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散文： 故乡情结与有根的写作
时代氛围给李林的人生轨迹与文学观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文学”也成为他潜意识里孜孜不倦的追求。但是，李林却没有将写作作为自己的职业，而是选择当了一名记者。1985年，他来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工作，32岁获得“中国新闻奖”，现在已是高级记者、高级编辑。按说有着这样的履历，他已无需通过创作来走向成功，那又为什么在55岁突然爆发，在2018年之后创作并发表了十几万字的散文、小说，作品散见于《美文》《长江丛刊》《广西文学》《海燕》等文学期刊？我想，探讨、梳理一个作家的创作道路，其意义在于揭示这背后所折射出的文学之于写作者的关系和使命：作家的内生创作动力缘何会在某个时间节点集中爆发？一位写作者为什么会在告别“文青”时代几十年后收获文学迟到的祝福？
李林的散文创作是有根的写作，他的精神原乡就是上世纪70年代，在老家湖北黄石听母亲读书的日日夜夜。是母亲给他幼小的心灵播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让它有机会穿过岁月的起起伏伏，在时隔几十年后破土而出。李林曾直白地说：“母亲是我文学的引路人。”在他笔下，母亲没事时最爱看小说，看过《金光大道》《艳阳天》《闪闪的红星》《林海雪原》《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耳濡目染下，自己和双胞胎哥哥虽然不识字，却常哭着喊着让母亲买这些小说的小人书来看。李林是幸运的，和一般的文盲母亲不一样，他的母亲读过师专，温文尔雅，爱读书的习惯通过言传身教“遗传”到了孩子身上。
在动荡岁月里，文学是幼小的李林心灵的庇护所。后来，他的母亲又读了《巴黎圣母院》《战争与和平》《基督山伯爵》等世界名著，李林也跟随母亲的脚步把他们通读了一遍，在十几岁时打下了创作的底子。
虽然曾在80年代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并在而立之年出版过文集《英雄本色》，但李林的文学创作从严格意义上说却刚刚开始。他近两三年迎来的创作高峰，与2017年返乡探望母亲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却始终没看到儿子拿出点像样的作品，于是焦急地说：“时间过得多快呀，转眼间你都快退休了！你那么喜欢文学，却没写几篇小说，冤得慌，你能不能写点东西让我看看！”正是这些敦促的话语让他再也不能为自己的搁笔找借口。
亲人的鼓励、亲情的推动转化为创作动力，作家的写作对象自然也少不了母亲。在散文《母爱是永不消逝的霞光》（《华西都市报》2020年5月16日）中，李林回忆了和母亲发生冲突的三件小事：一次是小学时，因为母亲批评自己游野泳，不服气；一次是工作后接母亲过来住，她却总是吃剩菜；一次是和母亲到西安旅游，扶着她过马路惹恼了她。三件小事将母亲对儿子深沉的爱和要强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与作家记者生涯的职业习惯有关。记者要善于敏锐捕捉新闻线索，披沙拣金，识别出事件的新闻性，与作家敏锐地观察生活、选择写作对象是一致的。记者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使得李林能够在新闻与文学之间交叉穿梭、游刃有余，其中的一些细节和场面就类似于新闻速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再比如《夏夜，一弯银月照场院》（《西北文学》2018年第6期）写湖北老家人们如何避暑消夏的一段文字：“远远望去，一家一户的蚊帐床搭得整齐划一，像一个个小的防震棚。细伢们窜来窜去，尽情玩耍，身上刚抹的痱子粉转眼间就叫汗给浸湿了，脖子上、脊背上，白花花一片，大人也嫌麻烦，用一条毛巾擦巴擦巴，干脆由他们疯跑。”这段描写精炼、简洁，着墨不多，却将湖北夏夜天气的酷热和热烈的生活气息表现得非常到位。
在这篇散文中，作家除了写黄石的夏天，一家人往屋外搬木板床、一楼人到场院的月光下纳凉、一城人跑到马路边睡觉以外，还写到了母亲慈爱地看着两个双胞胎儿子抢苹果吃，为孩子轻摇蒲扇驱蚊送爽等动人的情节。李林曾说：“母亲节那天，我把一篇写母亲的文章转发到朋友圈，不少人点赞，我想他们一定都是爱母亲的，他们看后肯定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正是关于亲情的书写让他的散文创作有了坚实的情感质地。
曾几何时，表现人性、人情成为了老掉牙的那一套，在文学理论与文学观念的不断翻新中，作家们追求先锋、叙事圈套、陌生化、异质书写……而忽略了文学尤其是散文带给人的本真情感体验。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对中国散文有一个基本判断，认为中国古典散文的抒情性虽没有诗歌那样明显，但同样有着很强的抒情性。中国古典散文不注重情节、故事、叙述，强调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具有个人化和主观化的特点，倾向于表达抒情主体的主观情绪情感。现当代文学中，“言情”派散文也强调自然、社会、人生面前，作者的主观感受和情感抒发。李林在这一点上是接洽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上的，他将表情达意作为自己散文创作的追求，他写故乡、写母亲、写儿时玩伴、写80年代的武大生活……看似寻常，却能以情动人。
除了亲情对他散文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外，中年作家的丰富阅历、人生经验也使李林能够在迈过文学青年的阶段几十年后“重出江湖”。他的写作策略是从记忆的宝库里提取养料，通过故乡地方性经验的呈现，建构起一个个“文学故乡”。
学者郜元宝在《找个地方很重要》中写道：“倘若小说是作者精心培育的树苗，地点就是适宜的土壤环境。选对了地方，有了适宜的土壤环境，树苗才能茁壮成长。倘若写小说是造房子，那地方就是建筑者首先必须看好的宅基，否则一切免谈。”如果推而广之，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散文创作。姑且不谈20世纪下半叶人文研究的“空间转向”，仅仅就现当代作家的创作而言，也总是与具体而微的空间联系在一起：鲁迅的绍兴往事，老舍的胡同春秋，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汪曾祺的高邮掌故，莫言的高密传奇，王安忆的海上轶事……这既关系到作家叙事的有效性，也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创作的走势与风格。
李林找了哪个地方？答案是他的家乡湖北黄石和祖籍河南叶县。
《我家可以看见青山湖》（《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7月14日）通过家乡黄石青山湖几十年的变迁，写出了个体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在《夏夜，一弯银月照场院》中，上世纪70年代黄石人武部大院的生活场景被作家用翔实的笔触、富有趣味的讲述和夹杂着方言土语的语言呈现出来。这里有小孩子的追逐嬉戏，有大人的谈天打趣，有竹床、抗震棚、绿豆冰棒，还有母亲那讲不完的革命故事。《我在方店见识过寒冬》（《美文》2018年第7期）写一段童年往事，在作家的回忆里，那个漫天飞雪的河南农村，有“我”可亲可爱的人和最初对于生活艰辛的历练。“我惊异地发现，大概是由于我在方店见识过寒冬，打那年起，我对未来从不抱怨、也从来不曾有过悲观。”
《武大赏樱花：一座名校的文化记忆》（《武汉大学报》2019年11月）是李林散文中较长的一篇，在这篇万余字的长散文中，作家从樱花写起，写武大的人文历史、名人轶事、掌故风情，老斋舍、老图书馆、《珞珈赋》、武大牌坊、东湖……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武大的文化地图。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涉及历史与文化史、教育史、建筑史，但作家并不是对史料进行简单堆砌，而是以空间为行文线索，带出历史、植入细节、生发故事，在时空交错中，全方位、立体呈现出武大校园与武大精神的感召力和永恒魅力。
李林的创作不依靠抽象知识、外部经验和形而上的观念，他在上述作品中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勾勒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湖北老家和河南方店农村的风貌和灵魂，是因为所有这些都浸透在作家的血液里，融入到作家的生命体验中。因此，李林的散文写作策略是成功的。他的作品只是瓜果枝叶，故乡与故乡情结才是他写作的根脉土壤。
李林散文的语言，追求质朴、平淡，以白描为主，追求如诗如画的文字效果，又惜墨如金，这显然受到他作为编辑的职业特点的影响。汪曾祺、何立伟、余华、阿城、王朔、刘震云、莫言等人是他崇拜的作家，他自觉地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养料。
试看《我在方店见识过寒冬》开头的一段文字：“当我像个幽灵瑟瑟发抖地出现在大雪狂舞、酷冷无比的方店村的时候，我就开始与大人较劲，像跟随我的小狗黑虎一样在倒霉的天气里艰难爬行，心里却告诫自己这是征服大自然的快活的挑战。那是1973年，我十岁。一切是从冬天开始的。其最大的好处是倘若冬天能熬得过去，其他季节就不在话下了，好比倒着吃甘蔗——先苦后甜。”这段文字干净、简省，又韵味无穷。十岁的孩子被父亲送到北方农村“锻炼”，心情可想而知。面对未知世界的犹豫、倔强、不甘和一丝恐惧、一点坦然，被这段以儿童视角展开的讲述充分表露出来。作家灵活运用修辞和叙述视角，很好地处理了“讲述”与“展示”之间的关系，仅凭这个开头，这篇作品就成功了一半。此外，作为湖北人，“细伢”“怂陀子”“冇得法”等方言的巧妙使用，也使他的作品仿佛“添加了适量的佐料，立马变得鲜美可口”。
散文写作要从岁月的长河里打捞出时间的璎珞，从芜杂的生活中提取出文学的原料。在时隔几十年后，作为一名中年作家再度开始创作，其决心和毅力可想而知，尤其是在职业生涯已经别无所求的时候。李林的创作正走在挖掘生活富矿的路上。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