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使命感
莫言在诸多乡土小说作家中，非常关注乡村的当下性，总是与时俱进地追随时代的新变化，乡村的新气象，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他对于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有很精彩的阐述：“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答案。但是总而言之确实是一个波澜壮阔的、空前绝后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作家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因为这样的时代为作家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因为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人的丰富性得到了最强烈、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说这个时代具备了产生伟大作品的物质基础或者资源基础，剩下的就是作家的胸襟、气度和才华。”这样的敏锐，也让莫言从现实生活的巨大变迁和乡村人物的今是昨非中，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开放的现实，开放的乡村，给农民的命运造成丰富的戏剧性变化，足以让有感应能力的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巴尔扎克有一句名言，要想文思不绝，只需追随偶然。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略加改造，要想文思不绝，只需追随现实，追随变化纷纭气象万千的现实生活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
短篇小说《等待摩西》就是这剧烈变化的乡村生活带给作家的精彩启示。在莫言的化身“我”的叙述中，少年时代的玩伴发小，因为其祖父的基督教信仰，被名之为柳摩西。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民，却主动或者被动地卷挟到时代的潮流中，充当了一幕幕悲喜剧的重要角色：“文革”时期更名为柳卫东，在批判祖父柳彼得的群众大会上当众殴打柳彼得；他为了和马秀美的自由恋情，遭受其兄长数人血腥暴力殴打而不悔初心；在1980年代初期做生意发财，成为村庄远近闻名的企业家；接下来抛弃妻子和两个幼女离乡远行，一去35年不知下落……直到马秀美含辛茹苦地将两个女儿拉扯大，在女儿们的反哺下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已经将名字改回柳摩西的失踪浪子意外回归，带着一个雄心勃勃又令人发笑的“讨还民族财富”计划招摇撞骗；别人都以之为不齿，不计前嫌的马秀美却心满意足喜气洋洋，连她的家院都洋溢着一派生机，“我看到院子里影壁墙后那一丛翠竹枝繁叶茂，我看到压水井旁那棵石榴树上硕果累累，我看到房檐下燕子窝里有燕子飞进飞出，我看到湛蓝的天上有白云飘过……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于是，我转身走出了摩西的家门。”一个普通农民的半个世纪，就这样皴染上时代的风霜与忧乐，令人莞尔一笑。
《晚熟的人》中的许多人物和故事，都是这样，从1960—70年代讲起，一直延伸到当下，而且作品的重心就落在当下。这样的写法，表现出莫言尽可能地贴近当下现实的努力。莫言在1975年从军入伍之前，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乡村生活和劳动了20年，对乡村生活的原生态和本真性体验，对农民情感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血脉混融，这是他创作的最重要资源。对于21世纪以来的乡村生活，尽管他经常会千里还乡探亲和短暂居住，但年龄、身份、大城市居住的生活体验，毕竟是与现实中的乡村社会渐行渐远。这是莫言和同代人作家，尤其是乡土文学作家描写当下乡村现实生活难以逾越的一道难关。各位作家面对这一难题的脱困思路各不相同，其近作各有千秋，但是表现当下乡村生活之笔力的减弱，毋庸讳言。像莫言这样，从既往年代追根溯源同时与当下现实“死缠烂打”，是莫言给我们提供的新的写作经验。
《等待摩西》中，莫言有意识地将马秀美和祥林嫂作比较，马秀美在困顿中的形象，拄个棍子，白发凌乱，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形象非常相近，但作品的结尾处，马秀美并不是像祥林嫂那样木讷，腰背佝偻，骨瘦如柴，而是身体发福，面色红润。这就是百年间中国乡土文学的巨大变化。莫言相信农民自身强悍坚韧的生命力，相信广袤大地的博大襟怀。《火把与口哨》中的顾双红，本来是高密县城开蜡烛店人家的女儿，嫁给“我”的三叔，是迷恋他能够把似乎人人皆会吹的口哨吹得出神入化，臻于化境，而三叔也确实是经过高人指点，技艺非凡。但接连发生的灾难，让我们再次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当矿工的三叔死于矿难，一岁半的儿子清泉被野狼叼走不知生死。全村的村民，加上当地的公安，为了追寻清泉的踪迹费尽心力而无果。但顾双红并不是只会一味诉苦的祥林嫂，她的胆识和行动能力令人赞叹。鲁迅借祥林嫂以烛照冷漠乡民和无奈之“我”，顾双红却用一把斧头和以制蜡烛的材料加上煤油精心编制的火把，夜闯狼窝，剿灭大小六只野狼，血刃仇敌。莫言笔下的当代乡村妇女，她们的精神禀赋和自立能力，远非祥林嫂可比。
《晚熟的人》，是这部小说集中一篇作品的名字，又被他用作小说集的命名。按理说，它应该选用《故乡人事》更富有概括性，这也是莫言在发表《地主的眼神》《左镰》和《斗士》一组短篇小说时已经应用过的篇名。但《晚熟的人》更为准确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重要特征。
时代的跌宕起伏中，光阴流逝。少年田奎因为一场少年人的恶作剧和严酷的生存环境，被父亲砍掉右手，许多年之后，别人要把当年的怨敌和有“克夫命”的欢子说给他做媳妇，田奎欣然应诺，“相逢一笑泯恩仇”（《左镰》）。马秀美从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贫寒中艰难地走过来，成为高密东北乡“神迹”的见证（《等待摩西》）。和“我”一起割草、放牛、下河摸鱼的蒋二像柳摩西一样，也成长为一个企业家，他继承了家族的滚地龙拳传人的金字招牌，在红高粱影视基地上进行比武打擂台表演，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让作品中的“我”为他站台助阵，又编造出一个参加过红高粱之战的日本鬼子的后裔前来上台打擂，吸引眼球，其计谋可笑亦可爱，但他确实也打拼出一方天地（《晚熟的人》）。贪图虚荣讲面子的孙敬贤死了，他对土地的天然热爱却传承到他的孙子身上，后者要在乡村中大规模地经营土地办农场而不务虚名（《地主的眼神》）。这就是农村的新现实，农村的现在进行时，田奎和马秀美苦尽甘来，像童话中那样，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蒋二的文化产业高密东北乡地龙文化公司的创办，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滚滚后浪推前浪，它给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在时代与人们的相互塑造中，人们发挥了最大的才能和智慧顺应时代追赶时代，不断地塑造自我修正自我，马秀美、柳摩西、蒋二、覃桂英、张二昆们，都是在时代潮流的推涌和召唤中应运而生，而且不断地与时代进行互动，在开放和调整中慢慢成熟，“晚育晚熟”，这也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就像蒋二所言，“我们晚熟的人，要用一年的时间干出那些早熟者十年的业绩”。开放的时代，终身学习的时代，活到老，学到老，需要人们不断地在开放与学习中丰富自我塑造自我。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