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纪实文学的多种读法
一 战争反思的微观视角
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等高科技技术深度全球化的时代，全球疫情是味加速剂，重大事件缩小了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差距，中国文学从“仰视”到“平视”，文学家重新思考地域性的文化身份的问题，在差异中共同讨论人类的命运和未来。在这个重要节点上，蒋殊推出了《沁源1942》，站在女性化的微观角度描述战争，敏锐地契合了此时世界的新格局新变化。
提到战争，海明威的那句“战争，让女人走开”，满满的荷尔蒙色彩，也代表着以战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多是从男性视角评价世界的，根据心理学的原理，男性的竞争性特质决定其重视输赢的结果，而男性作为战争的主要参与者，所以关注重点在战争的惨烈、战略战术孰强孰弱方面。而女性作为被动者，是家庭的从属者，她们对战争的描述和评价必然迥异。例如汉娜·阿伦特当年作为犹太人代表参与审判艾希曼，她在研究报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平庸之恶报告》中认为：艾希曼行恶，却没有作恶的主观意愿，他“对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从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他完全不能……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样突破了罪与罚的局限，深度审视人性和国家管理的视角，是男性作家或思想家达不到的。
心理学家认为，女性克服了感性干扰，具备独立思辨和表达能力的时候，反而比男性表现得更冷静更深刻。蒋殊在多年的创作过程中完成了这种训练，因此她在这部战争主题的纪实文学中，发挥了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跨越时空与战争亲历者共情，塑造了不同角度的战场以及被战争席卷的每一个人。
她试图复原对话场景，复原当事人的神态、动作、心理独白，营造即视的画面，把读者带入现场，在现场中读者不由自主地体会到：战场上，无论胜利者还是幸存者，施暴者还是牺牲者，都经历了巨大的恐惧、极度的痛苦，每个人都在战争的漩涡中尽力求生。
蒋殊很少去直接描述杀戮的血腥、施暴者者的狰狞，这种规避其实是符合人类伤痛和恐惧面前启动的催眠本能的，洞察了这种心理性回避来描述战争，效果便如同王维“鸟鸣山更幽”，更加深入人心。蒋殊在《沁源1942》中，更精彩之处还在于展示了战争中每个人的心理变化的过程：在战争没有开始之前，每人性格不同，过着不同的小日子，但随着战争的深化和持续，每个阶段每个人的心理都有震荡。蒋殊用她特有的语言风格，展示了战争改变、塑造着所有的参与者，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所有人的心理世界都在随着战争的进程改变。
二 塑造人物的个性化视角
蒋殊谈及创作思路时说：“和大多数女性一样，如果没有接到这个选题，我也不会主动去关心战争，但是，我却关心战争中的人。”2016年法国全民之选的畅销作家希里尔·马萨霍托出版了《寻找光的小女孩》，从直接和间接的双重角度反映了战争给平民带来的心理创伤，在战争中的人，如同草芥、身体和尊严随时被践踏。近些年来，诸多小说、影视作品等文学，从《布谷鸟》、《漫长的婚约》、《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到《冷山》，都尝试着从微角度去表达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心灵折磨。这类作品，因为要体现平民的弱小无助，会把平民这个群体符号化，而蒋殊的《沁源1942》中，塑造了地域文化和个体特征交织的一群人；塑造了沁源土地上的农民，经过战争的洗礼，唤醒了成为英雄的能力。比如，当时的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他出生和成长都在这片土地，他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老百姓一样，但他又是在党的培育下，有了思想觉悟，有了担当境界，有了工作能力的人，他用家常话和老百姓讲道理，让他们理解，让他们配合，让他们觉悟。这样的刘开基，是有温度的、活生生的，能真正打动读者。
《沁源1942》还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老百姓。比如《暗夜逆行人》章节中城关的郭季方老汉、《奔跑的少年》章节中的赤石桥乡涧崖底村十来岁的韩海林、《女人花》章节中的多位妇女，他们性格不同，残酷的战争让他们摆脱了农民保守自私的一面，懂得为集体牺牲，有了国家意识。个体的觉醒，是沁源保卫战成为人民战争的开始。每个沁源老百姓都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他们的生活经验转化为作战手段，这些完全突破了教科书的充满了创造性的战略战术，终于造就了日军的噩梦。
蒋殊用文字和图片反衬，实现了时空穿梭。《奔跑的少年》篇章，图片是现代少年在穿越田野，文字是记录当时一群孩子如何传递情报。作者有意用这样的时空交错，照应了“传承”这个主题。正是这样地域文化产生了没有出现一个汉奸、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奇迹。从社会学上来说，地域性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沁源老区的革命精神，是一定会传承下去的，因此作者在最后一页留下了这段话“红色的沁源初心未改，绿色的沁源生命永存……”
三 语言表达的多样化探索
纪实文学的表达方式在阅读者的刻板印象里，是一种无技巧表达。“天然去雕饰”，质应该大于文，似乎这样才具有真实性，过多的抒情和议论都会干扰纪实的客观性。蒋殊并不这样认为，她在这本书中洋溢着女性作家独特的描述性、散文性甚至是诗歌性的语言，洋溢着独特的个人风格，形成了这部作品独有的风景线。
“血，流啊流，一地，一院。
身中七刀的杨青便，昏死在弟弟身边。
火，慢慢燃尽，房子，慢慢燃尽。
整个村庄，静止了，没有一丝呼吸。
……”
女性哲学家波伏瓦曾说过：“人总是在其内在性与超越性间徘徊，不断平衡着二者。内在性趋向生命与维持；超越性趋向斗争与死亡。”用存在主义的视角来看，纪实文学所记录的重大事件，暗藏着斗争与死亡的隐喻。纪实文学的价值，在于深入事件的内在，读取这个隐喻需要勇气和智慧，是向死而生的过程，最终上升到人类生存的意义上反思、修正，之后超越，建立新的生存模式。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在于表达这种内在性和超越性。因此，蒋殊的这种散文化诗化的语言是跳跃的，在跃动之间掩藏着想象，想象是走入内在性的路径；描述性语言制造的现场感，唤醒的共情能力也是进入内在的开始。文学是在战争、政治、死亡等话题下，试图超越现实的尝试，文字就是内在性和超越性的摆渡者。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艺术作品的本质在于它超越了个人生活领域而以艺术家的心灵向全人类的心灵说话。蒋殊新作《沁源1942》，让我们在被疫情催化世界格局大转变的背景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站在新的角度认识纪实文学的好范本。同时，还能让我们从沁源围困战这个历史事件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将地域文化置于全球视野中再认识。
作者简介： 杜海燕，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师，国家级心理咨询师，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第二届签约评论家。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