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冰茹：英雄传奇的重构——关于《人生海海》

“人生海海，潮落之后是潮起，你说那是消磨、笑柄、罪过，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1]一句话写出了人在命运漩涡中的翻滚、挣扎、坚守与和解，道出了个人与环境的对抗、相持、接纳与妥协。这样的生命历程和灵魂世界是《人生海海》想要破解的心灵密码，想要凸显的人性力量。在《人生海海》中，麦家借用一个少年的视角，写他对上校身份和传奇经历的窥探，整个叙述围绕着少年的爷爷、父亲、乡邻为保护或揭开上校的秘密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展开，说的是上校的故事，拷问的却是“人生海海”中每一个平常人的灵魂和人性。

在麦家的作品序列中，《人生海海》延续了他在“特情小说”中已经熟稔的叙事技巧。在情节设置上，以逻辑推理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设置密码、解锁密码的过程。上校走进少年的视野就是从一个疑问开始的，关于上校到底是不是太监所引发的秘密，成为少年想要解锁的最终谜底。随着叙述的推进，一个悬念被揭开，另一个悬念随即再生成，少年的讲述看似在不断靠近谜底，谜底却成了永远都无法抵达的心灵之境。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上校天赋异禀，而且具有超越常人的胆识和勇气。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什么事都比别人学得快，做得好，从未学过医，一把手术刀让他在战场上救活了无数条命，也让他在汪伪治下的上海杀奸锄恶，让他以一种罕见的方式守护了自己的秘密，也让他因此招来不尽的麻烦。他的经历桩桩件件都惊心动魄，他的秘密时时刻刻都牵动人心。在叙事视角的选用上，叙事人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却没有严格遵守限知视角的界限，而是不动声色地在叙事人和人物、限知视角和全知视角之间实现视角越界，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故事内外，自由地控制着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制造出一种虚实相生的陌生化效果。《人生海海》所书写的传奇故事和英雄人物，与《暗算》《风声》《解密》等作品一样，成就了麦家风格的英雄传奇。

英雄传奇作为一种故事类型，一般认为是由宋元话本中的“说公案”“说铁骑儿”发展而来，记述的大多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或“士马金鼓之事”[2]。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英雄传奇借助艺术想象和夸张笔法书写传奇故事，塑造英雄形象，奠定了这一叙事类型基本的写作模式。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英雄传奇是章回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也是发展得比较成熟的一种故事类型，但是随着现代小说兴起，小说观念与小说形式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相勾连，包括英雄传奇在内的古典小说被视为“旧文学”，受到排斥和批判，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和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中，左翼理论家重新阐释了新文学的源流与构成，“旧文学”在形式和技巧的意义上才被有限度地接受和认可。新文学这种利用“旧形式”创作“新内容”的基本态度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使英雄传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得以复现。

英雄传奇往往在社会动荡的框架中展开，这是因为要讲述的人和事在“朴刀杆棒”“发迹变泰”和“士马金鼓”中最能彰显其传奇性和英雄品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为英雄传奇的书写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当代文学史中关于英雄传奇最初的文学表达便是被称为“革命英雄传奇”的长篇小说。当时的批评界将其界定为“比普通的英雄传奇要有更多的现实性”“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有传奇性”[3]，这说明此类文本既有符合时代要求的革命性，同时又兼具古典英雄传奇写人记事的形式技巧。换言之，革命斗争、英雄品格和传奇故事构成了“革命英雄传奇”的核心要素，成为当代文学中写作英雄传奇的基本范式，比如《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等。随着社会转型以及文化语境的不断变化，当代文学越来越深地陷入多重话语既相互对抗质疑、又相互妥协渗透的话语场，不同作家秉持不同的历史意识和文学观念来处理革命以及裹挟于其中的英雄/凡人，从而也形成了英雄传奇不同的叙事形态和审美风格。

就作家对英雄传奇的处理而言，新中国成立初年的“革命英雄传奇”强调的是“革命斗争”，这与当时作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有关，茅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分历史家半席”，要让文艺反映“新中国的成长和发展”[4]。因此，“革命英雄传奇”的叙事目的并非塑造生动的英雄形象，或者讲述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而是要让英雄形象和传奇故事更好地服务于政治宣传。1980年代中期开始，英雄传奇随“新历史小说”再度回归，1990年代之后，以“新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处理“革命”成为书写英雄传奇普遍的方式。在这些文本中，“革命”转换成背景，“革命”所携带的意识形态信息被淡化处理，与之相应的是英雄人物的传奇经历被放大和凸显。这种处理方式回应的是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的认知态度，即：对“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占优势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以及其他符码进行破解、修正和削弱”，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的结构、以及文化符码等的规则、规律和原则表现出逃避、超脱、抵触、破坏和对立”[5]。当历史被视为由各种声音、各种文本和权力关系构成的故事时，英雄人物就有可能突破既定的历史框架，不再成为历史的创造者，而是变成裹挟于历史洪流中的渺小的个体，他们凭着自身的智慧、胆识抑或运气在洪流中翻滚，制造出一个又一个传奇，像《红高粱家族》《故乡天下黄花》《灵旗》等。在这一复归英雄传奇的文本脉络中，也有对抗历史虚无主义，书写革命正义性的文本，比如《历史的天空》《亮剑》《我是太阳》等。但与早年的“革命英雄传奇”相比，“革命”并非作家的叙事目标，革命斗争的艰苦卓绝，革命信仰的坚定执着恰恰是英雄性格和传奇经历孕育的土壤，“英雄”和“传奇”仍然是作家倾注笔力之处。这其中也包括了麦家的“特情小说”系列。

不过，在英雄传奇的脉络中阅读《人生海海》，我们不难发现文本的叙述重心已然从1990年代所倚重的情节的波澜起伏移向了人物的性格命运，这种由重“传奇”转向重“英雄”的处理方式也与麦家此前的“特情小说”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人生海海》中，麦家想写的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我要另立山头，回到童年，回去故乡，去破译人心和人性的密码”[6]。在这一写作目的的带动下，“特情小说”中稠密紧张的情节置换为对人心人性的深刻探查，急促快速的叙事节奏也变得相对舒缓。麦家将更多的笔力投入到时代和环境对人性的拷问中。上校的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文革”，这些历史大事件在他身上和心里刻下了的印记构成了整个故事的叙事动力，文本的叙述虽然围绕这个解密的过程展开，但叙述的重心却始终落在人心上。长辈要维护家族荣誉，父亲要保护子嗣安全，朋友要为知己两肋插刀，小鬼要投机造反，小人会得势猖狂。仇人之间可以惺惺相惜，冤家之间可以相互帮扶，父子会反目，攻守同盟会悄然瓦解……人性中的善与恶，自私与仁厚，互助与倾轧在他们必须面对的困境面前暴露无遗。《人生海海》仍然在英雄传奇的框架中讲述故事，动荡的时局孕育了传奇，也制造了英雄；上校的手术刀创造了传奇，同时也剖析着人心，文本对幽深人性世界的探微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定义了英雄传奇的写作方式。

二

在中国小说史的发展脉络中，英雄传奇经由《水浒传》发展出一套相对稳定的写作模式，新中国成立初年的“革命英雄传奇”就基本沿用了这些形式技巧进行创作，即所谓利用“旧形式”创作新内容。在“革命英雄传奇”中，故事的传奇性大多是借助“无巧不成书”的机缘巧合来实现。情节设计中频繁出现的“巧”，不论巧合或是巧遇，都是一种机缘、一种运气或者说一种偶然性，它们带来的事件转机不需要扎实可靠的细节铺垫，也正是这些不可解的偶然性制造出“奇”的叙事效果。与传奇故事相呼应的英雄人物一般具有稳定的英雄品格和超越常人的胆识智慧，各种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强化这种胆识智慧或者考验这种英雄品格设置的。在写作手法上，“革命英雄传奇”也充分发挥了古代传奇小说“作意好奇”[7]的内容指向和“文采与意想”[8]的夸张笔法，从而呼应了英雄传奇的书写传统。

不过，“革命英雄传奇”对“旧形式”的借鉴虽然赢得了读者，却不能完全符合文学的现代性诉求，过于夸张的浪漫笔法造成的现实感的薄弱使此类文本必然招致批评家的指摘。比如针对《林海雪原》英雄形象的塑造，就曾有研究者指出：“对于他（少剑波）诸葛亮式的神机妙算，作者做了过分的夸张，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土壤，显得矜持、不自然。读者只能佩服他，但不能使读者感到更亲切、更可爱。于是这个人物在和读者的感情交流上，形成了一段不小的距离”[9]。这种批评实际上已经触及了以传奇笔法塑造英雄形象的问题实质，即：对写实与虚构、现实性与想象性、政治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度”的把握，因为传奇英雄只有在革命的现实性中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书写正是在重新处理“革命”的前提下改写“革命英雄传奇”，续写英雄传奇的。随着“革命”本身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在许多包孕着传奇故事和英雄品格的文本中，个人或家族的悲剧或强或弱地谱成了“革命历史”叙述的基调，命运的无常或人性的沉浮取代了既往的政治话语，成为许多作家思考“革命”、再现历史的方式，而具体的革命斗争则淡化成凸显人物和故事传奇性的背景。这一被称为“告别革命”的社会语境构成了我们重新清理英雄传奇书写的谱系，以及在该谱系中讨论《人生海海》的基本前提。

由于“革命”在叙述中的功能转变，英雄传奇的叙事动力也相应地由对革命正义性的宣传、对政党正确性的歌颂转向个人与时代、与环境、甚至是与自身的矛盾冲突。革命所带来的动荡时局以及难以掌控的命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传奇性，这使情节的演进无需依靠不可预见的机缘巧合，而是借助事件的因果联系和人物的生存逻辑来实现。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英雄传奇讲述的大多是小人物于大历史中搏风击浪的传奇经历，由于个人只是广大时代的负荷者，很难主宰自身的命运，在各种对抗和斗争中显现出的人性光辉或者英雄品格很大程度上是个体应对时代和命运波折时的被动反应。

相较而言，麦家的“特情小说”选择了另一种讲述传奇的方式，故事仍然是在革命的背景中展开，但由于叙述限定在情报系统，秘而不宣的工作环境，神秘莫测的斗争形式本身就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在结构布局上，麦家以设密、猜谜、解密的方式推动叙述，以严谨缜密的推理，让情节与情节之间的逻辑链环环相扣，在不断制造悬疑和破解秘密的过程中制造传奇，考验人心。由于主人公的传奇经历与风云变幻的时代关联性不强，英雄们得以跳出历史的规定性，在与环境、与对手、与自己的较量中展现其人性魅力和英雄品格。换言之，麦家“特情小说”中的传奇是英雄人物主动创造的，即便置换成另一个背景，这样的传奇依然会出现，传奇本身彰显的是英雄的人性力量。

对比“特情小说”，麦家在《人生海海》中对英雄传奇的书写有延续，更有超越。《人生海海》虽然舍弃了麦家非常熟悉的情报工作，但结构安排仍然借用“特情小说”的设密模式。故事一开场就摆出关于上校的一连串儿的“怪古”，挑动起读者和一个少年的好奇心。上校当过国民党，是革命群众要斗争的对象，为什么群众一边斗争他，一边又巴结他？他跟老保长原本是死对头，老保长为什么对他好得不得了？他被人叫作太监，可他为什么又不像太监？他从来不出工，为什么日子过得比谁家都舒坦？还有他养猫，比任何人家养孩子都操心，简直神经病！[10]随着叙述的展开，少年进入了猜谜的过程，只是这一过程不似“特情小说”那样依靠少年的逻辑推理，而是通过“街谈巷议”、老保长的故事、爷爷的各种“讲”、父亲的不应和“我”的偷听偷看拼凑起来的。有些疑问很快得到了解答，比如上校能救人性命且为人仗义，“我”亲眼见识了上校救活了门耶稣，还给他钱买耶稣像，这事儿不仅改变了“我”对上校的看法，也侧面解释了村里人巴结上校的原因。但有些谜底却在叙述的过程中不断被延宕，看似接近了真相，疑点却层出不穷，还不断地带出新的疑问。比如小瞎子私下审问上校，原本是要找出上校身上众多秘密的答案，可是却被上校割舌断手；小瞎子用脚划拉出上校是鸡奸犯，最紧张的却是爷爷，他找小瞎子论理，甚至因此一病不起；老保长来治爷爷的心病，逃过一劫的上校却突然被公安缉拿归案。这些拼接起来的故事片段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推动故事走向终点。不过，如果所有的情节线索都以谜底最终揭开而收束，那么《人生海海》仍不过是一部传奇小说，尚未超越“作意好奇”的叙事传统和叙述框架。显然，麦家的叙述野心远不止此，他不仅要解密故事，更要解密人心。在《人生海海》的收尾部分，有些谜已经澄清，有些谜却依然云山雾罩，但比起隐藏在谜面之下的人心，秘密本身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因为少年的猜谜过程不是出于逻辑推理，而是源于有关上校的各种讲述，讲述者的动机、立场、视角、目的不同，显现出事件情状也不一样。这其中有真话和假话，有坦率和隐瞒，被不断涂抹的事实与真相背后是人心的沟壑纵横，与其说讲述者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不如说是在剖白自己的灵魂。故事开始，主人公出场，少年人交代上校和太监是同一个人，不同的是叫他的人。父亲叫他上校，还会下狠手打那些叫上校太监的人；村里人称他上校，带着尊敬或巴结；爷爷当面叫他上校，背后叫他太监，虽然顾着颜面却藏不住内心的厌恶和不满；只有调皮捣蛋无法无天的小孩子偶尔凑成一堆儿恶作剧似的当面喊他太监。这样的表述实际上已经说清了人物关系，为不同的人讲述相同的故事埋下了伏笔。上校身上有众多谜团，少年听过很多版本，有人讲上校成了太监是因为他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而光荣负伤，老保长却讲是因为上校犯了军法，挥刀自宫以保命；红卫兵说上校是国民党、特务、反动派，老保长却讲上校救过解放军的大领导；小瞎子用脚趾写上校是个鸡奸犯，爷爷却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说小瞎子才是鸡奸犯；上校被抓，爷爷说是老保长告了密，老保长却冲进“我”家直接扇了爷爷两巴掌，父亲也从此跟爷爷决裂。人都有一探究竟的好奇心，不管这个“究竟”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愿示人的隐秘，关乎自尊、荣辱，也藏着阴暗、丑陋。因而讲什么，怎么讲，讲到什么程度，一边不依不饶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一边躲闪腾挪、搅动浑水以匿影藏形，口舌之上的战场杀人诛心同样刀刀见血、剑剑封喉。麦家深谙读者心理，这样的结构安排不仅提供一个传奇故事，给人以兴奋，而且探查人心深处，给人以启示。剥茧抽丝之后呈现出的人性百态构成了另一种传奇。

除了宏观上的结构布局，《人生海海》的叙述过程也穿插了不少传奇故事。有讲上校的，也有上校讲的。上校十七岁被国民党抓壮丁，“从打红军到打鬼子，打解放军，打蒋介石，打美国佬，半辈子都在前线战场上”[11]，杀过人也救过人，做过俘虏也曾被奉为上宾，进过监狱也当过英模，命运的起承转合本身就是传奇。上校随部队走南闯北，开诊所阅人无数，听到看到的故事也多是传奇。讲上校的故事是《人生海海》的情节主线，少年的猜谜过程围绕这些故事展开，上校讲的故事则构成了一个个小的情节元，穿插在主线中，有的故事调节节奏，烘托气氛，增加叙事容量，比如煤矿里父亲救儿子的故事；有的故事则直接参与主线，比如上校救了戴笠的手下，当了回接生婆，却把自己也变成了军统。这些情节元与故事主线一起，共同编织出“人生海海”中的各色传奇。

虽然叙事学理论倾向于认为“情节是重要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12]，但是在许多叙事作品，尤其是英雄传奇中，人物除了承担推动情节的叙事功能之外，其性格本身也是传奇的重要组成，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在英雄传奇中体现得颇为真切。英雄传奇的叙事框架在动荡的社会时局中展开，但叙述却是围绕英雄人物的塑造而展开的。《水浒传》在塑造英雄人物上的艺术成就早已得到文学史家的肯定，多个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从不同角度对此做出了分析和评价。但是中国小说自身的叙事传统和审美倾向也决定了英雄传奇中人物性格的定型化特征。人物一出场，性格已锁定，不同性格的人物在特定的时空中相遇碰撞产生戏剧冲突，性格因此推动情节，情节借此彰显性格。“革命英雄传奇”借鉴《水浒传》的方式来写人物，在塑造了性格突出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方面受到肯定，同时也因为没有写出人物的觉悟和成长而受到指摘[13]。这样的批评多少说明完全依赖“旧小说”的写作模式创作英雄形象并不符合时代要求，定型化的人物性格很难使小说具备“现代”品格。

新时期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以及刘再复提出的“性格组合论”对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英雄传奇中，与传奇故事相对应的是英雄性格的复杂性、社会身份的多元性以及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重新定义了“英雄”的概念。身先士卒、坚定顽强的革命英雄同时也重情重义、固执随性，他们身上融合了英雄的神性光辉和凡人的七情六欲，很多情况下，英雄与凡人之间也不过是一线之隔、一步之遥。麦家的“特情小说”也在塑造传奇英雄，但他“假小说以寄笔端”的，不仅仅是刻画出形象生动、性格复杂的英雄，而是想“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14]。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情小说”写的并不是破译密码的过程，而是那个破译密码的人。《风声》中的老鬼、《风语》中的陈家鹄、《解密》中的容金珍、《暗算》中的阿炳他们都有着异于常人的才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疑让他们成为传奇。然而麦家并没有仅凭夸张和想象来塑造这些人物，而是把他们放置在真实可感的现实环境中，让他们经历常人也会面临的困境。在个人与环境的紧张关系中，凸显他们作为常人而非天才的一面。他们的挣扎、痛苦、甚至自我毁灭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更具真实性和现实感。

《人生海海》中的上校形象延续了“特情小说”中此类英雄的处理方式。他是战场上的英雄，能打会躲、百发百中，同时又聪明好学，自成军医，一把手术刀救人无数；他也是谍报战中的英雄，能含垢求存，忍辱负重，杀奸除恶。但再强大的人都有脆弱的一面，上校极力守护着自己身上的秘密，那是他的耻辱，是他的心灵之殇，是他想尽一切办法都要清除，宁可付出任何代价都要隐藏的印记。这个印记也仿佛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旦暴露则命悬一线，又似龙颈下的逆鳞，一旦触及必是鱼死网破般惨烈。上校在公判大会上因受刺激而变疯，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解密》中的容金珍因为丢失了笔记本而变疯，或者《暗算》中的陈二湖因为退休后破译出一部废弃的密码而兴奋猝死。英雄都有超越常人的智慧、胆识、天赋和意志力，但英雄也是凡人，也一样固执脆弱，有心里过不去的那道坎儿。在麦家书写的英雄传奇中，超人的出现令人兴奋，英雄的陨落却让人扼腕。

如果上校的形象是一种悲情英雄，那么《人生海海》还塑造了另一种英雄，他们“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15]或者说，他们历经了生活的各种磨难，依然顽强而自尊地活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出现使《人生海海》真正实现了对英雄书写的超越。比如老保长年轻时好赌好色，日子过得风光，后来败光了家产，弄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像狗一样活着”。这是个见酒就喝，喝了就醉，醉了会不分场合说闲话、讲荤段子的人，却也始终守着上校的秘密，千方百计护着上校的安全。比如“我”父亲，在爷爷自杀、上校变疯、三个儿子也亡命天涯之后，固执地死守在老屋里，要替晚辈们挡住“死神恶鬼”。他不肯原谅自己，却愿意帮助害得我们家破人亡的小瞎子，以免小瞎子日后变成孽鬼来害“我”。比如林阿姨，父母早亡，兄长也战死沙场，自己在前线当军医，被骗失身，受辱坐监，安顿好自己之后又悉心照顾上校母子，直到上校寿终自己也追随而去。还有“我”前妻，家人在“文革”中罹难，只身一人逃到国外辛苦谋生，为了体面的生活拼尽了最后一点气力。是她鼓励同样濒临绝境想要一死了之的“我”：“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16]《人生海海》中每个人都承受着人生的苦难，那些能守着情义、责任和爱而顽强自尊地活着的人也是英雄，他们最好地诠释了人生海海中的英雄主义，那不是消磨、笑柄和罪过，而是在历经劫难之后学会的包容、原谅与和解。他们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英雄，也赋予英雄主义以新的内涵。

三

如果我们将英雄传奇中的“英雄”理解为内容指涉，将“传奇”理解为写作技术，那么《人生海海》在内容层面对英雄形象的塑造，对英雄主义的解释，对困境中人心和人性的探查，在技术层面则借助结构布局制造传奇，通过矛盾冲突解密人心的写实笔法，丰富了英雄传奇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

英雄传奇的文体特点是以塑造人物为中心，在既定的叙事成规中，关于英雄的讲述往往是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观照下，正面而直接地围绕英雄本人展开的。英雄出场，便是文本中的聚焦点，如同舞台上的主角在追光投射的光圈中活动、全知视角使英雄直接作用于读者，没有中间媒介的折射和转译，生成直观明晰的人物形象。这种处理方式能集中笔力塑造人物，有效传递叙事人的声音，表达叙述主旨，突出叙述主题，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小说常用的写人记事的方法。中国现代小说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小说观念和小说技术也逐渐向西方现代小说靠拢。尤其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小说理论的不断译介，当代小说在小说技术上也做了多种尝试，使小说真正成为一种叙事的艺术。以间接叙述制造主人公的在场感，以侧面描写烘托人物形象的写作方式可以看作是其中的一种尝试，比如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李洱的《花腔》等等。由于主人公的形象是借助故事中人物的讲述来塑造的，这种讲述方式增强了故事的传奇性，同时也增加了主人公形象的不确定性。因此，《老棒子酒馆》一定要在“我”遇见陈三脚之后，才让陈三脚从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变成实实在在的绿林豪杰；而《花腔》原本要追述的是主人公葛任的死因，但是由于缺乏一个可靠的叙事人，整个事件在各色人等的“耍花腔”中形迹可疑，不仅葛任的死因难辨，他的形象也越来越模糊。当然选择何种方式塑造人物，只与写作者的创作主旨和审美期待有关，写作方式本身没有优劣之分。

《人生海海》综合了这两种写作方式来塑造英雄的形象。上校作为战场上的英雄，其形象主要是通过间接叙述和侧面描写完成的。活跃在文本中的人物分别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讲述他所知道的上校的故事，上校虽然在场，却并不参与这些讲述，各种讲述之间的矛盾出入赋予上校形象以传奇色彩。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间接叙述带来的不确定性，文本使用第一人称，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来筛选整合各种讲述，使上校的形象得以在众说纷纭中确立。换言之，可靠的叙述人以及符合人物身份的生存逻辑保证了英雄形象的稳定性。至于老保长、“我”父亲、林阿姨、“我”前妻这类“人生海海”中的英雄形象，则以“我”的直接叙述和正面描写完成。这些人物直接与“我”的生活发生关联，“我”对事件的直接参与有效地保证了这些人物形象的真实可感。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以及不同人物之间的视角越界，使两种不同的英雄形象得以借助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呈现，进而使两种不同的英雄主义在同一个文本中相互补充，彼此呼应。这种处理方式丰富了英雄传奇谱系中的英雄形象，丰富了英雄主义的内涵，同时也增大了文本的叙事容量。

英雄传奇被称为“传奇”，不仅是因为它塑造了传奇英雄，讲述了传奇故事，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它的写作技术。文学史家在对比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的文体差异时指出，两者虽然都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英雄传奇的创作主要出于虚构，而历史演义则注重依傍史实。与之相关的是，英雄传奇虽然不似传奇小说那样在内容上注重“作意好奇”，但在小说技术上却更多地使用了“文采与意想”，以达到传“奇”的叙事效果。

“革命英雄传奇”中充满了“无巧不成书”的情节设计，奇特惊险的环境渲染和身怀绝技的战斗英雄，这种借助虚构和想象，用夸张和浪漫笔法来传“奇”的写法，不仅是当时实践“民族形式”的需要，同时也是在呼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提法中所包含的浪漫主义元素。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以服务社会政治为旨归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渐为“写真实”和“新写实”思潮所置换，“传奇”的制造机制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英雄传奇基本舍弃了浪漫主义式的夸张，转而以写实的态度处理时代、事件和人物。但是，由于作家的文学观念不同，对“真实”“现实”的理解不同，以写实的方式所传之“奇”也带来了不同的审美效果。

1980年代以来的英雄传奇大多将真实建立在民间立场或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在充满了巧合、荒诞和非理性的历史话语场中制造传奇。另有一部分尊重历史的规定性和统一性叙述的英雄传奇，则追求黑格尔对“史诗性”的描述，对真实的表达力图呈现事物的整体性[17]，通过人物与环境的对抗制造传奇。麦家在“特情小说”中已经将“真实”从人物活动的外部世界转向人物内心，但此“内心”并非伴随着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潮流，用以对抗集体化书写的个人经验和内心感受，而是借助超常的智力、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仰建构起来的精神世界。拥有强大精神力量的英雄能够超越环境的限定来制造传奇。

《人生海海》则更进一步，每个人的内心都变成了等待探索的“真实”。上校受得了鬼子的凌辱，经不起公判大会上的示众；老保长贪杯爱讲，闲话不停，却一直死守着上校的秘密；爷爷洞明世事、一针见血，却看不破小瞎子的诛心术。上校的能忍与不能忍、老保长的能讲与不能讲、爷爷的看透与看不透背后是他人不能触碰的“逆鳞”，是自己必须防守的底线。上校能原谅爷爷的告密，父亲能原谅小瞎子的恶毒谣言，村里人能原谅瞎佬的罪孽，那是千帆过尽后的人性之善；鬼子对上校身体和尊严的肆意践踏，内科主任对上校和林阿姨的无端构陷，小瞎子受“我”恩惠之后依然恶意中伤，这一切都是被扭曲的人性之恶，善恶背后是难解难测的人心。英雄也好，凡人也罢，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部密码，解或不解，都是传奇。

1950年代的作家借“革命英雄传奇”颂扬英雄主义，用英雄形象来彰显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1980年代以来的作家借英雄传奇思考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用英雄形象确立人在历史中的位置；《人生海海》借英雄传奇来解密人心，用英雄形象诠释新的英雄主义。英雄传奇的变化轨迹呼应了中国当代文学不断回归文学本体，回归“人”本身的发展历程，而《人生海海》对英雄传奇的改写与重构既丰富了英雄传奇的内涵，创新了英雄传奇的写作模式，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一种新的小说叙事美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革命叙事研究”（项目编号：18AZW02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2]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3] 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文艺研究》1958年第2期。

[4] 茅盾：《一致的要求和期望》，《文艺报》1949年9月25日。

[5] [美]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收入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6] 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7]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86页。

[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9]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0] 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0-21页。

[11] 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73页。

[12]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阪，第56页。

[13] 这种态度反映在侯金镜对《林海雪原》和《烈火金钢》的评论中。详见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和《小说的民族形式、评书和<烈火金钢>》，收入《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4] 麦家：《废墟中重建溃败的人性》，《甲壳虫》，2007年第11期。

[15] 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05页。

[16] 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10页。

[17] 黑格尔认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包括了“人类精神深处的宗教仪式”以及“具体的客观存在，即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见[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