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幻觉：同一个潮汕，不同的潮汕故事
所谓现代性、世界性和全球化这些东西，说穿了，就是均质化。某些地方被定义为世界和中心，大多数地方的地方性则失效，成为中心的边缘。不算欧洲自身的现代性历史，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殖民扩张算起，加以20世纪的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主义，均质化的现代性也已经两个世纪了。地球村是幻觉，所谓的地方早已经面目全非。其实，现代意义的“地方”发明一定程度上都是均质性的现代性的结果。而且某种意义上，从物质生活向好的利益计较上，地方是不是必然需要也是一个问题。现代性所承诺的发展和好的生活的未来图景，在很多时候是可以损失风物风景风俗以及世袭的日常生活方式等地方性来置换的，甚至在中国人口流动的背景上思考，故乡意义的地方是不是需要都是可疑的。我们是很容易把异乡作为自己的故乡的。事实上，和现代性伴生的对地方的需求欲往往是审美现代性的需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抗现代性”的需要。极端地说，在有现代性之前，地方只是地方的形成史。地方的伤害史和反抗史是在现代性之后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之为中国现代文学，最突出的表现是地方的发现：发现在现代性的碾压下，地方无可挽留地消逝。而因为行将消逝，地方被在各种对抗中重新定义和玩味。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或者说前提不能认为不证自明，那就是在视流动和变化为常态的今天，类似前现代不知魏晋隐居乡里的隐士有没有可能？亦可追问类似前现代的乡志族谱式的写作在今天可能不可能？魏晋可以不知，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世界是不是也可以不知？在对“留守地方”的写作者构成和他们的写作未经充分的田野调查之前，很难下一个肯定的结论。因此，只能说，一直以来，我们讨论地方和文学的关系，那些没有从地方越境，没有和整个文学生产线发生关系的留守写作者，基本是被忽略不计，他们从来就是我们的文学史的隐失者和失踪者。即便陈再见暂时撤回地方居住和写作，他也不是我们时代文学生产之外的写作者。但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我们时代文学生产之外地方留守写作者的存在，但化外之地的地方还可能有吗？
地方的发现和定义在现代性的路线图上，其实是如何处理现代性议题下的“地方”，比如我们这个专题，选择潮汕的几个青年作家陈楸帆、陈再见和林培源为样本，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还有我们专题做过的“五条人”等。现代性议题下的“地方”，这个现代文学的延长线是由鲁迅、废名、沈从文、萧红、师陀、赵树理等一代又一代现代作家开创的现代文学传统，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家们加以转换。值得注意的，我曾经以“被劫持和征用的地方”讨论地方被作家的各取所需地误读和曲解。事实上，无论是颓败凋敝的地方，田园牧歌的地方，都是现代性生产出来的“地方的幻象”，都可能存在曲解和误读。地方的幻象和真相是对位的存在，无法隔开和割开的。幻象不是“地方”表面的标签和涂层，但“地方”的发明走到邪僻，从“地方的幻象”衍生出“地方的幻觉”就是标签和涂层式的。比如假装乡愁、比如以为地方就是世界等，不像地方和地方的真相和幻象的对位和可逆，“地方的幻觉” 往往很难还原和对位到具体的“地方”。
因此，我们做这个专题，恰恰是意识到作家处理地方和地方建构作家的差异性，希望重建地方的真相和幻象的对位关系。一旦这种对位关系建立起来，即使同一个籍贯的地方，对于不同的作家也是单数的和差异的。陈楸帆、陈再见和林培源，他们的身份证明籍贯“潮汕”的共同性和他们经历、体验、世界观和文本的差异性，使得我们今天很难拼凑一个地域文化意义的作家群体。如果能拼凑，也许只是地方形象工程和大众传媒的“地方的幻觉”。换句话说，我们强调他们的籍贯，最终证明的是籍贯，或者地域文化意义的作家群体在今天之不可能之虚妄。不要说是籍贯和地域文化，哪怕曾经住在一条街道，父母在同一家倒闭的工厂上班，在今天流动不居的时代，文学的道路也可能是分岔的，文学的面目也可能是各异的。如果你看到的都是一样和一致的，要么可能是作家的平庸，要么可能是大众传媒和文学研究在制造的奇观化的“地方的幻觉”。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