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人”与“实干家”的结合
在谈到文艺的立场对象问题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过去的”和“未来的”干部之分，“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学生出身的干部应通过思想改造走入工人农民。“山药蛋派”作为践行《讲话》的典范，其作品全方位描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村的变革，不仅展现了农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真实情绪，更描绘了干部由“过去”走向“未来”的形象特征。《李家庄的变迁》中的共产党员小常是学生出身，这位“说真理的好人”第一个将铁锁这样的“草木之人”视为“朋友”。在李家庄的变迁叙事中，赵树理并没有压抑领路人小常的学生特质，他写在铁锁的眼中小常“十分漂亮精干，反觉得自己不配跟人家谈话”，可以说在这篇风格明朗的小说中亦展现了知识分子带着自身的明朗特质融入大众革命，并以自己的吸附力为革命助力。后来，小常深入李家庄从事减租减息的根据地建设，成为广受农民爱戴的干部。这一看似简单的书写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员干部形象塑造谱系内却具有非凡的意义。20世纪20年代，一批左翼作家即开始了革命者形象塑造的实践，但纵观茅盾、蒋光慈、胡也频等共产党员早期的文学创作，知识分子往往带着个人的局限性进入革命阵营。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忧郁、轻狂的党员形象更以“革命+恋爱”的方式登上文学舞台。及至左联成立，丁玲的作品仍然表现出“韦护的两面”，殷夫的诗歌写下了“我已不是我/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可以说，知识分子如何在革命中容纳身心始终是作家思考的问题。赵树理在《讲话》指导下的创作克服了这一形象谱系的难题，毫无违和地展现出“未来干部”的风采。小常的“说理人”优势在小说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他能够将阶级分析、《论持久战》以及乡村组织治理的理论转译为农民喜听乐闻的道理，最终让李家庄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实现变迁。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明确的指引后，小常们不再彷徨，已经找到了自身在工农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书写主体不再侧重表现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情绪和追求，不再将个性与社会、个人与时代的抵牾作为叙事张力的建构途径。正如小常所言：“总得叫大家都干起实事来，才能算有力量的组织”。“说理人”最终与“实干家”相结合，赵树理由此开辟了一条在实际工作和关系中谱写党员干部形象的路径，从而让长期以来还在“启蒙—抒情”谱志中寻觅的“青春期”党员形象进入到盛年强干阶段。
众所周知，“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是赵树理创作的价值观，而其在“政治上起作用”方面的着力点不仅在于充分汲取农村民间艺术滋养自身的创作，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党员干部在作品中往往承担起解决问题的任务，赵树理及其后继者们的书写除了在“说理人”身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让政治专业化，而非让专业政治化。《实干家潘永福》展现了政治专业化的图景，潘永福作为农村基层干部总是在处理具体的问题，潘永福首先是农民中的好手，其次才负有领导责任。小说从“慈航普度”开始，五个渡口的老一代船工都是潘永福教会的，这样善于活计的潘永福在搭建桥梁、修建水库和开辟农场的过程中都发挥了自身的专业素养。小说中最为形象的刻画在于，潘永福形成了一套“无差别逻辑”：“屋里和野地差别不大，水里和干地差别不大，白天和夜里差别不大，劳动和休息差别不大”，“苦干实干”的干部形象在赵树理的笔下得到了栩栩如生地展现。“山药蛋派”作家均有长期的基层生活经验，其作品绝非单向度“自上而下”的宣传。在先进干部形象的塑造方面，叙事往往用动作性的书写战胜名词性的描绘，马烽用“新、短、通”概括自己的创作追求，即“题材新、篇幅短、语言通俗。”上世纪50年代，他自愿从北京返回山西汾阳贾家庄深入生活积累材料，他的一系列代表作均诞生于此时。《我的第一个上级》和《停止办公》均在防灾的场景中塑造了优秀的党员干部形象，小说中的老田和杨书记对工作的专业态度也体现出马烽深入生活的杰出成果，《我的第一个上级》用大半部篇幅描述一次防汛过程，作者对风向、雨量、河道、堤堰的叙述着实令人赞叹。此外，马烽善于用生活中的喜感强化小说的叙事效果。《我的第一个上级》开始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低头驼背、戴草帽穿棉裤的怪老头，通过这种欲扬先抑的手法，使得后来老田跳入洪水勇于牺牲的形象更加鲜明。《停止办公》则通过不断抖包袱的写法：杨书记不断打破自己停止办公的约定，甚至从澡堂跑出来继续工作，在幽默浅白的字面背后是一位为群众服务不眠不休的好干部形象。
由于从实际问题出发，“山药蛋派”文学提供了研究50至7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丰富的材料，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文学流派所未能达到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例如赵树理的《登记》写新婚姻法实施、马烽的《新任队长钱老大》写农业机械化、西戎的《纠纷》反映男女同工同酬问题等等，“山药蛋派”的书写不仅满足于转型社会的心理状态，又不仅关乎制度化的某些教理，这一流派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填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党员形象塑造上，他们秉持“不虚美、不隐恶”的传统写作风骨，在树立典型的同时写出了部分党员干部的局限性。《登记》中的民事主任自私顽固、王助理敷衍了事，直接导致自由恋爱的青年无法正常登记。《新任队长钱老大》中的赵二刚脱离了农村生产生活实际一味推行机械化，不能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纠纷》中的李秀英急躁风火，反而激化了男女社员在劳动计分方面的矛盾。西戎在《也谈深入生活问题》中写道，必须克服对生活观察“深有余而入不足”，人物形象不够入木三分的原因在于作品看似表现了生活中的问题，但是作者却缺乏重视“对人的分析和感应，特别是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微妙复杂的矛盾和心态变化”。“山药蛋派”文学已经超越了一种“虚构”，它实现了历史经验的“对事”和文学经验的“对人”结合，作家可以说抱着政治家、社会学家的态度从事文学创作。马烽创作于1978年的《李德顺和他的女儿》反映了地方政府在推荐下乡知青入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舞弊现象，但这篇小说却超越了伤痕文学暴露叙事的格局，塑造了一个表面唯唯诺诺但内里坚韧顽强、保持党性的基层干部形象。李德顺的女儿获得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但公社副主任高源从中作梗，通过各种手段威胁身为县委秘书的李德顺泄露党内文件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牟利。李德顺不为所动，因为他深知“那样一来，县里的形势会比现在还要乱”。并且，他得到了妻女的谅解，全家人达成“不能拿原则做交易”的共识。最终，李小秀未能进入大学，但是，这篇小说却体现了在不良政治生态中普通人的人格坚守，作者不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更侧重在历史废墟之上重建理想达成的信念。
“山药蛋派”笔下的农民形象往往表现出时代转折过程中“旧”的因袭，而干部形象在他们的笔下却更多以“青年”的姿态出现，承载了社会动员的叙事效能，体现了新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孙谦在电影文学剧本创作中塑造了一批积极有为的干部形象，如《丰收》中党支部书记陈初元、《一天一夜》中县委工业部部长李玉如、《千秋大业》中团支部书记郑山花等等。剧本中经常使用“光”作为核心意象，如办公室的灯光、建筑工地的电光、村道上的火光、红旗下的阳光，无不烘托了这些干部能够带领群众前进的治理能力。此外，“山药蛋派”的第一人称叙事也值得重视，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韩梅梅》《三年早知道》，西戎《我掉了队后》《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束为《第一次收获》《十年前后》《缺粮户》等作品中的“我”逐渐退出了情节角色，本身作为干部的“我”作为讲述者和见证者的功能被凸现。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作品中第一人称非限制性视角的合法性提供了政治秩序价值认可的过程，“山药蛋派”对政治合法性及复杂性的传达，继而他们在作品中描画出的特定环境下的干部形象及境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无可取代的。
“说理人”与“实干家”结合的干部形象是“山药蛋派”作品之所以具有伦理力量和审美力量的缘由，如今我们再度审视这种发乎于社会生活内在经验的创作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首先，将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记忆的一种材料来看，“山药蛋派”提供了一种道德的想象力，甚至可以说是康德所谓的生产性想象力。大批作品无与伦比的在场性超越了许多叙事文本的历史“再造”和经验。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其内部的和外部的复杂特征，科学、制度无法解释伦理，个体在现存环境中需要何种能动性？“山药蛋派”的洞察力在今天仍具广泛适用性。其次，正因为这种叙事特点，人的主体地位才具有了彰显的途径，这往往是笔者在阅读“山药蛋派”作品时的第一个震撼。“说理人”将人物立于民间社会伦理的同时，也将他们放置于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的揭示者的位置上，而“实干家”则展现出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驾驭感和韧性。最后，当下中国仍处于改革的进程之中，这一进程一方面提供了足够丰富的写作现实素材，另一方面，在此期间的体制、政策、情态、心态也给作家的创作带来了挑战。为此，重新审视“山药蛋派”的现实主义文学，可能会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两个方面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