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饱含情感的审美目光回望故乡
这样一个开头，折射出雪野在讲述故乡时庄重、谦和的姿态，也暗示了故乡主题自身的复杂。我想，这个在文本背后提问的读者，或许便是雪野自己。西王善是什么？故乡又是什么？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地理和行政规划上的定义当然是清晰的：“她位于齐鲁腹地，准确地说，在济南市莱芜区张家洼街道。”但文学要挖掘的，其实是这种清晰背后更驳杂、更广阔、更隐秘的经验内容和情感蕴藏。于是，“说‘西王善’，还得从邻村‘东王善’说起”，而“东王善”得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的“王神寺”，相关的是“王氏善人”，与王氏对应的有吕氏、李氏，于是又延伸到居民构成、自然风貌、河流道路，以及村中几百年的古槐……《望乡书》的主体内容，就这样一路关联、铺展开来，故乡的形象随之丰满清晰。
在雪野笔下，故乡容纳了无限的人和事物，并在这些人和事物之间，建立起多样而亲切的关联。《望乡书》试图重建一个记忆王国，而重建的方式，正是对故乡世界里的人与事物展开凝视、对其内在的关联性不断挖掘重构。因此，在最直观的意义上，我愿意把《望乡书》形容为“乡村生活撷英”：它的内容如此丰富，对故乡的不同侧面，如地理风光、资源物产、生活生产、民风民俗等，都进行了细致的甚至带有博物学色彩的呈现。作者在书中耐心细致地回忆着故乡人事，勾勒着乡间少年那些趣味盎然的生活细节，其形态是片段的、方式是跳跃的，却充盈着内在的关联感和总体性，如同花瓣之于花朵、星辰之于银河。
其中有些“花瓣”和“星辰”是我特别钟爱的。例如童年乐事。童年之“乐”，大抵离不开“游戏”和“吃”。雪野对这两类乐事都娓娓道来，前者如打沙包、“抗拐”，后者有捞鱼、摘杏、刨地瓜、折槐花等。更有甚者，两类乐事合二为一。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这类“乐事”其实兼具了“能量释放”和“能量补充”两大乡土童年经验核心内容，并且带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
作者还经常在童年视角和欢乐气氛中，巧妙加入对生活与人性的窥探速写。例如，“挖河蚌”之后，还有“卖河蚌”的故事。毫无销售经验的爷爷既不知道如何定价也不知道怎么吆喝，有人问价时只好说“恁看着给吧”，甚至好人做到底，“带着我和弟弟端着两盆河蚌跑了二里地”，给买家送到了楼下。这其实是商品经济潮涌初期关于“迂得可爱的买卖人”的生动素描，趣味横生而又见微知著地写出了生活经验的时代变迁和农民身份的转型过程。至于“乞丐”“老妪”“弃妇”“哑巴”等书写“人间苍凉”的章节，生活的苦难经过少年纯真、善良、充满共情的视角过滤，其沉重也被审美化了——它们变得“哀而不伤”，有时甚至还多了几分淡淡的暖意和盼望。这种对人情、人性的点滴记录和细腻擦洗，常常被雪野融入民俗经验书写之中。
古今中外，怀乡之文汗牛充栋，但恰恰是在这些地方，雪野的“望乡”闪耀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感。很多沿袭千百年的耕作方式、生活规律、聚居形态，雪野都“望”到了其历史性的“尽头”。《望乡书》之“望”，是从都市回望乡村的“空间之望”，更是“时间之望”。从传统乡土想象到现代乡村生活，他站在历史时间的巨大拐点上，见证了“历史的终结”，也记录了“时间的开始”。而作为讲述者的雪野自身，可谓是经典“乡土中国”的最后一代传人，承载并记录了许多即将消失的生活经验。同时，他又是“新乡土”走出的第一批少年，对历史的结构性变化有充分的知悉和把握，并向故乡投去饱含情感、充满穿透力的审美注视。
在从容、自由、绵长的语调中，雪野呈现的早已不再是狭义的故乡，而是历史的见证物、身份的承载物、文化的象征物。学者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认为，亲切的地方经验因其深刻性和重要性而成为文学的天然对象，“每种文化都有它自身亲切性的象征物，这些象征物得到了其人民的广泛认同……地方的形象是通过对感觉敏锐的作家的想象力形成的。通过他们的艺术光辉我们才有幸品味到那些人们原本已经淡忘的经验”。这是故乡主题书写的永恒意义。
（作者：李壮，单位：中国作协创研部）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