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昭和十八年的“恨事”

1960年代中期出生的全勇先，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曾以《白太阳红太阳》《恨事》《昭和十八年》等“抗战小说”引起文坛瞩目，后出版过一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独身者》、两部短篇小说集《恨事》和《昭和十八年》。多年来，他与文坛保持若即若离的姿态，从未被裹挟入什么“潮流”之中，只是低调做人处事，默默地独自写作。他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掷地有声”，意蕴隽永、深厚，显示出叙事的才华和思想的力量。尽管他后来凭借着电视剧《雪狼》《岁月》《悬崖》，成就了他影视编剧的名声，但其短篇小说的成就不容忽视。我最初认为全勇先的小说写作，在“历史题材”小说中写得颇具个性，而现实题材的小说则相对谨慎和冷静。其原因我曾经归结为：全勇先的历史感和想象力极为出色，他往往以现代人的目光很灵动、精妙地把握业已远逝的历史背影，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具有令人惊异的穿透力；而他深沉、擅于玄思体悟的心灵，对近距离或“零距离”的现实叙事却稍显矜持笨拙。这之后，当我读完他的长篇小说《独身者》，我感到这样的结论下得为时过早。这部小说不仅写了历史，也写了现实，即使所表现的是近距离的1960年代、1970年代的“历史”现实，都足见其驾驭生活的能力之强。我感到，全勇先以现在进行时书写当代现实时，显然已显示出他较为成熟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小说理念。他仿佛用他的小说叙事，迅速地打通半个世纪以来当代现实生活急遽变化的人文生态，尤其在不断重叠的历史、现实时空交错的情境和奇观中，让我们看到心灵触摸现实生活时灵魂的动人图景。

1990年代起步的许多中国年轻作家，都曾写出了当代生活不断渐进、衍变的景观。需要指出的是，早些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以第三者或局外人的态度，来审视、表现他们所亲历的生活，完全凭借个人的趣味和态度叙述生活，强调、重视所谓个人性话语，这种非社会化的个人化叙事曾风靡一时。而全勇先的叙述，则表现出一个作家对个人写作位置和美学目标、历史感的重新思考。因为，历史终究不会被个人情感和心理的激烈冲突而扭曲变形，但人的命运和存在方式的选择，也可能使历史更加阔达、深沉，更容易让人怀恋和记忆，这也许就是文学接近或拥抱历史与现实的终极目的。

我在全勇先的长篇小说《独身者》中，就曾体会到全勇先讲故事的能力。这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贴近生活的生动而苦涩的故事。从故事的内容看，我们甚至能隐隐地在其中发现作家自己人生行走的踪迹。小说主人公杨晓晖所经历的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近三十年的生活，正合全勇先的人生阅历。而且，我们也不难感觉到作品所透射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叙述激情。但是，直到他写出这一批短篇小说，我才更加意识到，全勇先的艺术才华不容忽视，尽管他现在已经很少“染指”小说创作，在影视剧创作上风头正健。现在，他的这些短篇小说经历了近二三十年时间的淬炼，读起来依然意味深长，题旨深刻，隐喻深厚，许多篇章都是可以不断被“重读”的佳作。

全勇先是东北佳木斯人，他的许多小说或电视剧，写的都是发生在大东北——三江平原、松花江和黑龙江沿岸的故事，特别是佳木斯一带的风物人事。这些对于我而言，格外亲切也极其震撼，唤醒我对那里曾发生的一切产生无尽的遐想和记忆。当然，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不仅成为全勇先最初写作的灵感和想象的“起源”“发生地”，也成为他电视剧的主要叙事背景。而且，他将这块黑土地将近七八十年前的历史，演绎得厚实而忧伤，沉郁而苍凉，尤其是他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对人性和灵魂的深层追踪和勘探，进行了具有深刻审美创新度的呈现。很多年前，我曾收集并阅读过佳木斯所辖县域的县志，对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常常在县志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简短记叙中，想象性地爬疏文字缝隙中可能性的场景，猜想、补充被撰写者漏掉的真实部分。有时，我甚至产生写作的冲动，很想自己也能想象、重述那个岁月里被遗忘的真实。我清楚，一代代地方史志的书写者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像作家那样，捕捉到可以力透纸背的、隐匿在时空深处的历史真迹。这些，的确需要一位好作家站出来，以文字记录它。我感觉，惟有作家终究不会辜负养育过他的土地和乡情，必然会从中发掘出远逝的时空里真实的生命存在，生成美学意义和价值。可贵的是，二十多年前，全勇先在写作这些“抗战小说”时，就已经秉持着自己的叙事伦理：忠诚历史，还原历史的本色，还原历史“原生态”的人事，将崇高、英雄都拉回到俗世、平凡的人性维度，这样的视角，才可能让我们洞见历史深处的幽微，认知文本叙述的“弦外之音”。

二

谁都不会也不该忘记，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曾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黑暗、最令人恐惧的段落。而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东北，那里的人们所承受的苦难和辛酸，更是不亚于“纳粹时代”流亡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也许，那里的白山黑水间至今还游荡着无数正义的、反抗的、冤屈的或尚未找到安息之所的灵魂。无疑，抗战十四年，是一个书写不尽的文学题材，关键在于，当代作家在这个充满现代感的年代里，怀有怎样的心态和情感去重新审视、叩问往事，让历史之钟发出怎样的当代回声。究竟哪里是昔日民族英雄们灵魂的故园？远逝的英雄永远不会湮没于历史的尘埃。全勇先近年一直执著地在“消解”英雄的声浪中，坚持抗战叙事，捕捉“普通人”中的英雄。他创作的《昭和十八年》《恨事》《白太阳红太阳》《妹妹》等许多篇表现抗日战争的历史小说，以及若干篇当代生活题材的小说，都表现出他独特的书写个性。他的“抗战小说”以其冷峻自然、寓意深邃、质朴厚重的叙述和表现风格，至今使我们在对长久以来文坛的浮躁之气深感焦虑时，仍然能够获得踏实的阅读感觉，深深体验到全勇先的小说所散发出的质朴无华的叙事魅力。

与莫言当年营构“红高粱”世界时相似，全勇先似乎也在刻意寻找那一段沉痛历史踪迹的原始、原初情境。那种沉淀之后的历史“气息”和往事“味道”，在我们的阅读和体悟中发酵。无疑，正是这些文本，留住了那个年代主人公们的激情、怅然若失，甚至绝望的意绪，给我们一种浓厚的“在场”感。很显然，全勇先在叙述中表现出对历史沧桑充满诗性的体认，他以自己独特的审美尺度，重新度量和放大那一段沉重的岁月和生活，他笔下所演绎出的故事，那么令人荡气回肠和掩卷深思。我们难以置信，写作其中一些小说时才仅仅20几岁的全勇先，不仅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作为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和想象力，而且凸现了他深入洞悉历史和人性的能力。

在前苏联西伯利亚某地的一片大森林里，有一个很少有人光顾的地方。那是一个长着些低矮耐寒植物的大深坑。四周还依稀可见当年那些生满铁锈，烂成球状的黑色铁丝网及一触即碎的朽桩。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这个浮着松散腐土的大土坑中，依然可以看到伸出泥土之外的深褐色尸骨。因为高纬度的严寒一直统治着这个地方，这里似乎永远都是漫长的冬季。到了夏季，一米以下的地方仍是坚硬的冻土层。夏日的白天，尸体短暂地开化，腐烂，到了夜间又被冻住。何况西伯利亚的夏天转瞬即逝。在五十年以后的今天，从这里挖下去，依然令人难以置信地散发出尚未烂透的尸臭味。从尸体的骨骼来看，埋在这里的均属亚细亚黄色人种。

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远离故国来到这冰冷的西伯利亚？他们为什么成群结队地死在这里？

小说《白太阳红太阳》截取抗战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情景或鲜为人知、几乎被人遗忘的段落，祭出侵华日军内部裸露的人性的状态。小说的叙述视角，选择从作为“侵略者”“日寇”的几个人物，直接切入历史现场。这样的书写角度，在1980年代中前期确实是并不多见的，不仅丝毫没有削弱我们对那个梦魇年代施虐的“恶魔”们的无比愤激心理，还表现出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下，尤其从人性的深度方面，“恶魔”之所以成为“恶魔”的多重制约性因素，以及人性在特殊环境下的种种变异和“疯癫状态”。杀人魔鬼岛村和枥泽在暴虐、凶残的背后，虽然残存着可怜的人性的碎片，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已将他们扭曲成具有野蛮兽性的战争工具。现在重新审视这样的人物，给我们的感觉已远不止是“憎恨”，更是对其缺失善良灵魂的可怜、可悲、可憎。战争让人变得不可理喻，岛村和枥泽从人到魔，只有一步之遥。七八十年前，岛村和枥泽从日本本土，以侵略者的身份踏上中国的领土，在最后战败的时刻，怀着巨大的挫败感，向日本天皇表忠，依然采取暴力手段，剖腹自尽。他们从人到魔，这其间的精神、心理和伦理逻辑，显示出人性的晦暗和非理性的军国主义意志，这些，都是无法进行灵魂救赎的生命的末路。

这篇小说写于198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文坛正是各种“潮流”“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伤痕文学”之后，“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现代派文学”“先锋小说”“寻根小说”相继出现。但是，不同小说创作的理念，意识形态对写作的影响和导向，似乎并没有影响全勇先自身的写作走向，他发掘历史和时间深处人性的“原生状态”和真实形态。他不追逐写法和技术的新奇，以朴素的写实手法，重构、还原历史的可能性。对于岛村、枥泽、英焕，包括赵尚志、冷云、常龙基这些人物的处理，体现出全勇先在潮流之外，偏安一隅的东北，独自对这片土地的历史，对战争和人性所作出的深刻反思。这些，主要在于全勇先创作审美观念、小说理念上的个性化选择。可以说，他很早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摆脱了以往“二元对立”的审美判断方式和审美意识，从人性的复杂性进入叙事，从更开阔的审美维度，揣摩在战争的极端状态下生命的存在状态。这样，使得全勇先在1980年代对战争状态下人性的书写，显得自然而从容。

无疑，被迫充军来中国参战的朝鲜人英焕，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他无奈地经历了从善到恶、良知发现的过程。在惨烈的战争中，人性中的善良一面，难以泯灭，经历着人生的无限苍凉和痛苦的磨难。他与岛村们永远存在着差异，“骨子里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这话最符合英焕的本性，他虽然无法改变战争，但他终究没有在战争中沉沦和自溺，不时复苏、闪烁的善良、美好和对和平的渴望，体现着他抗争命运的不屈意志。他与慰安妇、自己的朝鲜同胞贞淑之间的感情，呈现了受侮辱、受伤害者同病相怜的苦痛。而英焕性格的多重性、矛盾性，他的迷惘、无奈和觉醒，折射出人类对和平与正义向往的天性。作者选择这样一个形象来贯穿小说，颇具符号、象征意味：英焕的命运和结局，不仅是他个人无奈的归宿，而是所有战争参与者悲惨、悲凉命运的写照。全勇先对英焕这个老兵的命运的呈现，描述出生命就像战争硝烟炮火中散落的碎片，他在战后的飘零、孤独、踽踽独行，必将构成另一种凄凉的晚景。叙述衍生出的人生和命运的沧桑感，由此溢出，撼人心魄。

三年后，英焕一个人回到韩国的故乡。

他没有找到任何亲人，自己一个人搬到开城城外的小山上，靠种水稻为生。英焕一下子老了，满脸皱纹和胡须，有些驼背，身材比原来矮了许多，一只手常常不自觉地发抖。天气好的时候，干完了活，他哆哆嗦嗦地卷一根纸烟，点着了，一口一口地抽着。有时抬头看一眼对面三八线北侧的天马山，有时一直低着头，抽完烟就走。他从来不说话，也没人跟他说话。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哑巴。有时人们雇他去干活，他很卖力气，干完了，他也不计较钱多钱少，大家或多或少以为他有点傻。

从这个角度讲，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大的感情冲击和灵魂震撼，其中隐含着对历史、人类的重大问题和困境的负载和关怀。在英焕的复杂人格构成中，包蕴着让人心痛和沉重的悲剧情感。全勇先所讲述的英焕的故事，既充满灵魂救赎的意味，还体现着作为一个作家的悲悯情怀。

另外，全勇先的小说，还具有独特的传奇性。而且，文本的叙事，擅于营构特殊的历史情境和叙事主体的“在场”语境。因此，全勇先在描摹战争状态下人性的幽暗或情感状态时，既能够写出历史和环境的粗粝和残酷，也能触摸到人物存在的曲折心事和心理落差。叙事的简洁和恳切，人物行为的迫切感和动感，随时都可能冲决既有的道德律令，显示出信仰体系的崩溃和精神的内爆。

《昭和十八年》叙述的是一个叫常龙基的中国人，凭借他的坚忍、智慧和勇敢击毙日军中将楠木的故事。小说采用的是典型的“先抑后扬”的传统表现手法，描述行刺前后的常龙基判若两人，心理和行为反差极大，仿佛“断崖式”的性格两极，刹那间改变了我们的认知逻辑。小说制造的人物外在的“假象”实在是太逼真了，常龙基不仅骗过了所有的日本人，还“骗”过了读者。在这里，作为一个随时都被揶揄、凌辱的伪满洲国的“壮丁”常龙基，无疑可称得上是一位大英雄。当然，我们对“英雄”的界定和理解，应该是一种开放性的概念。一次英雄之举，自然取决于内在情怀和志气的长久孕育。他身陷尊严和身体的囚笼，却“心藏大恨”，不动声色，隐忍着现实中极度的精神、心理压榨，卧薪尝胆，内心图谋大事，明志报国雪耻。很难想象，他貌不惊人瘦弱的身躯竟聚敛着坚忍、勇敢、智慧、善良、沉稳这些人的最优秀的品性。其“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迈和慷慨赴死的风骨极具人格力量，生命力、意志力和不衰的人格，勃然昭示着生命本体能量的长久蕴蓄。“常瘦子生错了年代。那个年月，世界一片混乱，处处流血、战乱，人命像狗一样不值钱。宰个人、砍个脑袋，像切个西瓜那么容易。胆小、文气、懦弱的男人注定要受气挨打，被人欺辱”“人们都喜欢勇敢、强壮、豁达开朗的人。可他那可怜巴巴的小细胳膊，眼光还哀哀的，话又不多，一个人独来独往的样子总不能讨人喜欢”。谩骂、殴打和处罚，以至于常龙基“试图”在兵营大墙的老树上自尽。看上去，常龙基的命运，显然不在自己的手上。可以说，他走在一条无路可走的路上，但是，没有人能想象到，对现实耿耿于怀的复仇心事，令其永远都不会昏睡，他自身暗暗地聚集起来的能量，就像暗夜里的“地火”，必将燃烧尽恶魔的黄昏。由此可见，这个民族是绝对不容被漠视的，沉默的常龙基，正孕育着强大而缜密的对“恨事”的反击。原来，他所有的隐忍，都是在为一次可能到来的机会做准备。

在这里，全勇先笔下的常龙基，演绎的就是一则关于民族生存与反抗精神的大寓言。在此，作者貌似采用的是一种欲擒故纵式的叙事策略，实质上，全勇先的叙述，是在扭转某种常识和逻辑。没有人会以为，常龙基在凌辱面前，释放出的极端懦弱是一种智慧的伪装，他藏匿起性格的多重性或两面性。在有些人看来，常龙基的人格似乎是分裂的，因为没有谁能解释这种古怪、特殊的行为逻辑。可以说，常龙基这个人物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索。可以说，小说一开始是从一个低谷切入的。叙述的焦点，是一个人在被极度压抑的存在状态下可能发生什么。常龙基的生命“低谷”，笼罩着他的是凌辱的一片乌云，这似乎已经预示着终究要发生什么。这篇小说，还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力量，体悟到“隐忍”两个字后面的复杂、殷实的涵义。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叙述为一种逼仄的存在状态打开了一条出口或通道。全勇先通过对细部的想象，描摹、还原历史的惊天一幕。他将人置于一种极其特殊的环境里，首先让常龙基的人性备受压抑和毁损：日本军官岩本对常龙基的凌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天性善良”“不是那种轻易与人为敌的人”，逐渐变成“人人都说他好，人人都需要，人人又都有些看不起的人”。全勇先在这个短篇小说里，让常龙基人物的性格变化过程，充满矛盾性，但这却又是一个重生的过程。表面上看，全勇先对人性的“测试”，采取的是“先抑后扬”，以人的忍耐极限为勘察维度，而常龙基最终的“冲天一怒”，拔枪，向日军中将楠木实隆扣动扳机，跨上马背，再转向伪满洲军部大臣邢士廉开枪，“常瘦子打马跃上山脊后，又突然拉转。他一只手举着手枪，掉过头来又打马朝人群冲过来”。他如入无人之境的镇定，像是一个老练的刺客，接下去，在千人日伪军的围堵中，从容、凛然地走入滔滔江水之中。这一切无不令人敬畏。这时，我们会想起另一位东北作家阿成的短篇小说《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无疑，这两个历史人物在文学叙事文本里，同样都重获了新生和活力。

长久以来，真实性的问题，始终是小说写作最重要的问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创作界，对“真实”的理解莫衷一是。文学是否要对历史“负责”？“诗比历史更永久吗？”类似的思考和疑问，一直是文学和史学之间相互纠结的问题。在《昭和十八年》里，全勇先在正文后面，补充了三则“附记”，有意地凸显出文本叙述与所谓“史实”之间存在的某些“出入”。这样，小说文本和“碑文”“历史编年”《日本海军综合事典》，有关常龙基和楠木记叙的细部差异，构成理解、想象的缝隙和张力。我想，也许文学文本的“真实”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就在于叙事者情感、情怀和信念的植入。海登·怀特认为：“任何特定组合的事件都不能在逻辑上论证故事所提供给它们的那种意义。这对于个体生活层面上的组合事件是真实的，而对于以世纪为时间跨度的民族进化中的事件也是真实的。任何人，任何事物都不能在故事中生活。而事件的序列则可以不偏不倚地采取罗曼司、悲剧或喜剧的诸方面，这要取决于从什么角度理解这些事件，以及历史学家为引导故事的表述而选择的故事形式。”{1}海登·怀特的说法，在任何大的历史格局和时空框架内，都需要或必然存在着惟有“个体生活层面上的组合事件是真实的”的存在。但是，历史学家与作家选择呈现事物的方式和叙事伦理有着本质性的差别，而且正是文学文本的重新“编码”，才使得叙事获得准确性、暧昧性和丰富性。这也就产生了另一种存在和“真实”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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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阅读《长城》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