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西北、敦煌及其他

打开古老的史书，中国人首先树立的地方是大西北。《山海经》如此，《水经注》如此。《禹贡》似乎也如此。因为那里有一切传说与思想的起源高地，昆仑。

大和尚道安的《西域记》也如此。说阿耨达山就是昆仑山。它是智慧之高原。到唐玄奘时，昆仑也是世界的中心。

《周易》上说，它是乾位，是君位。传说中，那里曾经有一座不周山，是世界最高的山峰。所以先天八卦中的艮位在西北。既然它是君位，一切思想、理想就应当由它出。所以，司马迁在遍览史册之后总结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他说，不相信你看，大禹兴于西羌，商汤起于西边一个叫亳的地方，周之文王、武王以丰、镐之地伐殷建朝，秦国则在雍州兴起，汉朝从蜀汉之地兴作。他讲的是历史，背后的原理却没说。其实讲的是一个中国人的自然观，即春天万物生作，夏天万物繁盛，秋天则收获万有，冬天则收藏和品尝果实。春天属木，为东方；夏天属火，在南方；秋天属金，在西方；冬天属水，在北方。所以，东南指的是万物生长的时候，西北则是收获的时候。以季节代表方位。这便是道法自然。这是陆地文明的原则。西北方也始终是都城的方位，大人君子当居于此，为山为峰，阻挡西北来的不周之风。

敦煌以西不远处，便是昆仑山的方位。《山海经》上说，西王母居于昆仑之上，那里有大地之精玉石，那些玉石带着天地的灵气，所以可以帮助人修行，也可助人长生不老。所以玉石便成为祭祀的神品，可以助人通天地之灵。所以玉石也便成为王侯将相以及君子、大人、修行者的宝器。《山海经》上还说，河出昆仑。所以，早在上古时代，中国人就在寻找黄河的源头。那时的人找到了，但说是在昆仑山的北侧。张骞是夏之后雍州被阻塞以来重新寻找黄河源头的文字记载第一人。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寻找者肯定比比皆是，前赴后继。张骞看到了盐泽，也就是后来的罗布泊。那时，烟波浩渺，弱水起风。说明数千年前的大洪水确是从青藏高原上融化的冰川形成的北海。北海渐渐被西北风吹皱，吹干，剩下了河川，那就是沙海。每一片沙漠的前身一定是海洋。

张骞对汉武帝说，那片泽水渗进了阿尔金山，又从柴达木盆地下流过，终于在积石山一带涌出，然后东流一直到达东海。这便是中国河，史称黄河。大禹就是在这里起家。他领导的羌人居住在一条名叫夏的河四周。有人说，今天的齐家文化、马厂文化、马家窑文化都昭示着大夏的历史。也许是对的。

所以说，中国的西北——黄河的源头、神话的源头，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古人讲述西北是在为中国立象。后世寻找昆仑和黄河的源头则在寻找华夏文明的源头。今天的人们似乎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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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和班固在《史记》和《汉书》里说，西北一直居住着羌人。因为生养之地在西方，西方属金，所以那里属于寒凉之地。这句话是否可以反过来讲，因为西北寒凉，属性为金？可能老祖宗们不同意。中国的正北方、东北一样寒冷，为什么不属金？它们属水，属冰，更冷。这似乎是合理的。其实，西北在《山海经》里既属于大荒西经，也属于大荒北经。这就通了。

因为属金，地气寒冷，所以这里的人们形成了独特的吃住行习惯和独特的性情。他们都是牧羊人、牧马人，所以最早养六畜，主要以吃牛羊肉为主。因为要驱寒，所以要喝酒。因为以马为生，所以过的是游牧生活。因为游牧，所以形成了独特的婚姻和伦理。司马迁并未来过这里，但他从五行规律和张骞的诉说中总结出西北人的性情：豪爽、仗义、粗犷，生命中自带金气。

金气便是金戈铁马之声。于是，我们便顿然悉知为何会有边塞诗。那些诗人，每一个都身佩宝剑，心怀梦想，然后踏上漫漫古道。在辽阔、空旷、与自然相搏相生、与异族相克相依的路途中，他们置身于伟大的旷野上，终于发出金属的声音。“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说的是西域之空旷。在这样空旷的天地中，人自然就会显示出自身的力量，英雄主义便油然而生。“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共同道出的是，在那样的天地间，人们总是将生死置之度外，所以浪漫主义充塞其间。

及至当代，新边塞诗也是这样的浪漫主义气象。军旅诗人和作家在西北大放异彩。就是原来写过《黑骏马》《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那样草原般悠远的张承志，一旦踏上西北大地，便立刻刀剑出鞘，写出了后来的一系列篇章。西北的诗人是无法写作后现代诗的，因为天地太辽阔，不允许你像江南的诗人那样戏谑人生，所以偶尔有一两个，也不可能长久，写着写着就又回到长风浩荡里。这是为什么？人们不明白，一切的诗句都从心而发，而心中之诗又因我们看见、遇见的天地风物、人生遭际而生出的形象。生于这样的天地中，怎能不醉酒长歌？

故而说，西北之文学，与其它地方的文学最大之不同便是此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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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讲叶舟过往之诗歌、小说和现在之《敦煌本纪》，便顺了这样的天地气象，也有了独特的人文传统。那些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和那些舍身取义的侠义精神早已有之，只是被他舀来饮之，足之蹈之歌之，用泥塑了一百多个形象，又吹口气成了人，成了英雄。如此而已。故而说，是其祖辈们久居祁连山的血脉在蒸腾、引导他必须回到辽阔的河西走廊，是他少年至青年间无端游历祁连山南北而带来的山川金气在一次次地呼唤他必须写出浩荡长歌，自然也有另一种伟大的精神在导引他，指示他，并且在他中年有信之时赋予他力量，使他不得不以此来堆砌天地间的美词和少年之气血而立象成器，卓然独尊。

这就是来自佛教的力量。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的第一章里说，这世界有四部洲组成，其中一个名为赡部洲。赡部洲的南面很热，能活大象，为象主之国，如印度和南亚各地，那里有能解脱生死的宗教。赡部洲的西面是海，海里有宝物，故曰宝主之国，如欧洲各国，那里的人们善做生意，现在也如此。赡部洲的北面是辽阔的大地、草场、戈壁，是游牧民族的天下，在马背上讨命，乃马主之国，如北边的匈奴、蒙古和今天的俄罗斯等族。赡部洲的东面是郁郁葱葱的有草有木有土地的国家，是人文教化很浓郁的国家，故称人主之国，即中国。佛以其愿力和教化欲使四方知生死、明因果，然后解脱苦罪。以这个思路来看，中国虽是人文教化之地，但不知如何解脱生死，所以既有向西求法之圣，又有向东传法之僧。他们你来我往，度雪山，涉流沙，都要经过河西走廊，而敦煌便是汉武帝开设河西四郡后的第一站。

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大规模的交流便从此有了信史，且以敦煌为界。敦煌成了世界各国文明流入中国的渡口、港口，也是文明最大的市场。从有史记载的公元86年以官方引进佛教的时间来计，佛教进入中国已经近两千年矣。敦煌也有1654年的历史。从敦煌进来的佛教经过魏晋唐宋时的中国化过程，至明代已经与儒道合为一体了，成了中国人的文化。故说为敦煌立传，犹如在天地间造一座新的佛塔，犹如在天地间树起一支巨大的香火。这自然是宏伟大愿。只要人们向西张望，必将看到这一柱心香在西北边疆点燃。百年来，一些圣徒们前赴后继，把一生献给了敦煌。叶舟也在此列，只是才过了半生而已。

故说《敦煌本纪》表面写的敦煌三大姓氏一百多人的热血青春和燃情岁月，其中背后始终有一支佛香在点燃。索氏一族能传血衣，一方面是儒家血脉忠义传承，他们舍身忘死，杀身取义，为河西一带守护正义和安宁，另一方面，他们能够如此生死全在于有佛教护佑，生从善缘中来，死往善缘里去。司马迁、班固时代所写的羌人、月氏、匈奴、乌孙等族所拥有的那种不畏生死和自带金气的精神，经过佛教所化，便有了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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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叶舟也有其自身的文教传统。

从写作出版《大敦煌》至今，他已在敦煌这座烽燧上守护了二十年。古风渺远，从帕米尔高原，不再有高鼻梁、蓝眼睛的胡人牵着骆驼、弹着胡琴、唱着胡歌从沙漠中来做生意了。烽火已熄灭经年，战士已唱牧歌。河西走廊只剩下一种姿态，而这种姿态从清朝中叶以来就基本固定了，即从边疆迈向遥远的都城。汉唐时代中国与世界吵吵嚷嚷的中心敦煌，如今已成一座艺术的废墟。人们只是来朝圣。有看懂的，更多看不懂的。今人已不懂古人心事，今人自以为拥有财富、自由和永恒，所以他们站在敦煌这座先祖们信仰的照壁前久久发呆。如何重新书写敦煌这幅经变图，如何重新点燃敦煌这支香火，为人类解脱生死，这便成了很多以敦煌为中心的艺术家们百年来的心事。他们纷纷卸下心上的烦事，在这里抄抄经，拍拍那些生活在悬崖上的佛们。然后在某一天心花顿开，便推门而去。他们已然有了某种顿悟，在世间写下诗篇，画下心像，许下大愿。

叶舟也是。那年年关的敦煌守夜，似乎与壁画上的人们有了某种神交，并且向他们许下一桩心愿。二十年终于一了。在那些所有写作敦煌的文章里，他自成一格，以抒情的方式向天下讲了他心上的敦煌。少年、热血、豪迈、义勇、壮烈、生死不惧、聚义成塔，一座新的诗人的敦煌在天地间卓然而立。

这部敦煌，与之前所有的敦煌书写所不同在于，表面上看他讲了很多人、很多故事，实际上在我看来他只是用尽全力写下了一首长诗，且用一百多人的命运反复吟诵，反复堆砌，反复修辞。这与他的诗歌写作有关。他的人物也许有这样那样的漏洞，比如一开始那位索家的儿郎无来由地献上自己的头颅，只因一袭血衣。你会疑惑，人世间何以有这样的无端生死。但统篇读完，即使再有很多这样的漏洞似乎也已无关紧要。你会原谅这样的漏洞，原谅这样的“胡思乱想”和热血沸腾，因为你看见一个大写的诗人形象赫然而立。你会立刻意识到，他的小说，注定要与他人的不同，注定以这样的方式塑造一个不了起的抒情主人公。这个主人公，不是来与众多的小说家比故事的圆滑、设计的精明，不是，他是来回复一股西北的血气。

这股血气，是今天中国所需要的，是数百年中国文化疲惫之躯所需要的。它就在大西北，它就在蛮荒之野，在《山海经》中的大荒以西。但正因为来自昆仑山上的元气生发，来自蛮荒之野的野蛮呼唤，来自边疆旷野的民间呐喊，自然也带着汉唐雄风的猎猎旗帜，兀自在历史的虚空发出热烈的召唤。

他要写下的，无非就是一颗中国少年滚烫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