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应红：《敦煌本纪》之“本”
《管子·问》：“凡立朝廷，问有本纪。”根据尹知章的注解，“本纪”就是“根本纲纪”，如果从“根本纲纪”这个意义上来解读《敦煌本纪》之“本纪”，或许是我们准确打开《敦煌本纪》的切入口，进而可能在学理上更好地探讨叶舟创作的意图、匠心和情怀。
从文化的角度看，叶舟《敦煌本纪》的“根本纲纪”就是以莫高窟为中心，在沿着丝绸之路向东西两端延伸的文化通衢上，展现中国西部文化的绚烂多彩和精神气质。
不言而喻，莫高窟文化艺术是敦煌文化的代表，但是，敦煌文化不仅仅有莫高窟文化艺术。叶舟说：“很多人现在把敦煌和莫高窟混淆在一块，但敦煌是一个大的文化概念，莫高窟仅仅是一个文化遗址，而且是众多佛窟中最灿烂的一个，面积最大、容量最大、佛像最多、分量最足。”基于这样的思考，叶舟的创作志向就是要超越当下“敦煌”书写中大多以莫高窟的劫掠史、保护史以及敦煌地区独特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所引发的感思的惯常叙事模式。他凭借“小说家特有的权利”，不仅要讲好一个富有“敦煌”品格的故事，而且还要在他的故事中开拓“敦煌”文化的版图：“尽我最大的努力和愿心，发明一个我认为的敦煌。”这个“敦煌”，便是文学的敦煌，文化的敦煌。
根据《敦煌本纪》的叙事线索，叶舟先让胡家的两个少年几乎同时出走：向东，梵义为父寻医，从沙州出发，途径肃州、甘州，最后延伸到凉州。向西，梵同策马寻经护宝远达新疆哈密。这一东一西，以沙州为中心，相向伸展。作者这样设计的意图不仅是对《敦煌本纪》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场域的限定，也是对这部作品所表达的——护经、除“锈”主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彰显少年英雄家国情怀和侠义精神的呈现，更是对“敦煌”所标识的文化疆界的一次文学拓宽。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演进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佛教文化为主体的莫高窟文化艺术以外的敦煌世俗文化的魅力、伟力、热力和活力。
具体到人物塑造，《敦煌本纪》中涉及一百多个人物，其身份有乡贤、商人、医生、官宦、游击、和尚、土匪、洋人、道士以及各种身份低微、技艺精湛的工匠，如彩绘匠、木匠、毡匠、铁匠、剃头匠、装裱匠、裁缝等，这些繁杂的人物群像又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如中原的儒家文化、西方文化、侠士文化、宗教文化、商贸文化、饮食文化、娱乐文化等，这样一个变动不居而又精彩纷呈的时空，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这是《敦煌本纪》的魅力所在。
《敦煌本纪》的故事情节中又夹杂着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如迎神赛会、唱曲演戏、斗马驯鹰、经籍辩论等。涉及到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有伐冰、樵猎、耕种、灌溉、间苗、刈麦、筑堤等。其中的美食饮品也是琳琅满目：锅盔、烫面饼、鏊饼、蒸馍、羊肉粉汤、酸汤面、臊子面、暖锅、碗蒸肉、糟肉、胡锅子、十八碗、包谷酒、杏皮水、罐罐茶等，以上这些因素渗透在具体的故事情节中，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集合起来，便是对敦煌文化版图中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再现。
敦煌文化确证文化敦煌，在敦煌的故事中，我们辨识到了故事中的敦煌。可以说，《敦煌本纪》开阔了我们对“敦煌”文化的认知视界，为今后的“敦煌”书写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敦煌本纪》的思想核心——“义”是这部小说的精神之本。作品以“索门六辈子爷孙”捐了“七颗血光飞溅的脑袋”的义举开篇，然后将义行、义气、仁义、孝义、公义贯穿于索、胡、沈三大家族的兴衰浮沉中，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义”歌。
就索门而言，“义”是从“守”义——“失”义——“明”义这个线索上展开的。面对祖先侠肝义胆的壮举，索敞作为“义庄”的主人，备受人们的尊敬，同时也心怀畏惧，生怕“老天爷变脸，冷不丁地扔下来一件血衣，恰好套在他的身上”。因此，他虽然家财万贯，但始终过着谨小慎微的生活。索敞将先辈用“热身子”争取来的精神遗产当做自己安身立命的尊严和为人处世的资本，当这种尊严和资本受到挑战时，他便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如指派人纵火烧毁彩画匠许岩楷的棺材铺，用锥子刺瞎画工郭弦子的双眼等等。索敞期望在“义庄”的光环下永远受到人们的尊重，而这种虚荣和自私最终将自己置于不仁不义之地，同时也导致家奴不忠不诚，儿子大逆不道。义庄逐渐走向了衰落，索敞也因为机械地“守”义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身心受尽百般折磨和羞辱后，最终幡然醒悟：义庄并非索家的，而是整个沙州城的，郭弦子父子开凿的义窟是公义之窟，也并非索家的家窟。
胡家之“义”与索家之“义”正好相反。胡恩可起初实行“义举”完全是出于私心：为了给儿子铺路。对外，他主动提出为索门在千佛岩上开凿家窟、赠送宅院改善沈家的生活条件、慷慨资助郭弦子的儿子乔果去青海学艺等。对内，将“义”字具体化为“精良、纯明”的人生法则和行为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子。胡家的三个儿子分别叫胡梵义、胡梵同、胡梵海，连起来就是“义同海”，这是胡恩可对下一代的期望，也是对“义”的理解：义，就应该义薄云天，义深同海。
梵义作为胡家长子，始终坚守公义。从他组建急递社、“除锈”开路、保护敦煌散失的经卷文书，为敦煌精神存根续脉等情节中，展示出这个敦煌“优良少年”的精神品格。梵同虽然性情顽劣，但心存侠义，言行举止有任侠之风。他以古代游侠为榜样，内心中充斥着“英雄立马飞腾，长刀劈断斜晖。”“壮士怀远略，志存解世纷。”“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等壮怀诗篇。当梵同听说敦煌卷子丢失后，“内里血勇，浑身沸腾”，义无反顾地对鸣沙书院的山长丰鼎文说：“先生，莫高窟丢了佛经，千佛灵岩上丢了文书与卷子，这就等于整个敦煌丢了魂，失了魄，抽掉了主心骨，丧失了精气神。我是敦煌的一个儿子娃娃，吃的是上佛恩赐下的五谷杂粮，喝的是菩萨降下的天堂圣水，如今到了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的一刻，我岂能袖手一旁，冷暖不知。”这些言辞都显示出一个敦煌少年的光辉形象。梵海虽然因为自卑负气离家出走，但最终成为杀富济贫的绿林英雄，虽然头上扣着“土匪”的恶名，但他是非分明、侠肝义胆，一直在外围保护着河西走廊上正规的商队往来。
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性格，是青春代表的性格。胡家三兄弟的公义、侠义、义气就是时代精神、时代性格的代表，围绕他们而形成的“义”场中，志趣相同的人聚拢在一起，共同演绎精进与血勇的传奇故事，如名医之后孔执臣、彩绘工许岩楷不计得失、十几年如一日挽救敦煌经卷，他们用最朴素的民间信仰，虔诚供养着敦煌人的精神家园。陈小喊、卡利班等人秉持结社邑义的誓约，以急递社为依托，披肝沥胆、义无反顾地东奔西走，用青春和热血为已然成为“锈带”的丝绸之路浚源疏流，他们的壮举是中国少年应有的气象，是刘彻、班超、卫青、霍去病等古代少年英雄精神的回归。
再看沈家的“义”。沈破奴作为流亡到沙州的医生，悬壶济世、淡泊名利，用医术和医德赢得了沙州百姓的尊重，并企图以此来洗刷掉自己年少时的罪孽，然后在这个边陲之地了断余生。但胡恩可的到访，打断了这个低微的奢望，沈破奴不得不做了“锁住胡家风水的一颗钉子”，从此，也就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了利益的旋涡。当他得知这是胡家的“阴谋”时，他本想与义庄的管家丁荣猫联手报复胡恩可的自私，却反而被丁荣猫利用去试种罂粟。识破阴谋后，这位关外名医良知未泯，致使丁荣猫邪恶的发财梦落空，最终，以自杀的方式保护了自己的女婿——梵义这个敦煌的“优良少年”，用生命维护了“义”的尊严。
综上，我们从“敦煌”文化版图的开拓和西部精神要义的展现两个角度探讨了《敦煌本纪》这部力作的“根本纲纪”。当然，作为一个现象级文本，《敦煌本纪》有底气和质地为我们提供更多视角的解读可能。正如评论家徐兆寿先生所说：“小说中的人物和语言所显示出的饱满的热情、热烈的血性以及边地精神使这部作品卓尔不群、独立不羁，它写的是‘一带一路’上的敦煌，是理解丝绸之路绕不开的一部重要作品。”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