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评陈继明长篇小说《平安批》
对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潮汕地区国人，利用毗邻海洋的地缘优势而最终形成的下南洋这种现象，我个人此前的确也有所耳闻。这一次，借助于陈继明的《平安批》，我得以有机会对前后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潮汕地区下南洋的情况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曾经一度强调文学创作应该同时具备认识作用、教育作用以及审美作用三种功能。自打1980年代所谓“纯文学”的观念不仅形成，而且大行其道以来，文学的审美作用不仅逐渐成为最主要的功能，而且还很明显地遮蔽了其他的两种功能。但其实，在承认文学最主要的功能的确是审美作用的同时，也不能轻易忽略另外两种功能的存在。具体到陈继明的这部《平安批》，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功能，就是它那非常突出的认识作用。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才特别认同《人民文学》编辑的如此一种评价：“中国北方人迁徙的历史现象，比如走西口、闯关东等，曾被许多优秀作品一再表述过；相形之下，从中国南方发生的那些出国门过大海的下南洋故事，有较大影响的力作显然要稀少得多。《平安批》的发表，不仅有望改变这类题材创作长期存在的南北失衡的格局，而且有可能使得‘迁徙’母题的创作现出新的艺术海拔。”①我们都知道，在学术研究领域往往会有一种“填补空白”的说法，从题材的角度出发，如果说在文学创作领域也有“填补空白”一说的话，那么，陈继明的这部《平安批》，自然也就可以被看作是下南洋这一题材领域的填补空白之作。
也正是从文学的认识作用出发，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才特别注意到了很明显具有尾声意义的“沉批博物馆”这一部分的存在。这一叙事推进速度极快的简短部分，所集中概括介绍的，是主人公郑梦梅在1949年之后的人生行状。考虑到自己在未来时代肯定无法逃避的尴尬处境，郑梦梅断然决定离开潮汕，远走暹罗。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郑梦梅却总是牵挂着故国。期间，他曾经以只身走邮路的形式而多次亲近过自己的母国。等到1958年的时候，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年已七十岁的郑梦梅，终于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回国：“那个阶段他急需一个回国的理由——办一个和番批有关的小小博物馆，是再好不过的一个理由。回到汕头后经过梦梅和采儿的艰苦搜寻，一部分沉批终于找到了下家。”依照批局长期以来形成的规矩，信誉是最重要的：“侨批业的头号规矩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寄批人和收批人蒙受损失，批款必须如数送达侨眷手中，批局往往不得不以倾家荡产为代价来维护行业信誉。”既如此，千方百计地为沉批（指的是因为收批人找不到而长期积压下的那些批件）找到相应的收批人，就是郑梦梅他们所必须承担的一个重要使命。当然，对这个时候的郑梦梅来说，他更重要的使命，是想方设法建立一个在当时被命名为“抗战时期沉批博物馆”的文化博物馆。“再后来，梦梅开始逐渐丰富‘抗战时期沉批博物馆’的内涵，满世界收集各个时期、从各个国家寄回国内的番批实物和书信。让博物馆渐渐成为较为整全的具有史学、文学、人类学等广泛学术价值的侨批博物馆。”很大程度上，郑梦梅经过个人的一番努力建立起的这个博物馆，应该被看作是事关侨批业的最早的一个沉批博物馆。倘若联系此后的事实，我们就不难发现，身为一位资深的侨批人，郑梦梅之所以早在1958年的时候，就急急忙忙地筹建沉批博物馆，与他对侨批业将会很快彻底消失的精准预感紧密相关。果不其然，到了稍后的1976年，业已存在了数百年的侨批业被成熟的邮政和银行体系完全取代。而郑梦梅自己，则在两年之后以九十岁的高龄安然辞世。最后，在郑梦梅去世二十多年后的2004年，一家建立在“抗战时期沉批博物馆”基础上的国内首家侨批博物馆在汕头正式成立。到2013年6月19日，“广泛分布于广东潮汕、珠海、中山、阳江、江门，福建漳州、泉州、厦门、福州以及海南海口、文昌、琼海、万宁等地的二十多万侨批档案正式申遗成功，成为‘世界记忆遗产’（Memory of the World）。因为，它除了‘具有近代中国国际移民的集体记忆’之外，还在‘同类国际移民文献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突出价值’。”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方才恍然大悟，正所谓“卒章显其志”，陈继明之所以要专门设置最后一部分，正是为了把自己的全部书写都落脚到最终申遗成功的那些侨批档案上。如果说小说中的郑梦梅是要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建立一个作为实物存在的侨批博物馆的话，那么，作家陈继明就是要在一番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以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在纸上打造一个侨批博物馆。
然而，多少带有一点吊诡意味的是，热切书写着潮汕地区下南洋故事的作家陈继明本人，却并不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潮汕人，他原来是地处大西北的宁夏作家。他在大西北，一直生活到了新世纪的初叶，方才南迁到地处东南沿海的珠海市。从天旱少雨遍地大漠的大西北，到气候潮湿闷热的东南沿海，单只是气候与地理条件的适应，就够考验陈继明的了。由一位侨寓于潮汕地区的土生土长的大西北人（或者说新潮汕人）来书写潮汕地区的下南洋故事，看似吊诡，但细细想来，却别有一番道理。首先，是一种“迁徙”的心理同构。如果说潮汕人的下南洋是一种迁徙，那么，陈继明由大西北的宁夏到东南沿海的珠海，也同样是一种迁徙。从心理感觉的角度来说，所有的迁徙，最起码都有一个由不适应到最终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共同的心理感受生成，既合乎逻辑，又顺理成章。其次，是一种建立在文化或文明反差之上的深刻思索与打量。由于自然与社会条件各方面的限制，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同一种社会制度之下，各个不同的区域之间，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这一点，如果集中体现在文化或文明的层面，那所造成的，自然也就是文化或文明的反差。具体到陈继明这里，与其生活轨迹紧密相关的两个区域，一个是大西北的宁夏，另一个是东南沿海的珠海。相比较而言，大西北属于地处内陆深处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滞后的农耕文化（或游牧文化），而东南沿海，则属于一种海洋性的经济与文化比较超前的商业文化（或海洋文化）。二者之间经济与文化，乃至基本生存方式方面的差异，是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客观存在。
关于文化反差，学者谢泳做出过这样一种深入分析： “所谓文化反差是我们观察一个人文化阅历幅度和深度的概念。比如一个人，在他生活经历中有了两种以上相互间差别很大的文化环境，特别是当他从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环境到了文明程度较低的环境时，他就容易获得比在那一环境里长期生活的人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作家来说，这种反差就是一种创作上的优势。反差越大，优势也就越明显。”②在这里，我们也完全可以借助于谢泳的文化反差来理解分析由大西北迁徙到东南沿海的作家陈继明。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虽然谢泳认为只有由城市到乡村，由高级到低级的反差才会给作家的心理带来强烈的变化，但在我的理解中，如此一种情形，其实反过来也可以成立的。如同陈继明这样的作家，当他从相对滞后的大西北地区迁徙到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时候，同样需要面对一种较大的文化反差。这种文化反差的存在，不仅会对作家个体的情感气质、思想境界、艺术追求以及审美理想产生相应的影响，而且还可以使他对包括下南洋在内的潮汕地区特有的社会与生活现象生成别一种本土作家未必能够达致的理解和认识。也因此，虽然并非潮汕地区的本土作家，但陈继明在书写如同侨批这样的迁徙题材时，有着他自己独有的某种身份优势。
注释：
① “卷首”，载《人民文学》2021年第1期。
② 谢泳《山西作家的文化构成》，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3期。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