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史、文学梦与“少年”散文的生成
关键词：孙卫卫；阅读史；文学梦；“少年”散文
“文学少年”对于孙卫卫来说，不止是一个成长标签，还是一种身份认同和社会荣誉。他曾经获得第二届“雨花杯”全国十佳文学少年称号，并因写作成绩突出被保送至南京大学中文系上大学。从文学爱好者，阅读者、投稿者、刊外发行员、小记者再到编辑、记者、儿童文学作家，孙卫卫走了一条很多文学爱好者、尤其是“70后”文学青年的追寻之路，既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又充盈着孙卫卫本人的特异性。陕西关中乡村的地域童年生活、如饥似渴的阅读爱好、对整个文学场域的慕恋，构成了孙卫卫文学创作的资源、话语和格局。这是时代裂变中的“少年”精神发育史，也是文学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在世纪交汇中的漂流史。
孙卫卫以儿童散文(从年龄段来说，称之为“少年”散文更合适，下同)为创作主业，常以日记体的白描叙述风格，真诚、坦率、平等的写作姿态，展现了1980年代西部乡村童年生活的驳杂、“文学少年”个人阅读图谱的选择，以及“阅读—创作”之间所构成的文学经验轮廓。他秉笔直书的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西部乡村少年的矜持与好奇，是走出“平凡的世界”，来到东部繁华都市的文学少年成长记。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从《小小孩的春天》《推开儿童文学之门》到“孙卫卫·少年心”系列散文集(包括《我小时候》《我要做好学生》《把自己扔进书房》《只有一个你》四部)，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回忆、地域怀旧，他的少年成长故事，揭示了“70后”西部乡村青少年在相对滞缓的社会进程中，对于追寻文学理想后的沉吟，也折射出了时代变幻对个体日常生活、价值诉求的浸染与改变。
一、乡村童年：时代地方志
对故乡童年的追忆，几乎成为中国作家无法摆脱的“乡愁”。这不止是一种城市流寓者的寄托、一种不费力气的素材资源，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景象逐渐消失而带来的文化反制。1975年，孙卫卫出生于陕西省周至县，在逐渐远离饥荒、动乱的大历史背景之内，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时代精英所设计的启蒙框架之外，这种既有“同一历史”范式，又有“个体经验”差异的双向性，构成了孙卫卫童年散文的乡村景深和少年处境。
敏学上进、矜持隐忍，是乡村少年孙卫卫一步步追逐文学理想的立场和方式，孙卫卫将之概括为“胆小”。阿斯曼说：“时间的对手是回忆。如果说时间的本质是不可逆转性和永远向着新的终点前行的单调性，那么回忆的本质则是对这种时间规律的否定。”(1)很多年以后，已经在首都北京从容生活的孙卫卫，唤醒了那个“胆小”少年。他写了散文《小小孩的春天》《小记者很胆小》《我小时候》等系列作品，写了小说《胆小班长和他的哥们》《装进书包的秘密》……“胆小”几乎成为他创作的各类文体的关键词。甚至在散文集《我要做好学生》的开篇就是《从我的胆小说起》，文中毫不避讳地征引了自己的旧作《为什么这么胆小》。“胆小”乍一看是一种不自信的性格特征，但细细品味来自陕西乡村的“70后”少年，在向省级、国家级报刊投稿时，在领受“全国十佳文学少年”荣誉时，在平生第一次坐硬卧跨越千里到南京求学时，他只有“胆小”的低姿态，而难有霸气和优越感。甚至，自己因为胆小而尿裤子，不敢上台演讲，被心仪的女孩“瞟”一眼、“踩”一脚的惊慌失措……这些童年生活中的“狼狈”被孙卫卫用第一人称叙述的直白方式坦陈出来，既不繁杂花哨，也不故作轻松。这首先是今天的“作家”孙卫卫瞩目昨日“少年”孙卫卫时的通透坦然，是一个时代变迁后的兴观群怨；同时，也是多年刻苦的文学训练所带来的“白描”式的清简。这种语言的清简，指向了一种审美的清简。或者说，孙卫卫在刻绘童年光影时，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简单回忆、复述，而是一种审美高度上的“怀旧”。
由此，那些带着些许胆小，却“斗胆”讲述的童年故事，显得尤为隐忍、动人。这里就要提到孙卫卫的原生家庭，他和母亲、妹妹弟弟、外公外婆在当地乡村生活，父亲常年在外务工。两地相距大约十多里路，在交通不发达的1980年代初，孙卫卫和家人经常靠走路或骑车来完成这段旅程。在散文《走路》里，爸爸和妈妈吵架了，妈妈执意带着孩子们在风雪中返乡。小小的孙卫卫踩着妈妈的脚印，一路捡着妹妹不停掉落的鞋子，走了整整一个下午。那场风雪大约是小小孩童最艰难的一次“走路”，“回到家，已是吃晚饭时间，只看见大地白茫茫一片，像黎明一样。”《红楼梦》里警幻仙子的红楼十二支曲判词的最后收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少年孙卫卫大约和彼时的贾宝玉一样，并不能领会“白茫茫大地”如仙境般的空明冷酷。但此情此景，印刻在少年脑海中，很多年后，酿成了那片宛若黎明的澄澈静穆。成年后的孙卫卫，想必能够对那场风雪里的苦行畅所欲言，但是，简简单单的“大地白茫茫一片，像黎明一样”，戛然而止，可以品味出一个中年人的深情与悲悯，恭谨地目送了父母亲的那场风雪。
孙卫卫笔下的乡村童年，既不是“寻根文学”式的奇异，也不是传统意义上“乡土文学”的徜徉。他笔下的乡村童年生活带着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的时代特性和西部乡村生活的地域性，正是在时代转型的裂变中，乡村少年的成长之路更具有时代地方志的意味。
孙卫卫可被视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农村留守儿童”，他是怎样在城乡变革的两种速度中切换身份认同的呢？《第一次喝啤酒》里，爸爸带着“我”和弟弟到县城办事，顺便领着孩子们在一家饭店吃午饭。“大厅里已经坐了不少人，一看他们的穿戴就知道是县城的人。他们穿的是商店里卖的衣服，我们的衣服大都是奶奶和妈妈做的，鞋子也是手工做的。”这次到饭店里点菜用餐，是农村少年从没有过的经历，“爸爸从来不给我们点这些，我们也没有要吃的意思。仿佛那些，都是给别人吃的。”凉拌牛肉、两碗烩面、一瓶啤酒……爸爸用带孩子们见世面的方式分享了冰啤；甚至带头吃起了邻桌结账后剩余的小笼包，“屋子里虽然有空调，也把我们吃得满头大汗。”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乡下人进城的模式，也不是城市曙光照亮荒野的套路。这是一种双向合力、共生又互斥的独特时空景象：无论城乡变革的加速度如何，都在奋力追逐着“四个现代化”；对知识的推崇重新成为一种社会信仰，又续接了传统文化中的“崇文尚教”。在《过年的记忆》《端午的味道》里的腊汁肉、雄黄酒、五彩线尽管还葆有着传统乡俗的气息；但是干妈家的彩色电视机、港台武侠片，走亲戚时开始关注的考试成绩，对当时大学生高看一眼的乡村新风尚，孩子们更愿意穿买来的新背心和T恤衫……无不透露着1980年代中国西部乡村的生机、活力和价值诉求的方向。尽管孙卫卫对同为陕西人的前辈作家路遥推崇备至，也一次次表达了对孙犁文风的喜爱；但是在声气相求上，少年孙卫卫和铁凝的《哦，香雪》中对城市文明的懵懂向往是一致的。正像他在《和铁凝主席聊书与文学》中所记：“我还说到了孙犁。孙犁很喜欢铁凝的作品。1982年年底，她的小说《哦，香雪》发表后，孙犁读后给她回信：‘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我说我喜欢孙犁。她说喜欢儿童文学的人都会喜欢孙犁，因为他是一个纯净的人。”孙卫卫从没有记录一个时代的文学野心，但在他的成长回忆中，传统“乡土”叙事中的自然风光、劳动细节、乡俗民风等地方性经验不再被刻意强调。可以说“70后”一代的成长史，已经和他们的前辈同乡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人的绵密乡土经验不再趋同；这也昭示着那个时代独有的精神面貌和审美价值。年代、地域，不止是一种写作方法，更是一种写作立场，构成了孙卫卫童年叙事的特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怀旧”没有反义词，孙卫卫所念兹在兹的恰恰不是纯粹的“旧日”乡村景象，而是怀想那个显现出巨大可能性的1980年代，尚没有进入到城镇化进程中的西部乡土世界。孙卫卫的“少年”散文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方兴未艾，也是以历史后见之明所能回想的微光乍现。
二、个人阅读：文学少年成长录
在强调一名作家的成就时，我们常寻其特异之处进行阐释和欣赏。但是T.S.艾略特却认为：“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2)艾略特身兼诗人与理论家的身份，揭示了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孙卫卫的具体写作中，将个人阅读史视为其人生成长的重要基石；他自己所提供的阅读版图，几乎可以作为其创作技艺生成的注解指引。
只要翻检孙卫卫的作品，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如痴如醉的文学少年形象。哈罗德·布鲁姆认为，阅读不是一种视觉经验，在深层意义上，它是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一种认知和审美经验(3)。和他的精神偶像路遥是从《创业史》开始获得文学启蒙不同，少年孙卫卫是从各类少儿报刊中开启阅读之旅的。在《刊物的故事》《卖书还钱》《少年阅读》《和邮递员吵架》等散文中，孙卫卫不厌其烦地讲述了自己订阅报刊、热爱阅读的文学少年成长史。《中国少年报》《陕西少年》《少年月刊》《小记者报》《故事会》，甚至《大众电影》，都成为少年的启蒙读物。颇有意味的是，在学术界对1978年以来的阅读史进行研究时，都强调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求知若渴”。但是从民族“阅读史”的视域对这一时期的精神磨砺和思想启蒙进行梳理的时候，往往关注的是翻译热语境下的哲学、美学、文学著作的出版，以及著名知识分子的个人阅读史，却忽视了大众阅读的便利浏览、简明传导的特征与形态，也较少涉及大量本土报刊对于社会启蒙、大众传播的重要意义。西部乡村少年孙卫卫的成长里，还未能从诸如李泽厚的《美的历程》(1981年版)或者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1985年版)等精英式阅读中汲取精神源泉。就像安徽少年余英时(1930-)论及自己的阅读史时曾言：“我曾在桐城县住过一年(1945-1946年，余英时十五六岁。笔者按)，……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响，对于旧诗文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但是我从来没有听人提到过‘五四’。当时无论在私塾或临时中学，中文习作都是‘文言’，而非‘白话’。在我十五六岁以前，真是连‘五四’的边沿也没有碰到。”(4)彼时‘五四’运动已发生了20余年，即便是一心求学的青年学子，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认知仍有隔膜。自诩为“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毕飞宇，也坦言自己的文学启蒙，是从高中时期订阅《人民文学》等期刊开始(5)。这也不难解释如同孙卫卫这般大量的非大都市“精英”范围内的青少年，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语境下，以砥砺自新的动力、开卷有益的信念，自发地、随机地，去接近自己的文学理想。
很少会有作家谈及自己的“作文阅读”史，孙卫卫是不多的一位。散文集《把自己扔进书房》的第一、第二篇文章就是《从读作文杂志起步》《中学时喜欢的报刊》。孙卫卫如数家珍地盘点了《小学生作文选刊》《小学生优秀作文》《作文》《语文报》《中外少年》《中学生作文指导》《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少年世界》《中国校园文学》《中学生文萃》《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等各类“作文”报刊的特色、专栏，以及对他成长的影响。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在了这一类阅读中。这可能是70后许多文学少年的成长档案，也是1980-1990年代中国“写作”教育的认知与实践过程。如果仔细辨析这些报刊，可窥探到特定时期对儿童语言表达、思维训练的要求，以及近乎统一的各类“作文”报刊力图区分出自身特点的编辑、组织方式。它们在一个时间段内，高度相似又和而不同、主场集结却风流云散，本身就是特定历史阶段“载道”以“文”的代际传播方式，给那个年代的个体成长打下了深刻的人生烙印。这也从一开始就让孙卫卫和儿童阅读、儿童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高二那年，他课余受邀来到陕西教育学院做《中学生文萃》的特约中学生编辑工作，那些因文相识的文学少年们，在极为简陋的工作环境下，激扬文字、意气风发。这群志趣相投的文学少年在1990年代初的聚散，正是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冲击到西部省份，“作文”类刊物处于强弩之末的最后辉光，可谓恰逢其时，也再难重现。
一般作家对早期阅读都愿意娓娓道来，充满了启蒙、引路的仪式感。但是一旦涉及代表性作品的“原创性”问题，就会出现一个抵抗性的心理防御，有意识地规避自己在这一时间段的阅读图谱，不轻易亮出自己的底牌。孙卫卫很不一样，从早期阅读的朴素、自发，到“文学少年”的汲汲以求，包括模仿、引用的“学徒”式写作，再到逐渐摆脱单向影响、多方借鉴的技术路径，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孙卫卫的“阅读—创作”轮廓很清晰。或者说，“阅读”的技术性积累是有迹可循的，但是“阅读”的深度滋养、力度锤炼，并生成审美上的一种圆融自在，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曹文轩曾建言孙卫卫“阅读的范围还可以再广，多读一些国外的经典文学作品，多读一些哲学和美学的书”(6)。此时的孙卫卫已经摆脱少年时代为寻找方法和材料而进行的目的性很强的阅读，也逐步放弃了“读尽天下书”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的诉求。涉猎广泛又独有所好、返朴归真又自成一家，写作者后发位置的“影响的焦虑”，在孙卫卫的散文创作中，越来越冲淡了。
三、少年散文：共识与独见的张力
从孙卫卫的成长史和阅读史来看，他的创作容易拘谨而谦卑，多了一份时代追随者的随感录，少了一份“我思我在”的主体性。然后这种结论的可能，却被孙卫卫无处不在的第一人称叙述中反复描摹的少年故事所消解了。他惶恐、好奇地打量着1980年代的城乡差异，他不是在为世界赋形，不是在“去历史化”“纯净化”地书写乡村童年，而是在讲述时代给予人，尤其是“文学”的社会光环给予少年成长的感受和选择。在长期自觉的文学训练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缜密后的质朴、克制后的稚拙。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稳定的风格之下，潜伏着“少年”的好奇、敏感与热烈。
孙卫卫199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但是意识流、先锋、寻根、魔幻、新写实等占据当时文坛热度的文学现象，几乎没有在这位沉浸图书馆、买书和读书量惊人的文学青年身上留有痕迹。这种“相忘于江湖”的写作方式，大约是孙卫卫立志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审美选择——一个对读者心存敬畏的儿童文学作家，是不会只顾自己炫技的。遍览群书、科班训练，使得孙卫卫完全能够使用更多的词汇、更具技巧性的语法关系。但是，孙卫卫对写作带有清教徒式的虔敬。他不敢在读者面前造次，他的写作非常“胆小”。在《老树》里，他饶有兴味地讲述了老家院子内外的桑树、桃树、核桃树和柿子树。桑树的茂密和丰饶，勾连起了对小脚奶奶爱吃甜熟桑葚的追忆；小桃树无人修剪、最终枯萎，引发了他对“好枝不用剪”的质疑，以及对自身成长自觉性的怀疑；核桃虫的刺痛，又串起了对作文方法的探讨；柿子成熟后的处置，尤其是有的被放在屋顶上，盖上玉米杆，冬天顺着梯子爬上屋顶，“在太阳下吃”……一瞬间，那些细密的絮语，在这冬日屋顶上，顿时变得一挥而就、天朗气清。这是“少年”的精气神，也是“作家”孙卫卫的高明之处。
但是，孙卫卫终究是绵密和审慎的，很多情境在若干作品中彼此互文。比如《走路》里，十岁的他终有一次独自步行返乡。多少自豪竟换成了一句“回到家里，我也无法告诉爸爸单位的叔叔我回来了。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否安全到了家”。少年的心里总是顾及着他人，哪怕那些成年人并没有顾及一个孩子的心愿。《老树》里说到“桑葚成熟的时候，杏子还是青的，我换的都是酸得不能再酸的杏子。吃一口，要用手捂住嘴，牙会打战的”。物以稀为贵的杏子成了孩子的念想，于是后文就安排了一个《买杏》的故事。少年几经跋涉，用攒了许久的两块钱，买到了心仪的六颗杏子。一路上想着如何分配与赠与，又忍不住一粒一粒地吃掉了六颗杏子。在被同学们告知两块钱能买一兜杏子的时候，自责、委屈、愤怒，在全班男女生面前，“我哭起来”。这结束全文的四个字，又要换来读者的揣测：是嚎啕大哭？是轻轻啜泣？是泪如雨下？还是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少年啊少年，你总是这样忽明忽暗，在遥想和真实里，躲过一次次岁月的剿袭。
这样“胆小”的叙事，会让读者不过瘾。于是《水库》里总是偷偷溜到水库，脱得一丝不挂的顽童游出来了。即便老师挥舞着他们的衣裤，反复训斥，也挡不住他们屡次冒险的劲头。拘谨的少年终于有了一回挥斥方遒的洒脱，即便成年以后徜徉在真正的大海里，孙卫卫仍不忘向少年的自己幽默致意：“我可以从水面高高跃起，因为我有游泳裤了。”这篇信息量很大的回忆录里，少年孙卫卫在夏夜里和几个大哥哥去水库泡澡，其中一位刚结了婚，大家“想各种办法套他的话，他的回答也不避讳，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孙卫卫写文章总是点到而止，内心戏再丰富也是矫情镇物的风范。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里写道：“在我12或13岁时，我蜷缩在一张大扶椅里，专心阅读一篇讨论淋病的危害的文章，我父亲这时进来，坐到他自己的书桌边。我大惊失色，害怕他会注意到我正在读的东西，可是，接下来，我就体认到，没有人——甚至连我的父亲也不，就算他只坐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可以进入我的阅读空间，可以知道我手中的书本正在告诉我的淫荡的内容，而且，除了我自己的意愿之外，别人真的休想知道。这个小小的奇迹是个沉默的奇迹，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念完这篇淋病的文章时，心中的神气劲胜过惊骇。尔后，在同一处图书室，我完成了自己的性教育。”(7)这和孙卫卫在《少年阅读》中提到自己无书不读，甚至连给赤脚医生看的教科书也看得津津有味，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外少年的成长大约都在“沉默的奇迹”里，完成了自我的启蒙。
孙卫卫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新闻出版报社的编辑。乍一看，体制内的工作性质，似乎很适合“胆小”的孙卫卫。但是，他内心对文学热辣辣地慕恋，对少年阅读成长发自肺腑地牵挂，使得他不可能就此袖手江湖，只做一名业务精熟的编辑。他只有在读书、写书的“沉默奇迹”里完成“自我实现的需要”。二十多年的笔耕不辍，他把所有“胆小”的现实生活都释放在写作的虚拟时空中。他一遍遍地回忆自己初入儿童文学创作圈时的谨小慎微，会坦言自己拒绝了以落选者的状态为获奖者写颁奖词。他的第一本书《咿呀集——孙卫卫习作选》是1997年大四时自费出版的，由丁帆老师作序。序文的最后一句话是：“时代的文化大潮汹涌而来，作为一个才踏上征程的青年作家，孙卫卫能够拥抱他的那份率真和执着吗？他能在人性的土壤中滋养生息吗？我们尚拭目以待。”二十三年过去，“青年作家”孙卫卫已经获得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儿童文学》十大青年金作家”称号等多项荣誉，更重要的是，那份“率真和执着”的少年心，一直在孙卫卫的胸膛搏动。他的“少年”散文，不是一昧地“怀旧”；即便已成为知名作家，在孙卫卫的“本我”“自我”“超我”建构里，“少年”的精神与气质仍在他的潜意识里别有洞天。他的笔触充盈了1980年代中国西部乡村生活的簇新与驳杂，更是那个年代多数文学少年的成长档案。更需要指出的是，1980年代的“文学少年”是昙花一现的历史风景，是文学成为民族国家转型时期的“装置”(柄谷行人语)时，社会价值的导向推动个体成长的一种选择。“文学少年”的成长道路也就折射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地位的漂移过程。正如程光炜主张取消新时期文学语境下的等级和序列划分，将所有文学作品视为史料，实现“文学作品真实性——史料真实性——文学史研究真实性”(8)的循环。在这个意义上，孙卫卫带有浓重的自传性质的创作，刻录了西部乡村在1980年代城镇化过程中个人主体性的际遇和文学社会价值的位移；在民族共识和个体经验的交融与交叉中，生成了1980年代“文学少年”成长录的张力。
孙卫卫的写作，是经过博采众家后的简化、压缩，使其在地域、时代、事件等方面获得更质朴的适用性。他曾接受小记者采访，列出自己喜爱的作家名单：安徒生、鲁迅、孙犁、余光中、白先勇、梅子涵、张之路、曹文轩、迟子建、董桥，(9)以及后来更迷恋的汪曾祺，理由是“文字都很干净，也很讲究”。这也与汪曾祺所言的“一切文学达到极致都是儿童文学”的旨趣相互应和。他的“稚拙美”既是一种心性呈现，也是一种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余光中语)里炼出来的抱朴守拙。
当然，自《小小孩的春天》获得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2013)以来，这种“朴素的稚拙美”(高洪波评语)益发成为孙卫卫的写作风格。对成功经验的复制保持了文学品质的稳定性，但也带来了某种因循沿袭的固化危机。其二，素材和资源所指向的特定心理空间，带有同代人的“心照不宣”，也就意味着“怀旧”不具有当下儿童所能理解的普适性。尽管小说《一诺的家风》《装进书包的秘密》、图画书《回老家过年》都是孙卫卫在体裁、题材，甚至跨文本形式上的突破尝试，包括此次“少年心”系列散文对“藏书票”等传统书籍装帧艺术的再三致敬，都显露了孙卫卫力图将闪耀在1980年代的理想辉光，继续照拂在新时代的少年成长之路上。其三，他对阅读的痴迷一步步升级到了对某位心仪作家的整体阅读、名著的各国版本、限量版的各类小众读物等等。在喧哗庞大的首都，读书、藏书、淘书、赠书……几乎填满了他的业余生活，让他“万人如海一身藏”地有滋有味。这一“70后”老少年的书痴后遗症，能否与“00后”们的少年疏狂彼此共鸣，成为后者的知识导航地图？也令人惆怅而喟叹。谢有顺曾言：“鲁迅为何一生都不愿苛责青年，也不愿在青年面前说过于悲观和绝望的话？就在于他的心里还有一种对生命和未来的肯定。”(10)在当下众声喧哗的儿童文学场域里，孙卫卫想坚守、传达的这种带有“风清气正”意味的文学姿态，本身就是文学少年的痴心。
正如《阅读史》中所言：“人生犹如单趟车旅，一旦结束，你就不能重新再来。……但是假如你有一卷在握，不管那本书是多么复杂或艰涩，假如你愿意的话，当你读完它时，你可以回到开头处，再读一遍，如此一来就可以对艰涩处有进一步了解，也会对生命有进一步的领悟。”(11)对孙卫卫而言，阅读在别处、生活在此岸，他的写作就是将二者能动而优雅地结合起来，让“胆小”的人生有了自由的渴望、不竭的好奇心和健旺的精气神，并鼓舞着他以更勇敢的姿态重返日常生活。在儿童文学创作日趋商业化的当下，孙卫卫一直守住对故土、对童真、对个体成长的人文关怀的执念。“文学少年”的精神特质和演变过程规约着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学风格。少年终会老去，但是少年的心一直在这片大地上诗意地栖居。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