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的史论 绚丽的书写
一、立论稳健，贴近史实。
在本书诸篇中，笔者尤其喜读《刀尖上颤抖的灵魂》《斯文扫地了，谈何风雅》《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偏见与硬伤》《苏轼与章惇：“密友”何以成“仇敌”》《西园雅集透泄宋代文人的精神密码》诸篇。这些篇章里，作者通过大量检阅历史文献，找出前人论述的偏颇与简单化，还原历史复杂、多面的本来面目。作者阅史之深透，考据之严谨，立论之稳健，着实令人敬佩。
时下，特别是一些与文学相结合的叙史文章，往往叙事不严谨、不细致，以至于以讹传讹，三人成虎。出现史料运用的偏差，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也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作者对史料研读的功夫不够，造成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陈歆耕先生涉足历史文化领域后，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他写道：“总是试图将史识构筑在坚实可靠的史实之上，但发现史料常常如一根晃晃悠悠、吱吱嘎嘎的独木桥，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我所能做到的是，如果连一根独木桥也无，绝不臆造一座虚幻的彩虹。”这是陈歆耕先生书写历史文化随笔所坚持的铁律。
他看到了许多“虚幻的彩虹”，为了维护历史叙述的严肃性，他依据翔实的史料、科学的分析，对相关议题的谬说予以匡正。“乌台诗案”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化乌龙”案，此案中苏东坡遭遇劫难。对于苏东坡遭劫的原因，有文章认为是苏东坡“名太高”而遭“嫉恨”所致。这个结论流传很广，几成定论。陈歆耕深耕史料，发现史实并非如此。在“乌台诗案”中构陷苏东坡的主要人物，是御史台高官李定。李定是变法派的重要人物，苏东坡是反变法派的官员。反变法派的官员们为反变法而弹劾李定，而且抓住李定难言的“隐私”大做文章。其中，苏东坡是攻击李定火力最猛烈的一个人。李定对苏东坡自然心怀怨恨，一旦时机成熟，就要置苏东坡于死地而后快。苏东坡是文化大家，但他不是圣人，文化人有文化人的“牛脾气”“怪习惯”。陈歆耕声明，自己无意为尊者讳，更无意为所谓“小人”回护，只是为找回历史真相。
在本书中，作者凭借自己的史辨能力，指出了许多以往历史叙说的谬误。比如，他指出，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的评论严重偏颇，龚自珍之子龚橙与圆明园被毁无关，等等。当下，历史文化散文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如果作者下笔时动不动就把历史真相与文学创作搞混，或者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来任意臧否人物，这是很糟糕的事。究竟如何保证历史文化散文的质量，陈歆耕先生捧出了一个优质的文化范本。
二、识见如烛，叙事透彻。
《何谈风雅》中的文章每有神来之笔，读来令人拍案叫绝。剖析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作者往往一句话点到本质，让读者眼睛为之一亮。这是陈歆耕先生亮如明烛的史识使然。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说：“史识是治史的眼睛，这眼睛告诉我们，不要为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不要被评论家所捉弄。”在本书中，作者不一般的识见随处可见。《斯文扫地了，何谈风雅》是一篇警世醒目之作。长久以来，对宋代较普遍的认知是，那是一个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年代，特别是宋朝的文学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乾隆皇帝题朱元璋墓碑曰“治隆唐宋”，把宋与盛唐并列。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陈歆耕先生则认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尊严，如与文学艺术硬要摆放在一架天平的两端衡估，那么文学也好，艺术也好，真的不算个啥！尊严是树根、树干，文学艺术是绿叶、花朵，根、干倒伏，花、叶何所依附？”这不是一般的见解，这足以颠覆几百年的历史认知，对于那些顶礼膜拜于两宋的学人，无疑浇了一盆当头的凉水。的确，宋代的冗官冗费、军力积弱，对外一味委屈求和，甚至摇尾乞怜，实在令人不堪。文学艺术的辉煌，无法掩饰两宋历史的屈辱。
在本书中，作者对历史的“独家发现”比比皆是。比如，他认为，宋代的文人有很重的心理包袱，远没有晋代文人那样思想放松。究其原因，是统治者对文化人的提防。毛泽东在阅《宋史》时曾批注，宋代说不杀士大夫，“伪也”。陈歆耕在叙述宋统治者与文人关系时，打了个比喻：“如同一只喜欢精神游戏的猫，和一只甘侍猫的鼠。”统治者把文人盘在爪中“并不想一次满足口腹之欲，它想获得更多的精神快感——于是放一放，再逮回来，直至其疲惫至极不再奔跑……”想想范仲淹四次被贬谪，王安石两次被罢相，苏东坡系入大牢，并一再被放逐，实在让人感到心酸。读者由此更深刻理解，宋代文人的生命状态并不洒脱、快乐，他们比不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
三、文风谦逊，言辞诚恳。
陈歆耕先生很善于学习，先前，他以新闻、报告文学、评论见长，2014年写作《剑魂箫韵：龚自珍传》，首次“正式”进入中国古代、近代史领域。作家进入新领地，当然要狂补新知识了。较为罕见的是，作者写作时，把自己研习新知的过程也毫无保留地呈现给读者。也就是坦诚地告诉读者，在古、近代史领域，自己不是“万事通”，而是边学习边写作的。这种谦逊磊落的作风令人感佩。在《龚自珍传》中，涉及“古文经学”“今文经学”这个概念。对于非历史专业的人而言，这个知识点相对“专业”。陈歆耕在书中叙述到“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时，开头就写道:“在写作本书时，经常会涉及一些笔者所不熟悉的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有时需要借助教科书和各类学术专著，在无处寻找的情况下，也会向专业的网友求教。”陈先生直接告诉读者，本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的知识得之于一位名叫“东篱赏菊”的网友。
在《何谈风雅》中，作者的谦逊和坦诚一如既往。比如，在《老子理想中的“圣人”离我们有多远》一文，作者开篇就谦虚地说：“尽管断断续续读《老子》有一段时间了，但在讲坛上谈老子，仍感诚惶诚恐。《老子》太博大精深了，常常看过的部分，回头再读，又需要对照译文，反复揣摩。”先秦时期的著作深奥难懂，需要借助注释、对照译文加以理解，陈歆耕先生把自己读《老子》的过程全部呈现给读者，直朴、诚恳之至。其实，陈歆耕先生学养深厚，他是四川大学的高才生，曾任《解放军报》记者部副主任，《文学报》社长、总编。他的坦荡与谦逊，正好说明他在知识的高山上不停地攀登。
时下的文章，故弄玄虚者有之，装腔作势者有之，有的把自己打扮成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的“百科全书”，对此，读者只能敬而远之。而读《何谈风雅》，让人感到陈歆耕先生可敬、可亲、可信、可交。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