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白马》：击穿战争历史和小说叙事的盲点

“从哪儿说起呢？”

“从白马吧。”

这是朱秀海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十月》2021年双月号第1期）正篇的引子。小说从白马开始，以白马收束。女主人公赵秀英几乎用尽一生，迎接一次浪漫的邂逅，完成一场长情的告别；纵然肉身早已千疮百孔，精神却依旧巍然挺立；情感的真相、生命的存在、英雄的传奇还有革命的意义，在执着的探寻、痛切的追问和深沉的思辨中渐渐清晰，战争、历史也进而展现出不同以往的独特且新鲜的面相。

当梦中的白马转身走入密林，一场漫长的告别便拉开了序幕。残酷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奇崛激荡的历史日益模糊，曾经朝夕相伴的战友、亲人在时光的拉伸下变得陌生，每个人的心中都好像收藏着无数秘密。一张张关于白马的照片，印证了一段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叠加在一起，拼接成一道幽深的情感隧道；一头牵系着混沌的历史，一头勾连着乖谬的现实。悲剧，当然是悲剧，但又不止于忧伤、愤懑、悲悯；混着血泪与恨从隧道中爬出，被一束精神之光击中，迎向希望、坚韧、理解、宽容与爱；这是一种关乎无私、英雄、牺牲的崇高情感，是一种看似古老而又隐秘的德行；触手可及、感同身受间却又渐行渐远，令人唏嘘、喟叹、凝视、仰望。

白马是美的，在暗黑与血色的战争背景下，美得那样跳脱、俊逸、惊艳，击中灵魂，直抵内心，给人无限美好的希望与遐想；白马是一种别样的视角，黝黑深邃的眸子中映射出不同寻常的战争样貌，提示出个体生命的脆弱与顽强、心灵的煎熬与抉择、情感的忠诚与背叛、历史的偶然与必然；白马也是一种隐喻，指向一次次离别，给生命留下创痛，为历史留存标本，也为后来者铺展开历史的重重褶皱，建构起形而上的思辨空间。

战争的胜利、革命的果实自然有人分享，那么代价呢？也需要有人去承受。那么，谁来承受？怎样承受？这无疑是一道撼人心魄的设问，也是军旅长篇小说必须直面的课题。小说的女主人公赵秀英执着寻觅、追求的不只是个人的幸福、情感的真相，她用几十年的隐忍、坚守与近乎苦行般的自我牺牲，在坚实厚重的历史幕布上揭开了一角，透出了理想和思辨的光芒，照亮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惑与迷茫，也回应了前述那个“生命无法承受之重”般的哲学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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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秀海是一位对战争有着深厚生活积淀和深度生命体验的作家，对宏阔战争进程中的个人处境、心灵创痛、命运遭际满怀同情、理解、悲悯与爱，倾力在小说中表达对生存的正视、对生命的敬畏。在《穿越死亡》（1995年）中，朱秀海对战争环境下人的心理空间做出了精准把握和深度开掘，对大学生排长上官峰怎样克服对战争的心理障碍、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最终成为合格军人甚至英雄的历程，进行了细腻的描摹和深刻的剖析。《音乐会》（2002年）则从朝鲜孤女金英子的视角切入东北抗联的战争历史，表现主人公如梦似幻的内心听觉与严重的心理创伤。《音乐会》之后，倏忽然，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这期间，朱秀海笔耕不辍，在历史题材小说和影视剧创作方面收获颇丰。然而，对于他的军旅长篇小说新作，我始终满怀期待。

直到这部最新的《远去的白马》，朱秀海更加着力探索残酷的战争、严苛的环境与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空间的关联；在历史与现实两个时空中穿越跳荡，演绎人物命运；把历史作为一个巨大的人性试管，反复观测和试炼人性的光辉和晦暗。小说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女主人公赵秀英的传奇人生，是一部弘扬革命初心的英雄颂歌和壮丽史诗，也是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献礼之作。

赵秀英这个女英雄的形象独特而又新鲜，她的身上既有现代女性的独立和洒脱，又有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美德，既有浓重的地域性格，又有强烈的传奇色彩。朱秀海对赵秀英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无疑为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人物谱系贡献了一个“新人形象”。

作为三十七团中唯一非军人身份的女性，赵秀英（大姐）的战争经历堪称传奇。大姐身上有两面性，既有女人的敏感、柔弱，又有英雄的坚毅果决、机智勇敢。她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扛着一个我军东北战场上战斗力最弱的团，历经艰难困苦，在一场场生死攸关的战斗中，绝处逢生，快速成长，最终凤凰涅槃。事实上，因为接二连三的误会，东北战场上的大姐陷入到了极度的窘境，进退维谷。最可怕的是，反复梳理事情的来龙去脉，大姐发现了这场情感误会中还存在着细思恐极的另一面。然而身体和精神的痛苦并未将大姐击垮，更没有改变她善良包容的心性。大姐好像是一个具有地母气质的人物，包容着别人的错误甚至背叛，承受着命运的多舛和现实的不堪，她的身上自带某种神性的光环。

事实上，大姐面临的问题几乎是无解的。走还是留？见还是不见？说破还是不说破？重新开始还是苦熬岁月？残酷艰难的战场环境下，当条件并不充分时，面临两难的选择，其实才是最困难的，是最考验人性、人心、人情的。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表面上看，大姐无疑是被损害者，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然而在精神层面，大姐又是道德、人格层面的胜利者，是一个纯粹而高尚的人。这一点，在此后漫长的和平岁月中得到了越发有力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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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的悲剧命运虽然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可抗力的缘故，但也是基于自身思想性格和主动选择的结果。大姐内心深处想的不是从战争革命胜利中获得什么、收获什么果实，而是战争的代价由谁来承受？这个想法犹如一道闪电，击穿了战争历史的盲点，让我看到了一种重新理解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

塔山阻击战中，大姐和千秋手拉手接通电话线保障战场通信。在共同迎候死亡的时间里，大姐和千秋在“最后一次对话”中，探讨的依然是革命的信仰和信心这个终极问题——共产党是否一定能成事，战争能否最终胜利？原来这才是俩人最大的心事。这是一种超越了个人得失甚至生死的思维方式。这种崇高而忘我的情感结构，如今看来十分稀缺，甚至难以理解。

《远去的白马》的叙事过程恰似一个理解和缝合的过程，即将特定个体和局部的革命故事，转换为有关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的元叙事，在更高的视野和层面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沟通与整合，带有强烈的本质色彩和文学总体性。大姐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不是知识分子，但却有着深刻的思想和高蹈的觉悟，有着宽阔的胸怀和坚忍的心性。“千秋，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除了那些死去的人，我们活下来的人也要承担一些代价，比如我……这也是我多少年来一直想一直想才想明白的一个道理。我可不是什么圣人，想不明白这个道理我早就疯了……”大姐对千秋讲出的这番道理看似浅显实则相当深刻，也是长久以来当代军旅小说叙事中的一个盲点。大姐既是当代军旅文学的“新人形象”，也是一个重新理解革命、战争的新颖视角。个人所承受的苦难、悲剧，其实也折射出中国革命曲折的历程，充满了未知、矛盾、误会、偶然与抵牾。在超越了世俗、功利、利益、情感的情况下，一个纯粹的人能否将初心坚持到底？大姐用个人的牺牲和近乎苦行般的坚守，给出了极为深刻的思辨和超越时空的回答，有效弥合了现实语境中信仰的缺失和传统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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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军旅小说创作出现了明显的“雅化”潮流，军旅文学的表现形式和审美趣向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军旅小说中职业军人、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形象越来越多。不仅是现实题材，历史题材小说中人物身份的设定也越发地雅化、知识分子化，这与21世纪初年流行的那波以“农民军人”“大老粗”“匪气英雄”为主体的“俗化”浪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军旅小说普遍体现出更加强烈的“现代性”观念和立场，对个人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进行了更富反思性和超越性的重建。

《远去的白马》中，白马作为一种诗性的隐喻，指称着革命的初心。以白马为核心意象，小说从头至尾都弥漫着一种雅化的情趣，蕴含着淡淡的抒情意绪。事实上，这种抒情性并不局限于一段段以白马为主题的诗词的直接引用，也不依赖大段的情绪渲染或者景物描写。整部小说在大的叙述结构和叙事节奏上，存在着离去/归来的复沓及变奏形态，这成了小说在革命主题之下的重要而潜在的文本构成。白马这个象征之物，指涉着爱情、尊严、高贵、遗世独立等等精神性存在和种种美好德行，负载着小说主人公对世界基本意义和价值纬度的理解，并成为其情感皈依的情绪依托物。

这原本就是一个不断遭遇又不断离别的故事。战争进程中，回胶东，成了一个被悬置的命题，有点尴尬，有点虚妄。回不去的故乡，成了大姐内心深处最为痛苦的煎熬；而和平年代里，故乡又成了她走不出去的牢笼、精神和情感的羁绊。人物的困境，有点像西西弗的神话，最终达成精神的拔擢和灵魂的升华。贯穿小说始终的白马意象，也因为与主人公的命运互为镜像，而具有了丰富的象征性、时间性和历史纵深感。

白马真的已经远去了吗？

并没有，只是变换了一种存在的形式。

白马就驻留在历史的深处，凝视着每一个试图亲近历史的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