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国《犀鸟启示录》：一首“人鸟共生”的协奏曲
《犀鸟启示录》所表现的脱贫场景主要是位于云南省盈江县内石梯村等几个村庄。在云南129个县域中，盈江离省会城市昆明最远；而石梯村则毗邻缅甸，这里居住着傈僳和景颇两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又被称为“直过民族”。“直过”者，“直接过渡”也，意指从古老的部落氏族生活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样式。直到10年前，这里仍然只有原始的山中小道，村里的孩子们要去上学，都得冒着生命危险攀爬山壁处的崎岖古道，从早到黑耗时一天才能抵达山脚下的镇学校；村民们大都仍然住在古老的杈杈房中，这种房无非就是用树干交叉钉牢，再铺上点铁皮和茅草而已，不过只是比村头地角的临时窝棚稍强一点而已。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无车无路、贫穷落后的环境中，“鸟”、特别是犀鸟的出现，以及党的“精准扶贫”政策和一连串耐心实在的扶贫工作落实到位，一个“人鸟共生”的美好故事就此展开：
公路艰难地修通、新房子盖了起来、4G基站落地……这个深山老林中原来与世隔绝的少数民族老寨子现在每年都要涌进数万名观鸟游客，一个村子每年观鸟业产值近千万元，在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由“输血”开始到真正实现“造血式”扶贫……盈江县那些个小村落里所发生的这一切，不仅是他们脱贫攻坚摆脱贫困奔小康的一种真实写照，更是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重大主题的现实活标本。《犀鸟启示录》就是记录并还原了以石梯村为代表的地处祖国边陲少数民族村落中这段特别而又极富多重价值的脱贫历程。
我不知道写小说出身的张庆国是否首次操刀长篇报告文学的写作，但在《犀鸟启示录》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庆国在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写作中的确是在努力处理好“戴着镣铐跳舞”这道难题。所谓“镣铐”者即为人、事、境、物等诸种真实性要素的约束；所谓“跳舞”则是在尊重真实性的前提下尽力跳好文学之舞。而在这场“文学之舞”中，庆国有两个动作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一是抓人物，二是抓场景。关于抓人物，作品卷二第十一小题“穿行在密林里”中有几句盈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早荣生为动员石梯村干部大蔡伍建喂鸟塘时的几句对话就十分精彩：“早说：整个小塘，放点吃的，鸟就飞来了/大说：好的领导，好的/早说：鸟来了，人也就来了/大说：人来了，鸟会吓飞的哟/早说：人来了，你们就有钱赚的哟，一天可以收好多钱/大说：人来不了这里领导，路难走/早说：慢慢来，不着急/大说：是的领导，这里人不好走路，只有鸟在天上飞。”四个回合下来，早荣生从充满信心到泄气的那种沮丧，大蔡伍那种少数民族的直爽与憨厚跃然纸上，这两个重要人物的形象也随之鲜活地站了起来。还有第三十三小题“小乐飘然而至”中，那从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自动辞职来到盈江做“鸟导”，并在这里收获了爱情而后又定居在石梯村的小乐两口子，他们毫无那种老一套的生活规划设想，只想真实地活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空气里，静静地迎接每天时光的生活哲学也一定会给读者留下深深的印记。关于写场景，作品卷四第三十五和三十六两个小题就堪称典范。这两个小节以作者于2020年6月在毫无心理准备的前提下被拽入盈江县高山的森林中观看野生犀鸟为内容，从充满期待到怀疑到失望到突然反转亲眼目睹活生生的犀鸟结束，整个过程犹如一部悬念大片。说实话，这些个艺术手段倘若在小说或散文等文体中被运用就不足为奇，也不值得多加说道，但在报告文学中的合理使用则值得提倡与张扬，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确有不少的报告文学只重“报告”不讲文学，只是一味突出题材的所谓 “重要”或 “重大”，而忽视了还要如何将这两个“重”处理得更具艺术感染力。
毋庸讳言，在众多反映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中，《犀鸟启示录》的取材无疑是十分独特的，借“观鸟”而脱贫，我不知道在我们国家整体的脱贫攻坚战中是不是惟一？但至少是不多。这也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因地制宜、精准脱贫大政方针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正是由于稀见，因此，庆国在这部报告文学中关于鸟、关于“观鸟”、关于“犀鸟”、关于因“观鸟”而带来的经济效应和生态效应等知识的普及与传播既是这部报告文学内容本身的需要，也成为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世界观鸟小史” “云南观鸟小史” “犀鸟的躲闪”“从热带雨林归来” “公犀鸟之死” “扶贫观鸟经济学” “扶贫观鸟环保学”等篇什中，读者可从中看到许多有趣有用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到“爱情鸟”，人们首先想到的当是鹦鹉，殊不知那体型硕大的犀鸟，也因其雌雄终生厮守而同样被俗称为“爱情鸟”。比如，观鸟虽起源于欧美，但中国之观鸟市场也不小，所不同的只是后起的中国很快将观鸟转向成了拍鸟。欧美人观鸟，必带的器材是望远镜，即使偶尔拍照，使用的也只是便携式的卡片机和小徕卡之类，野外观鸟归来，他们更愿意用文字记录下观鸟感受，玩法单纯而安静；而中国人观鸟，必带专业摄影器材，白天呼朋唤友地进山拍鸟，晚上成群结队返回旅馆，打开电脑，输入图片，热烈讨论，以多为荣，以奇为耀。存有明显差异的这两种观鸟行为，不论高下，但背后所折射出的其实更是不同的文化所驱使。诸如这些个知识点或知识面，恐怕都是我们以往所不曾知晓或不曾想过的。
无论是创作还是出版，《犀鸟启示录》无疑都可归于“重大主题”一类。在我们进入“两个百年”面对“两个大局”之际，抓住“重大主题”布局谋篇既是我们作家与出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一种责任与担当，也是一种幸运与机遇。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无论是作家还是出版工作者一定还要清醒地意识到，“重大主题”绝对不等于就是优秀作品，面对“重大主题”，如何予以深刻而艺术的高质量表现同样是另一个至关紧要的重大课题。对此，《犀鸟启示录》的创作与出版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些许有益的启示。为了创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张庆国一年中三次跋山涉水进入原始森林现场，住进少数民族村寨，与村民们同吃共住，现场采访各类村民20余人，调查了众多村民家庭和家族的生命史；与此同时，他还广泛深入地考察研究那里的地方文化和发展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地理和生物进化史，整理出了30多万字的采访与读书笔记，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四力”付出。而面对报告文学这一特定文体，庆国努力秉持着“报告”与“文学”并重的原则，既努力保障“报告”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不掩饰、不粉饰；又充分调动和运用文学的多种手段，包括设置悬念、刻画人物、写自己的亲历、说村民的变化。最终真实而文学地完成了这部内容独特、境界宽阔的非虚构作品。这一点我以为也恰是当下不少“重大主题”作品在创作与出版过程中值得充分研究与倡导的。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