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打造大国重器的可贵记录
想探究人的起源、地球的起源、宇宙的起源，一直是人类的渴望。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的传说到“上帝造人”的猜想，都充满了好奇；而从牛顿关于“神的第一推动力”的感叹到康德对“位我上者浩渺的星空”的敬畏，也都披露了科学巨人、哲学大师的内心困惑。记得一位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曾经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关于宇宙起源的许多研究都难以圆满解答那些根本问题。也许，关于宇宙的起源永远都只能在猜测与探索的轨道上缓慢运行。而人类渴望揭开宇宙之谜的好奇心、求知欲也永无止境。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粲然》一书读来引人入胜：在“宇宙展开一条条‘隧道’，不断往前延伸，随之呈现的秘密变得更加精细和奇异，寻找答案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的思想空间里，作者通过广泛的阅读、采访，梳理出从居里夫人到叶企孙、叶铭汉叔侄、袁家骝、吴健雄夫妇，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以及其他许多中国科学家在上下求索的道路上前赴后继、薪尽火传的跋涉足迹。其中，尤其是关于那些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虽几经折腾仍无怨无悔，不断开拓进取的故事，特别令人感动。
时而是政治运动的折腾（从“大跃进”到“文革”），时而是基本建设紧缩的约束，时而还有科学家之间的意见分歧，都使相关研究“七上七下”，可谓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然而，科学家们的求索与追赶的热情却不曾熄灭，甚至愈是遭遇了强大的阻力，愈是燃起更强烈的追求欲。书中披露了“十八条好汉”在1972年上书周恩来总理的尘封历史，就充分表现出科学家对折腾耽误科研的不满，体现出忧国忧民的历史使命感与紧迫感。其中，关于上书人与杨振宁在“预先研究要不要有目标”方面的分歧，以及“排除‘左’右倾思想的干扰”的提法都很有史料价值。这封上书使人不禁想到了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悲壮方式，冒险立下生死状，毅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自发开始改革求生的历史一页。都是在历史的歧途，都是十八位好汉，都是自发与极左路线决裂，凭着不甘沉沦、要掌握自己命运的勇气，创造了历史。这一页，因此谱写出动荡年代里人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新篇章。
我注意到书中不止一次提到1972年：那一年，杨振宁再度回国，李政道也在那一年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而且都与大陆的科学家共谋发展大计，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建言献策。一切仅仅是巧合？其实，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一年也是非常年代里思想复苏的一年。因为1971年的林彪事件促成了人们的猛醒并渐渐开始了对政治狂热的反思，由此重新出发。当年，教育界开始重整旗鼓，悄然恢复了注重提高教学质量的努力（后来被极左思潮攻击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至今为人缅怀；当年，一批文学青年也悄悄开始了“地下文学”的写作。杨健就在《中国知青文学史》中指出：“在1972年之后，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展开，各地的知青文学沙龙和艺术群落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以知青点为背景，以沙龙为据点，一股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潜流开始地下涌动”，“白洋淀诗群”就是其中的代表……1972年，因此成为格外值得记住的一年。
由此可见，尽管中国风云多变，前行的道路格外曲折，但总有一种力量在人心中跃动，促使有责任感的人们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有一份热，发一份光。而且，常常为改变民族的命运作出了始料未及的贡献。
二
书名“粲然”来自《诗经》。没错，是古老的《诗经》。一个高深的物理名词如何与《诗经》相联？
“粲夸克”最早来自英文的“charm guark”，意为“魔力夸克”。是中国物理学家王竹溪将其译成了现在这个名词，使其与《诗经》中“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的“天问”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有趣的译名看似得自天启，其实也有深意。此书中多次点化“物理与哲学”“物理与美术”“物理与文学”的神奇关联，写出了科技与人文的相通玄机，正与这些年教育界大力推行的“通识教育”息息相通。
例如关于李政道对艺术的酷爱。他热衷于与艺术家交往，常常请吴作人、李可染、吴冠中参加高等科技中心的活动，与他们切磋“如何从简单到复杂”这样玄妙的话题，从中寻觅想象与创造的玄机。他还喜欢手绘贺年卡给朋友们送上祝福。还有关于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盖尔曼兴趣广泛，对文学、历史、大自然、烹饪都兴致勃勃，随时捕捉创造的灵感，因此才得以能够借用中国的八卦说成功进行粒子分类，他提出的“八重法”因此轰动了学术界。还有王贻芳与画家黄永玉的友谊，对黄永玉画作的欣赏，以及黄永玉对“触类旁通，艺术和科学都是一个道理”的思考，也都表达了一种“通识”。我因此想到了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从传教士带回的中国《周易》中发现八卦可以用他的二进制来解释的著名佳话。在学科越分越细、人们的思维也变得越来越狭窄的当今之世，从上述科学家打通科学与艺术、哲学的成功努力中，是可以收获宝贵的启迪的。不同的学科之间存在着曲径通幽的小道。只有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的求索者才有可能在一般人的认识偏见与盲区中洞烛幽微，发现新知。事实上，很多优秀的科幻文学经典（如《海底两万里》、《三体》）已经显示了科技与文学结合的强大魅力。德国诗人歌德写出过研究色彩理论的《颜色论》，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是著名的随笔作家，美国作家纳博科夫在研究蝴蝶方面很有成就，中国诗人郭沫若还是非常睿智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这些也都是文学与科学水乳交融、幽然贯通的成功范例。由此可以使人产生遐想：如何尽可能发展个人的兴趣与爱好？怎样在科学与文学、哲学之间寻找创新的灵感，而不止于坐井观天、画地为牢？甚至，即使懂得了此理的玄妙，面对知识的汪洋大海、幽深隧道，如何发现那神秘的通途，仍然有不可测、不确定的因素存在。所以，牛顿才把自己的发现看作幸运的眷顾。
三
由《粲然》，我还想到了徐迟那篇鼎鼎大名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那篇写数学家陈景润在极其孤独、困难的条件下攻克世界数学难题的杰作曾经鼓舞起一代人学科学的热情，也成为当代报告文学的一座里程碑。
文学是人学。说到科学家，虽然都绝顶聪明、刻苦用功、甘于寂寞、书生气十足，但其实还是有各自不同的个性。如何写出那个性的独特与不凡？《哥德巴赫猜想》的成功就在于写出了陈景润的孤僻与古怪，以及那个性的可爱、可叹。“怪人”的形象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的钟楼怪人、契诃夫的《套中人》和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都是），而《哥德巴赫猜想》却成功揭示了陈景润痴迷数学的持久。
在这方面，《粲然》也有令人难忘之笔：例如李政道，除了写出他对艺术的热爱，还写了他的固执与坚韧。他为大陆的博士后争取提高基本费用，在一位领导那里碰了钉子以后仍然坚持，直到在邓小平接见时再陈己见，得到邓小平当场同意，这一笔就相当耐人寻味。还有谢家麟，在回国途中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阻挠，就想方设法委托朋友代取装有重要器材的八只箱子，化整为零捎回国内，足见其处世的机警灵活。到了“文革”的政治学习中，他“明里读文件，暗中却在交流科研”的往事，也相当典型地写出了他机敏的个性本色。许多读书人都是这样在逆境中读书、做自己的研究，自得其乐的。还有方守贤，在清贫中很知足，常常加班到半夜，就是一碗方便面作夜宵，连加一个鸡蛋也得自己掏腰包。他仍然自得其乐，使人想起当年的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君子遗风。
正因为这些科学家保持了自己难能可贵的个性，才能“八面来风吹不动”，凭着自己的才华去追赶伟大的科学目标。这是一群坚定、乐观、知足、团结、锐意进取的科学家。《粲然》为他们的丰功伟绩留下了宝贵的记录。由此也想到，这些年，关于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议论不胫而走，相应的也就产生了“美德有什么用”、“老实人吃亏”甚至“好人命不长”的牢骚、抱怨与叹息。一方面，舆论仍然是以宣扬甘于奉献的先进人物为主旋律，另一方面，各种贪腐案例的层出不穷、各种江湖骗局的花样翻新都使得人们越来越明哲保身、同时满腹狐疑。然而还应该看到，这世上仍然不乏“好人有好报”的美谈：从许许多多志愿者付出了很多也获得了赞誉与一些实惠，到科学家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尊重与嘉奖，从扶贫济困、捐资助学、救死扶伤、全民抗疫的暖新闻也此起彼伏，扩大了正能量的影响，到尽孝、重义、诚信、尚学的风气渐渐重回大地……都是“美德并没有离开”、“美德仍然支撑着我们的生活和信念”的证明。由此看来，像《粲然》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仅记录了一桩重大工程的建设历程，也通过讲述几代科学家前赴后继、愚公移山的感人事迹，彰显了一个民族“自强不息”、和衷共济、艰苦奋斗、建功立业的民魂和学魂。而且，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在谈到“两弹一星”元勋的事迹时，新闻里常常用到“隐姓埋名几十年”这个词，令人深深感动。随着他们的事业终于大功告成，他们的姓名也为人知晓了。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名气不如那些元勋的科学家，也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关于他们的事迹，也应该被时代铭记吧。《粲然》既写到了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这些鼎鼎大名的科学家，也讲述了“十八好汉”等数十位科学家的不平凡业绩。这样也就写出了中国追赶现代化的一个特点：上下齐心，多方联络（直至联合起国际力量），全力以赴，集体攻关，创造奇迹，如同新时代的愚公移山。还有什么比这一条更加令人感动的呢？“两弹一星”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电子对撞机也是这么创造出来的。听多了“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的叹息，也看多了诸如此类的闹剧，但是，中国仍然不断创造出齐心协力、成龙腾飞的奇迹。《粲然》就是又一证明。
四
还有一点启迪。
都说科学如探险。的确如此。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也常常会遭遇歧途。例如书中披露的杨振宁“舌战群儒”就直接关系到高能物理研究的发展方向；“十八好汉”的上书中谈及相关研究“五起五落，方针一直未定”产生的彷徨与郁闷，还有中国的对撞机升级改造以后立刻引领世界先进水平，以至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加速器竟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美国科学家开始在北京的对撞机上找到新的探索平台……这些寥寥几笔的点染都烘托出一个道理：具有远见卓识不易。能否找准科学发展的远大前景，尤其是在一时还看不清楚全景的起步时刻，需要远见，还需要各方面的调查研究、各部门的支持、协调配合。否则，稍有差错，就可能失之千里。事实上，当年，三门峡工程的失败就足以令人警醒。在当今的竞争愈演愈烈、淘汰也越来越无情的局势下，有些学科不知不觉就进退维谷，以至于后继乏人，也是值得深刻总结的教训。因此，具有远见卓识才格外不易。莫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悲剧并不少见。《粲然》写出了这一点，虽然没用浓墨重彩，寥寥几笔，也可以引人深思。有时，偶然真的决定成败。正所谓：“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杜甫：《秋兴八首》），“天意从来高难闻”（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所谓“忧患意识”，与命运的变幻莫测有关吧。像“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算不如天算”这些俗语的家喻户晓，也充分体现出这一点。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写出哲理的底蕴，才具有启人心智的豁然感。这，也是“人学”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因此，我觉得这本《粲然》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既是一曲充满正能量的科学赞歌、英雄颂歌、美德礼赞，也是一部了解关于高能物理研究的教科书，还能够生发出对于“科学与人生”、“科学与艺术、哲学”之间微妙联系的思考，给人的教益多多。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