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
小说通过追问“那个影子是谁”展开情节，反复猜测的焦点是叔父的故人樊耕。按照情节推断，樊耕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时代“弄潮儿”。他从甘肃南下到中部省份，“在多瑙镇开着一间小酒吧，引领小镇时尚风潮”，“叔父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经常光顾酒吧消磨时光，他欣赏外地人樊耕介于艺术和颓废之间的文艺气质，甚至模仿樊耕蓄起了长发，穿花衬衫，戴蛤蟆镜”。樊耕与叔父虽然年纪不相上下，却是叔父的精神启蒙者，也是叔父第一次婚姻的媒人。后来，“镇上的年轻人都陆陆续续外出揽活”，樊耕的酒吧难以为继，向叔父借三百元钱，还钱后要叔父还回借条，但叔父却忘记借条在何处，从此开始了樊耕长达数十年向叔父索要借条的过程。
樊耕和叔父先后离开了小镇南下，樊耕混得并不好，而叔叔却开起了有几百号人的工厂。小说并没有说明二人境遇分化的原因，但相逢之后寥寥数语便告于真相。樊耕执拗，认死理，他或许还依循某种理想主义的思路在生活，叔叔发家之后还没有与病入膏肓的二婶结束婚姻关系就与柚婶同居。小说小心地持守故事边界，没有大篇幅地介绍时代语境的变迁，读者也不难想象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精神悖逆。因此，“故乡”在这里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家乡，还是樊耕的精神出发地——多瑙镇以及他影响过的叔父等人。樊耕在向叔叔索要写着家乡地址的借条，其实也在质询自己和叔叔的精神出发点。
时隔十多年，他乡遇故知，樊耕患上了回家强迫症，他越来越频繁地纠缠叔父，要他还回借条。叔父害怕，“迫不及待给他一笔钱打发他走”“有一段时间还让人给他找房子，管吃管喝”，尽管这样，樊耕“依然追着你叔要条子”。叔叔将樊耕送进“精神病医院”，跑出来后报警，警察不管，就让门卫旷四海挡他，结果打起来了。二人复杂的纠纷过程在小说中由柚婶寥寥数语交代，所占篇幅很短，却充分体现了在不怎么规范的市场发家的叔父与执拗的樊耕之间的理念错位。叔父最初想贿赂他，接着想污蔑他，还想借警察来镇压这个令人不安的“幽灵”，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好找孔武有力的门卫旷四海来驱逐他。樊耕和旷四海一起失踪后，叔叔便多了一个“影子”。小说人物之间的纠缠也从实在的“索回借条”上升到“灵魂审判”的层面。
小说将叙事的焦点聚焦在叔父“多出来的影子”上，它既是“虚”的，又是“实”的，若有似无的鬼魅气质引起了多瑙镇人的猜疑和谣言，迫使叔叔对“影子”的态度从“满不在乎”到“为其苦恼”，进而断断续续地说起樊耕其人其事。但作家并不打算制造恐怖的气氛，也不打算让人物在癫狂中倾吐内心的秘密。小说在结构上设置了双层空间，一层是多瑙镇这个典型的乡村公共空间，一如鲁迅笔下的“赵庄”或“鲁镇”，一层是以祖母为中心井然有序的家庭空间。外部的谣言是严肃的社会审判，而祖母的宽容慈爱促使叔父精神成长。这一紧一松的力量推动故事的进展，让叔叔在被爱和接纳之后，通过自己的力量进行忏悔，获得精神救赎。小说反复出现镀金菩萨这一意象，为小说奠定了沉稳内敛的美学基调。叔父发家后送给我们家一尊镀金菩萨，中途遭遇财务危机我们又把镀金菩萨送回给叔父；神婆无法驱逐影子，叔父想到去普陀山拜佛；叔父找到樊耕的下落，家里去近处的寺院请了新的菩萨。母子情深，兄弟连心，都在这看似不经意的一来一回、一进一出中表达出来。
纳博科夫说，小说家除了是讲故事的人，还必须兼有教育家和魔法师的身份。文非已经具备了提炼生活要素、构建坚实的虚构世界的能力。这可能也是他的局限，他太注重故事的流畅和小说的完成度。如果说还有一些期待的话，那就是他能在固有的主题中，更加有效地对接现实，清晰地传达出属于个人的思想见解。那样包藏在小说中的各种思想萌芽会争相发声，文本内涵也会因为内部的多层对话而骤增。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