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驴《去洞庭》：罗网、沼泽 或欲望之海
看得出来，作者郑小驴似乎执意要倚重社会案件的熟悉度，找到一个切入现实的合适角度。故事里十八岁的小耿见色起意制造祸端，这是无数以情欲为轴心的社会案件的相似桥段。然而小说自有其不同寻常的地方，作者并不满足单一案件展开的叙事意义，而是尽可能包含更加广阔的社会容量。于是我们看到，这里的受害方小鹿，这位有着极为严重精神问题的姑娘，虽游离于小说主线之外，却又并非毫不起眼。她的恋爱经历以及她的“京漂”生涯，在故事接下来的篇幅里，都将为我们徐徐展开。而后者显然属于阴郁潮湿的湛江故事之外的另外的故事。
在小说后面的段落中我们看到，当小耿挟持小鹿逃亡时，在他们奔赴洞庭的途中，意外发生了。一场惨烈的车祸突如其来，而车祸又自然而然地引出小说另外的人与事。因此读郑小驴这部《去洞庭》，多少有些行走在“小径分岔的花园”里的感觉，人物接踵而至，线索纷至沓来，故事盘根错节。这里众多人物命运的相互交错，彼此不同的来路与去向，让故事的诸多线索分合林立，也让整个小说芜杂多义，令人目不暇接。
这里比较有意思，而且比较实际的问题在于，在城市这个陌生人集聚的空间里，如何才能顺利地将更多彼此相关的人物囊括到叙事视野之中。这是作者在思考小说叙事结构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具体到这部《去洞庭》，如何在有限的小说篇幅里让彼此陌生的人群相遇，并迅速跟进故事情节的展开，这当然是极为实际的问题。面对这类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同类故事有一种相对常见的处理方式，那便是以撞车为契机将人物强行关联。这不由得让人想起由保罗·哈吉斯担任编剧和导演的电影《撞车》。那部电影就是以片段式的结构引出平行空间里的不同人物。那些看似不相干的不同之人的汇聚，便是通过撞车这一戏剧性事件实现的。而围绕撞车，不同人物的过往也就有了展开的契机。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电影具有了一种“破碎的整体感”，既具有一种突如其来的事件的戏剧性，又具有制造出更为深切的社会历史内涵的可能。由此来看，郑小驴的《去洞庭》显然借鉴了这一故事结构，小说里的撞车就发生在挟持小鹿的小耿与私通顾烨的岳廉之间，一场惨烈的车祸将不同人物的命运强行关联到了一起，而原本分裂的人物故事则顺理成章地汇聚一处。
从小说来看，这次撞车的结果固然是小耿趁着夜色潜逃，小鹿则生死不明，但故事却在此留下悬疑，而叙事重心则顺势转向另一条线索，即围绕史谦、岳廉和顾烨展开的三角恋情。这便是这部小说的突出特点，郑小驴试图用一种类似结构主义的方式来实现人物的多重聚焦，以此尽可能完整地呈现现实的多重侧面。小说借此引入不同的人，进而分头交代他们的来路与去向，这又让故事获得更加丰富的社会历史容量。
比如我们在小说接下来的故事里终于获悉，受害人小鹿的前史便是北京的张舸。这一前史的展开意在引出一类具有代表性的都市人群——“京漂”的生活状态。现在看来，小鹿的不幸显然是一系列原因的后果，她先是被假冒军人王竟先欺骗，而与图们的恋情也无疾而终，为此整天生活在忧郁与焦灼之中，久而久之出现精神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小说所言的，“人心是妄念、贪欲和阴谋的污地，梦想的舞台，丑恶意念的渊薮，诡诈的都会，欲望的战场。”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被城市碾轧而备受摧残的灵魂。留在张舸面前的似乎只有一条出路，那便是逃离这座城市。于是，她留下字条之后便只身去往那座无人知晓的城市湛江，这便有了小说开头的那一幕。
与从张舸到小鹿的人物变迁相似的是，《去洞庭》在对人物过往进行梳理时，小耿的前史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当然又是一个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只不过更加曲折，也更富传奇色彩。小说里是这样交代的：三年前，小耿怀着悲壮的心情离开故土，以为凭借努力就能挣到钱，以便能够顺利地救治父亲。这看起来环环相扣，毫无问题，但城市终究是险恶的。事实一再证明他每向前一步，都在暴露自己的无知、无能和幼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原本从悲苦中寻找奋斗的契机，但中途却偏离轨道，直至堕入罪恶陷阱的故事。
当然，小说中最重要的还是史谦、岳廉和顾烨这三个人物。尤其是岳廉这位作为“外省青年”的漂泊者，他有点才华却又不安于现状。他带着梦想来到北京，又终究被这座巨兽般的城市一天天磨掉锐气，直到丧失意志，最后泯然众人。这种悲剧性意义让他在与顾烨的情感游戏中沦为卑劣之徒。同样的，逐渐走向落魄的史谦，也并没有展现太多的人性光泽；而顾烨更不用说，这个被欲望操弄的可怜女人，并不受道德观念的太多规约，她模糊的形象甚至成为某种符号的象征。由此可见，城市的这种腐蚀性几乎成了浪漫主义以来文学的悠久传统，足够令人唏嘘警醒。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小说其实受到了时下流行写作的影响，似乎还可看到影视改编对于小说叙事的侵袭。毕竟，案件与奇情，畸恋和杀戮，大概都是能够引人注目的题材。这些其实也无可厚非，在这“后纯文学”的时代里，向通俗文化的倾斜，以便获得更为广泛的受众，或者更加直接地将小说与影视改编联系在一起，这都是时下文学创作与文化生产的常见举措。但是对于《去洞庭》的作者来说，当叙述的洪流奔涌而出时，故事的畅快固然是可贵，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故事之中寻找隐喻的维度，并且不断制造某种深切的社会历史意涵。就像小说所谈到的，对于顾烨来说，“洞庭于她而言，是张巨大的网，是潮湿的沼泽，是危险的隐喻。”这里更为直接的问题或许在于，如何通过人物命运来自然而然地呈现所谓“危险的隐喻”，这种意义的诱惑正是小说应该直面的问题。
就此，小说其实做出了相当的努力，比如作者总是试图制造出“洞庭”的独特意涵。在郑小驴看来，“这些云雾制造者，在通往洞庭途中各自人生轨迹悄然改变，此时的洞庭，已不仅是现实所指，也暗含了人生丰富的隐喻。”为此我们看到，小说主人公在双湖无人区遭遇了海市蜃楼，又在死亡之海中看到了人生的幻象。然而，“洞庭才是真正的湖，有山有水有人，可以让你去浪个够。”或许在作者那里，“洞庭”才是真正的欲望之海，集聚着所有人命运转折的契机，甚至并不完全如此。这样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小说也正是因此展现了足够的亮色。
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尽管作者一次次试图将写作引入更为深邃的境地，但他笔下的这些故事和遭遇，在什么意义上与我们的现实处境血脉相连，如何引起更为深层的心灵共鸣，从而具有更普遍的现实意义，这或许更是值得追问的话题。总的来看，小说试图捕捉故事间暗藏的隐喻意涵，但这些深层意蕴又会兀自弥散，甚至从作者的传奇笔墨中逃逸出去，或者至少让这些隐喻的意涵展现得并不如设想中的那般脉络清晰。当然，或许也可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小说的意义。就像郑小驴自己所交代的，“过去已不堪回首，未来又不堪一击，郁躁不安中，唯有写作——且以写作作为逃避现实的借口吧——似乎能抵达内心某种澄澈之境。”面对日常生活的漩涡，通过写作来逃避现实，甚至耽于幻想，在虚无中寻找乐趣，在文字中释放颓然，从而抵达所谓的“澄澈之境”，这又何尝不是写作的意义所在？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