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成的小说：想象自我的“可能性”
陈春成以他独特的叙述语调为我们打开了宇宙和人自身的种种可能。如果说人的肉身只能停驻于有限的时空范围之内，那么人的想象则可以超越肉身的局限而心游万仞。这不仅是文学作为虚构艺术的魅力所在，也是陈春成在创作前构思时的状态。他坦言自己的小说源于在石凳闲坐时的胡思乱想：“许多篇目在那里生成或敲定。那时语句在我脑中飘拂，四周的人群楼厦化为乌有，我浸在一种兴奋又迷蒙的状态中，渐渐窥见故事的脉络，乃至细部的词语。”[2]
陈春成的小说通常有“我”的在场。《夜晚的潜水艇》中，那个耽于幻想的“我”不啻为作家本人的强烈写照。“我”被过度生长的幻想所缠绕，无法专心做任何事情，而其中“最让我着迷，也是最危险的一个游戏”，是“我”在头脑中造了一艘潜水艇。每天夜晚，“我”想象自己驾驶着潜水艇在海底探险，还搭救了一艘名为阿莱夫号的潜艇。但是，这些过多的幻想不仅毫无用处，还有碍于“我”适应社会的能力。所以，就在“我”的幻想渐入佳境之时，父母及时阻止了“我”的行为。出于现实的压力，“我”不得不放弃“海底探险”，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中来。《夜晚的潜水艇》由此成为个体步入社会的残酷寓言：从幻想少年到泯然众人，适应社会规则的代价是想象力的萎缩，甚至是“自我”的消失。
小说里，“我”无意中搭救的阿莱夫号潜艇，是位崇拜博尔赫斯的富商资助其海底考察所用，却与“我”幻想的那艘潜水艇在海底不期而遇。“夜晚的潜水艇”是小说家幻想出的意象，但并非纯粹虚构的产物。富商遗物中的影像记录了阿莱夫号获救的场面：幻想中的潜水艇发射鱼雷击碎了卡住阿莱夫号的珊瑚礁，使其得以脱身，但“那艘潜艇则像幽灵般消失在深海，此后的航行中再未和它相遇过”。《夜晚的潜水艇》借助幻想游离于虚构与现实之间，而带有似真似幻的艺术效果。事实上，这也是陈春成小说的鲜明特质。《裁云记》虚构的“云彩修剪站”固然同样有着消弭个性的含义，但陈春成又颠覆性地改写了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它不再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有限性，反而成了通向自我的各种可能性；《传彩笔》甚至另辟蹊径地解读了江郎才尽的故事——江淹得了传彩笔后，成了真正的天才，却因为写出的作品无法示人，因此被误解为才尽。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表达，可以归结为作家的精巧构思，却也流露出陈春成对想象的处理。陈春成的想象不是在现实之外重构一个差异空间，而是将世界本身视作幻想与现实中的奇妙联结：“只要将幻想营造得足够结实，足够细致，就有可能和现实世界交融，在某处接通。”
因此，在陈春成这里，幻想并不必然地指向虚构，而毋宁说是通过消弭虚构与现实的方式，来试图打开世界的多重维度。“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们星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其实只是另一个人对着尘埃的幻想罢了。”“大地的另一面是梦中的世界；我们则在那个世界的梦中。”“在大地的另一面，也许有人正梦见云中的缆车，梦到了这场谈话……”陈春成以敏感的内心捕捉到天地宇宙间极其细微的颤动，绽放出彩蝶翩落于佛髻之上的华美瞬间，以此激活千百年后怏怏青年的丧失之躯。在小说最动人的时刻，陈春成将不堪一击的生命取样，在纯澈的欢乐中消解肉身的形态，幻化成宿命般的魅影传奇，却也在消失的瞬间弥散入万物的永恒。陈春成的小说中有曲径幽深的荫蔽之所，有难以言说的梦幻仙境，有归于沉寂后的大道皆空。失去想象力的少年缄默不语，再也找不到那个夜晚的潜水艇；梦到真神的铸剑师炼成尺波，再用余生的精力来偿还；还有各式权力的政治机器，竟也在审美的神祇下轻松化解……读陈春成的小说，这些情节的设定已然不再新鲜，但它们神奇地组合在一起，还是给人一种空灵之感。
陈春成的小说固然发挥了作家高超的想象力，却也始终在炽热的情感与安宁的内心之间寻求某种精妙的平衡。《竹峰寺》是作家本人极为喜爱的篇目，写得舒缓、细密、扎实耐读，有着文人小品般的闲适幽默与冲淡平和。小说的叙述语言和整体氛围浸润着浓浓的诗性，宛如平静和缓的清流，在山间古刹的风物人事间低回盘桓。《竹峰寺》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但如果偏要找出小说的情节主线，那么藏匿钥匙的行为或许可以看作它的主要情节——它不仅构成叙事上的线索，更被赋予了主人公寻求安宁的别样意义：“我总希望一切事物都按既定的秩序运行下去，不喜欢骤然的变更。”一旦既定的秩序遭到破坏，“藏东西，是我惯用的一种自我疗法”，因为“确定无疑的事情有这么一两桩，也就足以抵御世间的种种无常了”。小说中，面对故乡的剧变和老屋的消失，“我”瞬间失去了生活的隐秘支点，怀着惆怅的心绪再度拜访竹峰寺，决定把钥匙这个承载着“我”对老屋乃至故乡全部记忆的物件藏于寺中，以求得内心的慰藉。由此看来，《竹峰寺》成了一个如何在动荡世界中寻求内心安定的故事，却也在闲适的氛围中隐约透露出些许恍然与怅惘。
这种恍然与怅惘成为陈春成小说想象力爆发后的某种剩余物——它既在小说之中，又在故事之外，却在不经意间暴露出文本的裂痕。由此，我们方得知，看似古朴宁静的竹峰寺只是藏于深山之中而无人问津，直至成为与外界自行阻隔的幽僻之处，唯有心绪不宁的县城青年尚可借此消磨（《竹峰寺》）；李茵在匿园树池边的恍惚，并非宇宙间有什么隐秘的牵连，而是“记忆所引起的情绪还隐藏在某些细节中”，是当那些美好的童年不再，唯有将其定格成闪亮的日子，才能回忆起“八九十年代独有的粗糙与晶莹”（《李茵的湖》）；更不要说拥有超凡天赋的音乐家古廖夫，不但因严酷的政治环境而无法从事艺术创造，更因为毕生效力于乐曲审查而造成身心的极度异化，这才有了幻想中的演奏会，“用音乐引发的幻觉，来抵御恐惧引发的幻觉”（《音乐家》）。
不妨说，陈春成小说的张力正发生在既定秩序动摇的时刻。一方面，他所耽溺的幻想正在那个消沉的时刻，当事物的意义开始弥散，祛除任何附加而回归其本初的形态之后，那广大的消沉接通了天地人的灵明，幻化成自我内面的某种力量。这种看似神秘主义的背后是陈春成通过剥离现实与其特定功用的方式，悬置了何为真实的问题，使原有的行为和对立模式失效，从而开启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心之所向的诗词、典籍、庙宇等古代艺术文化，并非呈现出它们作为物自身的属性，而成了超然物外的情感依托。这本身就印证了小说中的意象及其营造的唯美意境，已然带有了作家本人的意图设想，甚至那些精准到依稀可辨的语词也是为了唤起我们不再敏感的心灵。陈春成既赋给日常之物以通灵的神性和超凡的鬼魅，甚至不惜在神秘之境言说，为的就是挣脱现实社会既定的秩序规则，又渴望在意义弥散之际重新找到确定的事情，哪怕只是想象性地召回某种象征秩序，来寻求内心的安宁。
陈春成这种唯美动人的抒情话语，可以追溯到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现代小说家的行列；也有人称之为幻想文学，以凸显其打破线性历史叙述的可能性。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但我更愿意把陈春成的小说归入浪漫主义的写作脉络之中，因为浪漫主义在凸显“自我”的同时，不仅为抒情传统提供了可能，还意味着写作方式的变革和转型，背后则是时代精神的变化。以赛亚·柏林虽然无法为浪漫主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已然生动描绘出人们观念意识的转变：“这种转变足以使他们不再相信世上存在着普适性的真理，普适性的艺术正典；不再相信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是为了除弊匡邦；不再相信除弊匡邦的标准可以喻教天下，可以经得起论证；不再相信智识之人可以运用他们的理性发现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我们得知人们转向情感主义；人们突然转向原始遥远的事物——对遥远的时间、遥远的地方产生兴趣；人们转向无限，对无限的渴望喷涌而出。”[3]
这种情感主义的转向同样适用于陈春成的小说。当人们沉醉在“宁静中回忆的感情”[4]，而非此刻我们身处的现实，陈春成的浪漫幻想就只能通往不断向内的“自我”。甚至可以说，陈春成在内的青年作家对“自我”的想象，意外地接续起先锋文学思潮后的浪漫主义写作，但这种“浪漫主义”不再是对形式或叙事的探索，而成为新的时代的文化想象和精神指向。青年作家的写作呼应了当代文学“向内转”的趋势，他们对“幻想”“自我”“抒情”的迷恋，则回应了情感在当代社会的枯竭。陈春成小说中的“我”，符合了浪漫主义文学主人公的全部特征——情感充沛、耽于幻想、极度敏感。这既不是现代社会精于计算的过于理性的个体，也不是后人类主义者宣称的被技术算法支配的“动物机器人”，而是建立在人文主义传统之上，有着无限可能的主体形象。也就是说，陈春成借助浪漫想象的方式，有意回到现代社会原初的经验，甚至召唤古典式的主体自我，而规避了当代社会对人的新的打开方式。
这并不是说陈春成的小说没有触及到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而是说这种自我复魅式的写作作为青年作家想象“自我”和“世界”的方式本身，成为我们时代“有意味的形式”。当我们无法在社会建构起足以支撑人自身存在的价值感的时候，就只能退回到古典时代对人的自由想象当中，从而建立起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因为找不到任何可以为自己的生活生产意义的价值体系，就只好借助抒情主人公的无限幻想来实现主体的自由。陈春成用人的内心生活来替代外在现实，却也在随心所欲的幻想中暴露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漂泊无依的精神状况与时代症候。不妨说，陈春成虽然有几分汪曾祺的淡然闲适，却唯独少了汪曾祺的坚守执著，少了历经磨难和委屈之后，依然对人的种种葆有信心。不过，陈春成的小说还是以他特有的方式提供给我们那些抚慰人心的时刻。——尽管故乡逝去的县城青年无法对抗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但陈春成还是把他带有温度的记忆，永远存放在竹峰寺的青苔之下，留给我们对人的“可能性”的永久期待。
注释：
[1]数据 豆瓣读书《夜晚的潜水艇》；
[2]陈春成的风速狗（陈春成）：《潜水艇的秋日之旅》（创作谈），豆瓣读书，https://www.douban.com/note/779106845/；
[3][4][英]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