掀开帘子探访的作家不同，陈彦为笔下的戏剧和戏剧界人物祛魅，是普通人，既有台前光彩，更多还原成台下和幕后。古老戏剧进入当代生活，孕育了丰富、复杂、悲伤的人事变化，成为陈彦笔下的故事。

另一方面是价值观雅正。自古以来，戏曲艺术都是古典社会高台教化的重要媒介，其中蕴含着当时当代的主流价值表达，比如儒家文化。陈彦对于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与长期从事戏剧工作不无关联。

此外，戏剧是有节奏的艺术，讲究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塑造。故事讲述饱满，人物形象典型化，这两点特色也形成了《主角》和《装台》的技巧优势。一个优秀的作家，必然是文体家。在文学写作类型日益细化的今天，陈彦的跨文体写作优势反倒显现出来。从戏剧到小说，文辞的古雅和动作性都得益于戏曲唱词的影响，人物语言和人物身份的密接感也是得益于舞台塑造人物的经验。

三、一点启示

恩格斯说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是思维着的精神。一个优秀的作家必然是思想家。作为思想家的作家，才有可能借局部写出整体，由当下溯及历史，从现象钩沉本质。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最终要能引人入胜、动人心魄。鲁迅作为一个具有强大思想力的文学家，文学实践力也强大。今天尊鲁迅为“白话小说中短篇之父”，不是因为理论主张，而是因为鲁迅卓越的创作表现，如《孔乙己》《祝福》《伤逝》《闰土》。鲁迅对于中短篇小说创作，留下了富有先锋性和建设性的创作成果。以《狂人日记》为例，思想领域的研究不说了，从现代小说的角度，《狂人日记》的心理描写和精神分析、意识流手法、第一人称受限视角等，都令后世学习者“望尘莫及”。特别是语言，虽是“白话初期”，但指陈有力、含义丰富，是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结合的典范。鲁迅的短篇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贡献了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形象。从这些人物普通且普遍的遭际，我们读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前夕的现实面貌。这个面貌，既是地方风俗的白描，又是广义社会学的精研探索；既具体可感，细致到方言、土地、食物和人的命运，帮我们触摸到一个时代的血肉肌理，产生深切的共情，又留下思考和想象的巨大空间。借由这些形象和文字，我们读到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读到辛亥革命在江南等地率先爆发的青之末。在此，文学发挥了介入社会的功用，留在了历史书写的丰碑里，影响和改变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精神文化。这也是鲁迅后来被称为“革命家”的由来之一。鲁迅作为作家的路径无疑对陈彦有很大的影响。

一方面，作为小说家的陈彦，懂得掌控小说的叙事节奏，起承转合，水泼不进，比如《装台》。另一方面，发挥小说“思”“想”自由，把丰富的思想文化研究成果“形象化”后，写成小说，通过文字用力探索世俗精神和伦理力量的来源、锻造、坚持。以《西京故事》为例。在舞台上和文字里揭示中国农民和他们的子弟进城后的命运，既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层面的观察，也是哲学和人类学层面的记录。在文字里，陈彦将自己对儒家文化的“信”灌注其中。城与乡、穷与富、正与邪、男与女……各种矛盾和压力，构建了当代生活的多面性，在此客观背景下，现代性不是形式上的戴上墨镜穿上超短裙，而是认知上的超前和实事求是。对于文明转型时期的人的处境和人性的艺术呈现，是哲学意义上的写作，也是人类学意义的写作。

有思想力的作家会站在生活的高处，视野具有总体性和整体性。有这样追求的作家，其作品的生命力才会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