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现实主义的“海派”力作
《春夜》以第一人称叙述者，围绕上海春申机械厂在中国社会变革下的百年兴衰存亡，以新、老工人张海、神探亨特、保尔·柯察金、冉阿让、钩子船长等为主要人物，以厂里曾经发生的两起悬案为线索，通过人物不同的人生际遇，牵引出一系列与时代命运环环相扣的沪上往事，展现了千禧年前后上海的日常生活图景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史，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悬疑氛围和现实主义色彩。此外，小说语言颇得沪语精髓，与大量上海市井生活的风俗民情、地理空间描写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春夜》鲜明的海派气质。
一、悬疑为配色，怀旧为底色，现实为旨归。
在蔡骏变化万千的笔下，悬疑不再受限于狭隘的小说类型，愈发成为一种随物赋形的气质与表达方式，任其所用。他曾解释“悬疑”：“不一定是灵异事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别人的命运，或者被别人改变命运，这就是所谓的悬疑”。《春夜》拿出作家“蔡骏”的真实身份，使小说叠合了个人真实的成长经验。他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从始至终的目击者与参与者，这一限制性第一人称视角，虽然增加了厘清事件全貌的难度，却大大增强了代入感和真实的历史细节，夹带了作者关于上海回忆的独特“私货”。
《春夜》是蔡骏暌违三年的长篇小说，充满了作者的私人记忆，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是作者的家庭自传。它们来自上海与苏州河畔的童年经验，来自其父母的生平，刻意模糊了虚构与非虚构的疆界，使悬疑元素的身影模糊。在“后记”中，蔡骏自言少年时代父亲供职的工厂，和那个还未谋面就已销声匿迹的父亲的徒弟，给他带来了历史沧桑感和生活的偶然感，并成为《春夜》的灵感来源之一。
国营老厂的变化牵动着工人命运，折射出魔都的城市变迁，《春夜》聚焦的上海，是粗粝的父辈工厂中的上海，不是法租界精致洋房里的上海；是冰冷的梦破碎的声音，不是华丽的冒险家的乐园；是时代转捩点中平头百姓的日常，不是大时代下光鲜人物的传奇。改革开放、国企转型、国际风云变幻均是小说鲜明的大背景和大视角，反映了以现实为旨归的叙事导向。与之相对的个人狭小视角，如童年记忆、青春成长叙事和个人遭际，带着怀旧色彩，试图重现老市民回忆中的市井气息。
小说故事时间线跨越改革开放40年，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爸爸跟我妈妈结婚，像生产汽车机械部件，拿我生产到社会主义社会”，到2019年巴黎圣母院大火，“我”年近不惑，已为人父。主人公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上海春申机械厂的历史则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写照：1931年由归国留学生创办，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株式会社接管，1956年公私合营收归国有，世纪之交开始股份制改造，继而破产清算。上海春申机械厂的兴衰与中国当代工厂改革同轨，“我”见证了机械厂的命运沉浮，从忙得四脚朝天到产品积压。作者有意识地将机械厂的命运，放诸国际大背景中：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我父亲从部队复员，分配到上海春申机械厂；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我父亲在厂里跟人动手；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厂子破产清算；2001年美国发生“9·11”惨剧，厂子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宏大与细小的对比，在戏谑中消解了历史沉重感，取而代之的是标志性时间节点带来的历史感和共鸣，翻开历史的尘埃，钩沉出上海百年，这是小说现实主义的来源之一。
蔡骏灵活地拿起“悬疑”的武器，让小说主人公“我”拥有从小被人托梦的奇异功能，不时有逝者通过梦境向我托付心事，上至大作家卡夫卡、女明星阮玲玉，下至一只猫。于是，我在梦境与现实的阴阳两界自由穿梭，替魂灵传话，了结其心事，也为活人指点迷津，知晓秘辛，推动小说的前进。《春夜》的悬疑气氛主要由两件悬案贯穿：1990年厂里年轻有为的工程师建军被人一刀捅死，凶手未知。2001年新厂长“三浦友和”带着全厂职工的集资款潜逃，抛弃妻子，下落不明。《春夜》没有被写成单纯的探案小说，悬案只是吊起读者胃口的调味剂，特异功能也仅仅是情节发展的助推器，蔡骏不再对类型小说中的突变、反转过分执著，甚至直到结尾也未揭开谜团。从这个角度而言，小说设置阴阳交界处的托梦人，是为在追逐梦境的过程中，弥合过去与未来的断裂，运用超现实的功能实现对现实的寓言式点拨。
蔡骏用鲜活的上海词汇，将这些魂魄称为“魂灵头”，赋予了它们除却灵魂之外，更具心灵化、精神化的无形象征。它比灵魂更加轻灵，更富人性而非神性，在沪语中，活人也应该具有魂灵头，不然好比迷失心窍，失去了本质。在“我”从小不断与魂灵头们打交道的同时，也在目睹着城市的灵魂头逐渐模糊，作者在历史变迁过程的褶皱中，寻找上海的魂灵头。如此一来，小说的底色不是悬疑，而是怀旧。小说中，老厂长的意外车祸带走了机械厂辉煌的过去，新厂长的出奇失踪意味着厂子的寿终正寝，大时代弹指一挥间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小人物只能眼睁睁地见证大时代车轮碾过的残酷。全球化语境中的工厂员工们，一下子也失掉了各自的魂灵，工厂中悬案引起的悬疑感，意味着普通人命运的漂泊无定。
二、沪语写作与海派气质。
海派小说素来擅于“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于人情往来、穿衣吃饭的滴滴点点间描画日常生活，塑造人物形象，突显独有的海派气质。《春夜》很好地继承了这一特点，以明白晓畅的改良沪语写作，留意城市风景变迁的描写，着力通过文字细节，还原千禧年前后的市井上海。小说叙述语言多采用文言四字句式，一目了然且有古意，人物间的对话以改良的沪语为主，常常出现“熄角、一只鼎、摊了一天世界”等俚语俗语，既保留了典型市井的鲜活韵味，又保证了普通读者的理解，加上方言的留白艺术，奠定了小说不疾不徐的语言和腔调。
在作者的眼中，“上海好像一条蛇，一直在蜕皮，一直都是新的”，而新与旧的接缝处，正是挖掘故事的富矿。《春夜》的上海故事围绕着蜿蜒的苏州河，它承载着泥沙俱下的往事，也是上海城市演变的缩影。蔡骏自小生长于附近，对它自然十分熟稔：“苏州河有味道，天地独一份，雨天腐烂味道，千丝百转，阴天牙膏味道，催人泪下，晴天酱油味道，馋吐水嗒嗒滴，东边日出西边雨，泔脚钵头味道，发馊三日，必要捏了鼻头”。直至若干年后世事变迁，机械厂不复存在，苏州河也“早已变换味道，腐烂味，牙膏味，酱油味，泔脚钵头味，烟消云散，泥土清香也不闻，一河清汤寡水，徐徐东流去”，沪上风物与改良沪语相得益彰。叙事的间隙，小说对上海都市景观的描写比比皆是。大自鸣钟、老虎窗、卢湾区、曹杨新村……这些上世纪的遗留物，随着城市现代化步伐，逐渐烟消云散，导致归属感的丧失，使老上海人生活在日新月异的故土却产生“都市乡愁”。
海派气质在一面怀旧、一面拥抱国际化的矛盾中形成，显示出面对人生无常的冷峻和泰然。在日新月异的魔都，惟一不变的，也许只有变本身，对待死亡亦是如此。《春夜》中多次出现葬礼与吃“豆腐羹饭”（葬礼酒席）的情节，但这些关乎死亡的过程，并没有被写成伤感的悲剧，反而在觥筹交错间充满市井烟火气，利用人物悉数到场的小场面，在七搭八搭的交谈中塑造人物性格，介绍人物来龙去脉，引出矛盾冲突。
此外，小说人物语言的选择颇费心思。作者根据人物的身份选取不同方言，甚至不同区域的上海口音，巧妙地配合情节发展。“我”的发小张海，自小和知青母亲在江西长大，少年时才回到上海的外公家中，讲着一口“有点滑稽”的洋泾浜上海话，却努力想扮成地道的上海口音，“每个字拼老命靠近静安寺，一出口，却飞到江湾五角场，飞到青浦朱家角，到我耳朵里，就成了苏州话，苏北话，苏联话的混血儿”。70周年厂庆前，他每日午休时，刮风下雨雷打不动地跟着磁带学唱。最终表演出用“坐标南京西路，静安寺”的正宗老派上海话的说唱《金陵塔》，震惊四座。张海坎坷的成长经历、契而不舍的毅力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著，成为他之后为完成外公遗愿，满世界追踪新厂长下落的铺垫。
小说提及王安石的诗《春夜》：金炉香尽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干。借主人公之口评论它“看似不动声色，只讲香炉，轻风，月影，却是静水深流，暗潮翻涌，只待来日，扭转乾坤”。小说《春夜》何尝不是如此？在看似悬疑的背景设置下，作者绘声绘色地描写魂灵头、吃羹饭、讲事体等一干不关破解悬疑的日常，浮光掠影间从小说的外在语言形式到内在文化气质，都具有鲜活上海腔调。个人命运与上海春申机械厂命运绑定，主要人物命运轨迹具有时代普遍性，他们身上印刻着鲜明时代印记，在静水流深的时光流转间，《春夜》关注当代中国社会家庭变迁这一现实题材，突显了历史的细节感和生活的历史感，叙述相对平稳而收敛，成为一部走出类型桎梏的现实主义小说。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