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锐泉评《红楼内外看稗田》︱古典小说的文学血脉与文化折光
通览这些文章的标题，不难发现“传统”“文化”“理论”“宗教”成为高频词、关键词。至于“缘”字，更为作者喜用。既有《结缘：文学与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珠玉在前，此书之中无论是《红楼梦》与才子佳人小说之间“自我遮蔽的‘血缘’”，还是“《西游记》与全真教之缘”，抑或孙悟空所代表的“心猿”之缘……凡此，无不折射出该书一以贯之的旨趣与关怀。
传承血脉与追溯《红楼梦》的生成语境
钱锺书先生曾概括，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于“把文章统盘的人化或生命化”。这也可以由古代小说的批评理论资源得到验证。如明人李开先评价《水浒传》时，有所谓“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李开先《词谑》，载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15页）。由古今文学作品一脉传承的角度，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该论著是如何考察《红楼梦》的生成语境，而给出自成一说的解读。
在陈先生看来，古代小说“作为一种精神的有机体还活在今天人们的精神世界里，而且还在生长着、发育着，并不断抽绎着新的枝叶，开着新的花朵。也就是说，它们还活着，它们还是生命体，还作为生动的事物被今天的读者感受着、欣赏着”（与李剑国合撰《〈中国小说通史〉总序》）。基于此，他也赋冷冰冰的研究对象以温度，将作为认识客体的古代作品充分生命化。
全书打头阵之作《由“林下”进入文本深处——〈红楼梦〉的“互文”解读》，开篇即明揭“从文化和文学血脉传承的角度”探索小说深层内涵之旨。首节由钗、黛二人的比对与合一，“追溯到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和审美’传统”，也就是同时采用最早出自《世说新语·贤媛》的“闺中之秀”与“林下之风”，来表达对于女性“兼美”的期待。接着在第二节，论者相继举列《午梦堂集》《平山冷燕》《金云翘传》《纳兰词》《金瓶梅》《天雨花》等著作，从环境象征、人物内涵与设置、情节关目、作家气质、语汇使用等诸多方面，深入挖掘了这一伟大小说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与传统渊源。第二篇文章《〈红楼梦〉“碍语”说“木石”》，紧扣“木石前盟”中的“木石”词汇与意象，认为作品中出现这个词，“既有历史文化的血脉可寻，又与当时政治文化背景关联”。以此为切入口，论者展现出历代文士的歌咏与雍正、乾隆标榜主流话语，这两个不为学界重视的面相，可谓小题大做式的精彩演绎。《〈红楼梦〉中癞僧跛道的文化血脉》不仅在小说史上为两个怪异形象找到了不少“孪生”，而且由《五灯会元》《宋高僧传》这样的中土佛典找到了癞头和尚的前身，还上溯老庄哲学，阐明“畸人”的观念与人格范型。
在非红学论文之中，这一特色也有所体现。如《从狂禅中走出的侠僧——鲁智深形象新论》，认为花和尚与《西厢记》中法聪及惠明，定然存在“广义的血脉相通”，特别是在“僧而侠”的方面。为全书所未明言，然而实际遵循推源溯流、探究血脉之义的，还有以《吴江雪》中的雪婆联及刘老老形象。或者从象征手法的角度，来考察《五色石》《平山冷燕》《玉娇梨》等明清之际的小说，对于曹雪芹创作思想和表现方法的影响。还有追究《石头记》之多层次叙事模式的形成，认为应上探至明末时事小说《警世阴阳梦》。
美国著名汉学家韩南（Patric Hanan）曾在《金瓶梅探源》（1963）一文中，对《金瓶梅》所引用之小说、话本、戏曲、史书等作了系统的追溯，从而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创作素材的来源问题。其大量详实的考证，无疑推进了《金瓶梅》的成书研究（收入徐朔方编选校阅，沈寿亨等翻译《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又载王秋桂等译《韩南中国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23-264页）。现在陈先生对于《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小说，别具匠心地采取了文学史与文化史溯源的思路，对古典作品在传承中看创新，其研究兼具清人章学诚所说的“功力”与“见解”，也因此形成鲜明的特色，做出了一定的学术贡献。
解析语码与探测古典小说的文化背景
与自觉传承“血脉”的比喻类似，本书之中还以古典小说为传统典籍与文化与生俱来的“基因”，进行了例如“《水浒传》宋江‘基因图谱’分析”这样的工作。所得结论是宋江的DNA由江湖基因与庙堂基因这两条基因链缠绕、互补构成，也颇能引人深思。陈先生所做深度扫描古典小说文化背景的工作，得以进入读者的眼帘。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新红学的开山胡适先生曾讥讽某些索隐派人物事倍功半的努力，常常流于“猜笨谜”。其实对于远离古代作品产生的时空、物质环境与创作心理的今人来说，对文本的初步理解，很难完全避免猜谜填空式的经验。只是要在“大胆假设”的基石之上，力求筑牢“小心求证”得来的宝塔。该书《古代长篇小说的象征传统及其文化语码解析》一文，通过解读文学来解析“文化”的语码，亦是题中应有之义。论者认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其话语系统中多有类似的关联现象而成为自己的传统，于是使某些词语超越其所指而具有了较为复杂的文化内涵，从而形成了一类独特的“文化语码”。
一方面，考察作家创作意图时，需要进入到语码深处。就《红楼梦》来说，“石头由于其双重物理属性，更适于自嘲与嘲世，便成为一种意味独特的文化语码”。另一方面，文本细节的把握，同样离不开“解码”意识的敏锐与强烈。世知曹雪芹抓住潇湘馆环境的特征，以此来衬染黛玉情调的办法，就是反复写竹。而“竹”这一特定文化语码的意义，体现在它“以其挺直而有节的风姿在我国古代文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比德’的传统中尤为林下之士所偏爱”。至于进行文化解码的做法，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红楼梦》包含谈禅理说《庄》学的著名篇章，而第三十一回的大段对话描写，还刻画出湘云与翠缕谈《易》明阴阳的场景。这当然体现出北大刘勇强教授所分析的，“小说家将知识作为刻画人物的一种手段和要素”（刘勇强《小说知识学：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维度》，《文艺研究》，2018年第6期）。作者认为，《西游记》多次写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如车迟国、比丘国、灭法国，但每次正义均在佛教一方。至于作品塑造的神仙群体中，佛门的观音和如来法力无边、可亲可爱，而道教老君却相形见绌，不过二流人物……因此该作最终成书于明代隆庆、万历之际某作家之手的背景，影响到当时社会“扬佛抑道”的舆论倾向，也给作品打上了思想烙印。又如透过金圣叹以“泐大师”身份，与叶绍袁亡故妻女“变成”的“女仙”所进行的即时诗歌唱和，论者还上溯文学史上屈原作《楚辞》、司马相如代陈皇后作《长门赋》等先例，从而发掘出绵延不绝的“易性写作”传统。再如，只有联系了伯夷、叔齐事迹在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包括《论语》《孟子》《史记》与韩愈、程颐有关这对道德“楷模”的评论，才能更好地反衬《豆棚闲话》“首阳山叔齐变节”对其所作翻案式的演绎。
由此见出，文本的实际表现，正作为引线，触发了上挂下联、触类旁通的文化考古。通过结尾部分著者对于小说史研究理念与叙述模式的“夫子自道”，我们不难发现，本书进行的阐释与批评，既是美学的、艺术学的，同时也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
示人金针与方法论营求
作为一部出入文史典册与雅俗文化的古典小说论著，本书十分注意方法论上的营求。除了显见的计量——如统计“心猿”在小说诗文、丛书别集中出现的频次之外，这些方法大致集中表现在擅长做小说史定位、学术史清理，以及借助心理学的理论观点，进行文人作家之心态探究等方面。以下分别具论：
一、许多篇什的论述，都较好地采借了小说史的眼光，注意将小说学问题置于“史”的脉络中细致打量。或者如王立教授所说，著者本来“善于从文学史的动态演进中把握研究对象”（王立《评〈沧海蠡得——陈洪自选集〉》，《东疆学刊》，2010年第4期）。例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的塑造，开辟了《水浒传》《女仙外史》《野叟曝言》等众多稗官里“帝王师”的人物“范型”。再如，清代弹词小说《天雨花》，相较同期家庭题材小说《林兰香》《红楼梦》，塑造的女性反面角色大多是婢妾。这种敌视的态度，正可视为其女性意识的体现。
又譬如从文体角度切入，注意到《西游补》插入多段平话、弹词和戏曲，“目的之一便是变化叙事手法，挖掘小说的表现潜力”，然后论者又比较了《续金瓶梅》《林兰香》中插入的说唱段落，得出它们与全书缺少有机联系，第一人称叙事特点也不明显的结论，可谓原原本本、有的放矢。
二、过去的世纪之交，文史哲领域曾大量出版带有回眸与总结性质的研究史、学术史著作。衡量新出成果的其中一项指标，自然就是看其是否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积累与养分，从而力求在更高基础上向前迈进。该书成功做到将针对某一作品及其话题，自古至今的言说纳入学术视野与论述范围。试分享数例：
《论〈水浒传〉与道教》一文，先后引用了李贽、金圣叹对第五十二回的评语。前者所云“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后者“此篇纯以科诨成文，是传中另又一样笔墨”，看似也是明白到位。但陈先生据此发论，“他们都看到了这一回的喜剧特性，但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点破这一特性的奥秘，也就没有讲出‘趣’与‘诨’是怎么产生出来的”。接着，他从罗真人与李逵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作者相关描写的叙事视角，重新阐释了该回喜剧性的生成，又明确了罗真人的角色功能。
与之类似的，还有《“演义”诸葛亮——“帝王师”的大众版》一上来肯定毛纶父子批《三国》，所提出的作家把诸葛亮的奇绝才略写到极致，由此产生小说的艺术魅力。陈先生以为，“此说甚有见地，但稍有不足”，于是补充了孔明典型体现“帝王师”角色的论点，通过文本细读，具体入微地展开了论证。
不仅注意辩证分析评价古代小说评论包含的意见，并作观点方面的修正与理论上的加深，而且还立足古代小说史学科建立之后的发展流程，做到渊源有自、承上启下。这首先表现在几篇《西游记》论文里。书中的一条注释这样说道，“《西游记》与全真教之间有密切的关联。经柳存仁肇端，众多学者踵武，揭橥大量内证，已成不刊之论”。实际上，著者有关这一小说世代累积的成书过程中，经历“全真化”环节，到了明代万历中期，某位作家又对其进行删削改写的看法，正由对柳先生文章《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发潜德之幽光”而开端承继，然后有所发明，后出转精。第一步是概括性地梳理历来的李卓吾佛学思想研究中，各家看法或浅尝辄止，或因袭话头，或以讹传讹，或失之片面的表现，而第二步则要厘清学术观点存在偏颇错误的背后，研究方法与学术路向所暴露的问题。所谓“除去意识形态及治学态度等因素外，还与研究者持今人所写佛教史之框架，强纳李卓吾入内有关”，正是切中要害之言。可以说，这样的研究方能含英咀华、后来居上。
三、本书善于借助心理的角度，援用心理学的术语理论，服务于小说人物内心天地的开掘，以及文本“文学性”与文化蕴涵的剖析。在1996年发表的论文《清初文论中的佛学影响》中，陈先生通过剖析钱谦益、金圣叹、王夫之三人与佛学的因缘，提出三人的文论思路与观点存在相通之处，乃在于“用宗教体验类比于创作心理，说明文学创作的非理性、直觉特征”（陈洪《清初文论中的佛学影响》，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此说在吴真教授看来，可谓打通了宗教心理与文学审美之间的藩篱（吴真《从文学作品中的宗教到宗教语境下的文学——陈洪宗教文学研究述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6期）。
我们看到，书中既有对于《金瓶梅》中蔡状元的语言行为的深入揭示，有助于读者窥见其由初入官场表现青涩，进而谙熟“潜规则”，老练捞取各种不正当利益的变化，又有《警世阴阳梦》因采取第三人称限制视角还是全知叙事的区别，《阴梦》与《阳梦》的心理描写也获得不同展示。既由一部分读书人平揖王侯的“帝王师”梦想，联及文化传统对知识分子政治心态、文化心态的影响，又从清初汉族士人文集的缝隙，读出了“自我正当化”的心理规律特点，从而得以考察遗民诗人之创作心态。既可见对于宝玉、黛玉二人言语囫囵不解现象，所作绵密透彻的心理学分析，同时也能发现《三国演义》的文本世界其实具备丰厚的“军事心理学”价值，如是种种，不一而足。
但应指出，全书的校对工夫不太令人满意，还有一些可提升的空间。笔者细加研读之下，发现共计一些笔误错植。限于篇幅，这里不拟一一指明。白璧微瑕之处，还有第二十六篇论文，《“全璧”抑或“遗珠”》之正题，似乎不能涵盖副标题《论金圣叹易性写作兼及“全集”之编纂》所含两大事项之前端。
陈先生在广袤肥沃的稗田中，数十年辛勤耕耘犁种如一日，本书就是他有关红学与其他古代小说研究的最新成果。《红楼内外看稗田》带给青年学子的启发，则或许如胡适晚年使用频度较高的一句赠言所说：“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