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孙频的技术转向和《天物墟》的时间之问

与以往“孙频式”的小说不同，《天物墟》的叙述更为绵密，它稳步滞缓，步步风景，同时也不见了以往“孙频式”的锐硬和激烈。在这篇新近的小说中，孙频开始变化，变化的不仅仅是叙述方式和故事结构方式，更重要的，是她在这篇《天物墟》中所渗透出的况味和感吁，都与我和我们习惯的“孙频式”有着相当的不同。在我们习见的“孙频式”写作中，她一向不惮于将人性和故事“推向极端”，借用一种具有极端性和锐利感的展示提醒我们在日常的习焉不察中都埋伏着什么，暗自涌动着什么，我们的习以为常中又时常有着怎样的触目与惊心……而在《天物墟》中，她减弱了冲突甚至减少了人物，也减掉了人性的晦暗与挣扎——它不是那种极有故事性和波澜感的小说，它也不是那种建立矛盾、解决矛盾再建立矛盾、解决矛盾的惯常小说，而是通过移步换景的介绍逐步搭建、逐步深入的小说：在这点上，孙频对于我们时下的阅读思维也构成着冲击与挑战，事实上，她也对自己的写作习惯构成着挑战。她以一种几乎“认不出自己”的新样貌写下了《天物墟》，我相信（当然是出于一个小说家的猜度）她在完成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曾有忐忑，就像未带灯盏的一个人走在夜路上，她大约并不敢笃定前面是通途还是沟渠，甚至悬崖。

诗人奥登曾借助叶芝的诗歌谈及大诗人和小诗人的区别，他说“小诗人和大诗人的区别不是看谁写出来的诗好看。确实有时候我们看到小诗人的作品单独拿出来，比大诗人的要完美得多，但大诗人有一个明显的优点，那就是他总是持续地发展自己，一旦他学会了一种类型的诗歌创作，他立刻转向了其他方向，去寻找新的主题和新的形式，或者两者同时进行，有时实验会失败”——转向其他方向、寻找新的主题和新的形式是衡量诗人“大或小”的评判标尺，这是奥登的见解大约也是我的见解，我也极为认可这一尺度，这一尺度本质上强调的是诗人作家的内在蜕变性，他应当对自我所获取的成功和所谓的个人标识也保持警惕。孙频的《天物墟》让我惊喜，这份惊喜不是成功学意义上的而是我从她的更变中看到了她趋向那个“大”的可能。是的，相较而言我可能会对之前所熟悉的“孙频式”更习惯也更看重，但她试图的蜕变却让我生出敬意——这或许也意味着，孙频不会被自己的旧有光环所困囿，她也不是、不会是那类只在意成功学的青年作家，属于文学的本质部分更是她要追逐的核心。

《天物墟》是平的。它没有特别的曲折迂回，勾心斗角，但它却又并不匮乏，无论是张力、魅力还是文本的厚度。在小说中，追光始终打在故事中的“我”的身上，而“我”更多充当叙述者的作用而不是“主人公”的作用，真正具有“主人公”身份的一是“元老师”，另一则是那些“古老的器物”，而隐于背后的“主人公”还有一个，就是时间。说时间是小说的“主人公”并无牵强之处，因为它是《天物墟》的言说核心和建构的支点，小说所发出的种种感慨感叹也与时间的流逝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里，古老的器物代表着一种时间的附着，它与“我”和父亲、“元老师”所代表和褒有的时间形成对应，也形成着对生命、生命意义的一重提醒。张力更多地在这里被构建了起来，它随着叙述的推进而逐步攀升。老元的生活让人吁叹，他是一种时下已经稀缺的精神生活的象征，是一种恪守和恪守的孤独的象征，是……在《天物墟》的小说中，孙频借用老元“元老师”之口，谈及“世间万物的缘份”，谈及孤独和喧嚣，谈及“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谈及价值，文化，器物之养，“文物身上留着古人们的余温，文物上面的每一道花纹都是古人们的感情和寄托，每一件小小的文物都是你来我往，是人类早期的文明，是古老的社会制度，它们记录着国家的形成，朝代的更迭，礼仪的教化——这才是文物的价值”，谈及生死，谈及个人与文物之间的关系，“那种得件文物就到处藏的人，都是道行浅的人，道行浅便听不懂天机，也不一定能留得住文物，真正有道行的人能摸透文物的性格，爱护它、尊重它，还能留得住它。不过，就是留也只是暂时的，这些东西终究都不是自己的，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走，今天还在你手里，明天就去他手里了……”它们拖拽着悠长而难以言尽的回声，让人不断地随之思忖。《天物墟》是平的，它所铺就的是一条通往老元身边和他身边“古老的器物”们的言说之道，它的魅力在于它所提供的知识和智慧而不是曲折离奇的故事，它的牵引力是弱的，但又会让你欲罢不能，让你在阅读中不断地试图追问：后面的故事是怎样的？老元的这本书能不能最终完成？它，会获得学界的承认吗，尤其是在我们注重权威和极度浮躁着的时下？在文物中，在老元和身边“古老的器物”的关系中，我们又能发现怎样的理，它为我们又会提供怎样的启示和警醒？

小说止于书稿完成，至于它能否出版发表和能否引发“反响”都留在了小说的言说之外，它让我们猜度。小说中，孙频不止一次地提出“元老师如果在大学”会如何如何，她其实暗暗地提示我们的大学和真正的大学精神的某种悖离，暗暗地提示知识和知识拥有的“有效性”的悖离——我们或多或少有一种对固有知识谱系的盲信和对非这一知识谱系中的知识的傲慢。不得不承认她所提及的这些我其实也感同身受，只是我还未能以“文学的”方式将它如此有效的说出来。而小说中，还有一处特别有意味的溢出：山下，有一个三十年前最穷的“岭底村”，偏僻穷苦，而现在已经变了模样，“这个村现在是阳关山上出大学生最多的一个村子，还有几个出国留学的，还出了好几个企业家。别的村的人只要下了山，一般就不会再回来了，他们村的人，在山下赚了钱还要回来修村里的老房子”——老元给出的解释是，他曾告诉这个村里的村民，他们都是鲜卑贵族的后裔，他们是为自己的身份自豪，而这自豪感更使得他们有了奋进的动力。这一“溢出”使小说的向度有了别样的丰富与丰厚。

毫无疑问《天物墟》是“虚构之物”，它不是真的，不是真实的发生和“看见”，就故事中人物的设置——四十多岁、毫无建树的男性的“我”——就能明显地看得出来，就“我”和父亲的关系就能明显地看得出来，然而孙频却用极为扎实、细密和可信的叙述弥补了虚构和真实之间的种种缝隙，她几乎“不遗余力”地把每一处的细节做实，让人既有“身临其境”之感又能“感同身受”，这也是我和我们必须对其称道的部分。所有的小说都要强化它的说服力，让我们对它的虚构“信以为真”，相信它是真的进而相信它所传达的是真的——这一基础性的小说技艺在许多作家那里其实是匮乏的、被忽略的，但孙频的设置却让我叹服。《天物墟》展示了孙频在小说写作中的多项才能，更重要的，则是她提出的时间问题、价值问题和生命意义的问题，它在“古老的器物”的映衬下变得更为彰显，紧迫。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