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反思与现实书写的审美熔铸
《骑白马者》的叙事结构具有高度的浓缩性特征，因而其建立多维深度模式的诗学目标是十分清晰的。在时间、空间、事件三个维度上，小说都努力建构充满细节与褶皱的回溯性叙事样态，从而使得文本充满弹性与张力，与时代的关系更加紧密，与作者的写作立场、情感形态、价值立场也更加贴合。在这种方向上，《骑白马者》既体现了孙频小说的社会指向、时代意识，也有效完成了又一次审美创造。
一、
精巧的叙事结构与深广的主题空间
小说的叙事主线是“我”在充满原始森林的阳关山里的寻找之旅。山外不断喧腾着滚滚向前的时代与山里静谧停滞的世界形成反差与互文，“听泉山庄”成了小说所有寓意的结点。“每次当我在月光或星空下驻足，悄悄打量这座废墟，都会觉得，在这样的深山老林里留下这样一处梦境般的废墟，也许并不是全无意义我好像暗暗捡到了一个被遗留在深山中的谜语，却无法告诉任何人。”[2]这座山庄所包裹着的阳关山木材厂，从建成（1956年）到废弃（1998年），见证了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也是这部小说中最为深远的时代背景与情感底色。木材厂为城市提供动力，完成使命之后又摇身一变为度假山庄，试图依赖城市来的客流延续自己曾经的辉煌，然而没有建成就被废弃了——乡村哺育了城市，城市却并不反哺乡村。“如今，山庄门口早已荒草没顶，在夜色中看过去，似是狐妖鬼怪们住的荒冢。”[2]这座荒冢连同阳关山里的苍茫世界早已被山外飞速发展的城市世界遗忘和遗弃，小说对城市化进程及其结果的反思由此深入到文本的各个角落。“废墟”是小说中与这座荒冢关联最多的词汇，这种关联并不仅仅停留在语义层面，更多的则是寓意层面：它是由城市化进程制造出来的时代废墟。
“苦难、卑微、存在、救赎，这些都是辨识和理解孙频小说的关键词。孙频似乎对这个世界存在着一种天生的恐惧，她对这个世界和人性的追问，应该就源于这种恐惧和不安，她要抚平伤口，抚慰灵魂，虽然最后发现，一切终是徒劳。”[3]这些叙事主题与精神倾向凝聚成了小说中的“听泉山庄”这一意象，它见证了当代社会巨大沧桑变迁与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的破坏后果，是小说叙事场景的几何中心，却并不是一个弥漫性的空间场域，而是更多的作为一个废墟与荒冢静态地展示城市化进程的庞大意象。承担动态功能、作为叙事进程最核心推进力量的是“我”。“我”从小生长在木材厂，考上大学却因为学费问题放弃了，在城市辗转谋生然后回到阳关山的原始森林里定居。在时间维度，“我”的人生经历串联起了这片苍茫大山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剧烈结果；在空间维度，“我”的漫游将山里、山外两个世界折叠了起来，使它们互为镜像，构成了小说中强烈的现代性反思。叙事者“我”是小说叙事时空折叠的构造者、呈现者和阐释者，也是小说揭示其周围人物形象悲剧命运的核心手段。小说以“我”的眼光作为叙事推进的动力和主题展开的凭依。情节与主题附着在“我”之上，同步形成。以这样的方式，小说既建构了精巧的叙事结构，也保证了其历史反思与现实书写的诗性，成为小说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二者间的粘合剂。
除了主要人物以外，注重在次要人物身上灌注厚重的历史感，也是这部小说的突出特点。“我”在莽莽大山中努力寻找的“听泉山庄”老板田利生是阳关山历史命运的在场者，又是叙事情节中的缺席者，半途而废的山庄充当了“沉默的证人”，田利生则充当了小说同时进行历史反思与现实剖析的切入角度和象征符码。“我”与田利生的人生经历有许多对位之处，同样都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个案，因而“我”对他的寻找就带有破解历史之谜和探求现实出路的双重象征意义。因而，“我”与田利生两个人物的主题意义也是对位的，田利生的缺席隐喻着无形的社会之手推动了阳关山里众人的命运，历史借助了他造就了如今荒冢般的现实和山民们的困窘处境。这个人物是否在情节中真正出场就变得不重要了，作者借助他所要进行的审美建构与主题拓展业已完成。在山民们心中，他无处不在，但他的隐身与缺席却是小说叙事的必然选择。看门人老井则与自己的儿子形成另一组对位关系：老井与大多数山民一样固守在大山里，指望着借助听泉山庄摆脱贫穷；儿子小井到城市里闯荡一无所获却失去了一只胳膊，回到山里混吃等死却在看到“我”穿的好鞋、抽的好烟刺之后受到刺激、再次下山。父子俩的命运相互对照，共同构成对城市化的深刻反思。小说后半段着力塑造的刘天龙这个人物则是另一种山民形象，他跟田利生同村，却一直坚守在山里，是地道的山民，也是田利生形象的反衬者。将全部人物形象设置到城市化这一总体背景中，并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做出不同的选择、面临不同的现实，是小说叙事结构的突出特征，也是小说得以形成丰饶、广阔的象征寓意的主要原因。
“孙频常常在作品中进行一种沉重的哲学之思，而这种思考又建立在对时代世俗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感受之上。”[4]在地理空间上，听泉山庄是核心；在叙事线索上，“我”和田利生构成一明一暗、相辅相成的两条线索。在此基础上，小说的叙事结构聚焦于城市化给阳关山里的山民们带来的历史命运与现实困境，小说的主题空间也得以沿着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顺利展开。将历史反思与现实书写进行有效的审美熔铸，证明了孙频扎实深厚的叙事功力，也体现了其将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微妙平衡的创作能力。这种能力恰恰是大多数八零后作家们所缺乏的。这是《骑白马者》的重要意义之一。
二、
广博的自然书写与诗性的叙事风格
在八零后作家的写作常态中，通过城市生活的荒诞性或者乡村生活的悲剧性来剖析现实是普遍的写作立场。这种写作形态与社会现实往往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在具有解构性的启蒙色彩与先锋意识的同时也难以免除主题先行与细节缺乏、情感单一的痼疾，难以消除将小说叙事简单混同于现实再现或者全然脱离生活、陷入单纯想象的尴尬。在此背景下，《骑白马者》十分独到地选择了博物志般的自然书写、对阳关山里的自然世界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同时赋予人物的行为与性格以鲜明的山地色彩和诗性风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上述通病。整体上，这部小说的叙事、情节、人物都充满神秘气息，既符合小说着力进行的探秘叙事的需要，也充分营造了属于孙频自己的艺术风格。
这部小说中博物志般的自然书写填充了人物与环境的叙事缝隙，既辅助塑造了人物性格，使其作为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反思者的功能主体不再只是理念的化身，使得阳关山里的山民世界不再只是历史与现实的客体，也营构了小说兼具诗化审美与尖锐反思的艺术特征。通过细致的博物书写，大山里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都被清晰的放大在文本叙事的重要环节，由此，城市化造成的结果不仅体现在山民的命运之中，山野之中的花草动物与自然环境本身也成了这一进程的客体。
一方面，广博的自然书写服务于人物性格塑造。小说开头，“我”骑着摩托车深入阳关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山的黄刺玫，然后是周遭的树木、石头、山谷，再次是“这巨大的山体里镶嵌着贝壳类的海洋生物化石，还能在断崖上看到里面清晰的岩层，花岗岩、片麻岩、辉绿岩、石英岩、角闪岩，一层一层，如那些早已长眠的时间。曾经的海洋、鱼群和火山如今静静埋葬于这大山深处。在山中行走，常有沧海桑田之感忽然迎面袭来”。[2]这种博物书写不仅仅是客观的环境描写，更是充满情感色彩与主题意味的心理描写，“长眠的时间”在“这大山深处”时时处处显现出来，造成的结果就是随时“迎面袭来”的“沧海桑田之感”，而五种岩层类型的逐一列举使得文本充满地理志意味。此后，随着“我”的视角，大山里的花草树木、自然万物与社会环境依次出场，每种事物都有名有姓。层出不穷的事物及其名称弥漫在文本各处，构成了“我”对阳关山历史与现实的感知途径，也对“我”从大山到平原、又再次返回山里的人生选择进行了注解。小说中的事物与环境都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各自清晰准确的名字，那些拥有确凿身份的动物、植物、地理要素共同形成一个真实的叙事场景，散发出可感可触的生活气息。这种可见，博物志般的细节呈现同时塑造着乡村生活与大自然的时时融合，也不断说明着乡村里的物质匮乏。“因为在大山里长大，从小受的禁锢很少，山野的广袤无际使山民性格里有一种无拘无束的东西。一旦下山，之前物质和眼界的匮乏，就会导致他们充满掠夺性，每到一个地方就多一层欲望，很像当年的蒙古族骑兵。我之所以这么了解他们，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山民。”[2]“物质和眼界的匮乏”正好造就了“我”对自然万物的热爱，是小说中广博的自然书写的生活基础；同时，“掠夺性”的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又失去自我，这正是“我”最终返回深山的性格基础。因此，小说中博物志般的自然书写与环境塑造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对小说中的性格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在这样的基础上，老井的儿子小井看到“我”穿的鞋和抽的烟之后不顾身体残疾再次下山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一方面，广博的自然书写加强了小说的隐喻色彩，深化了小说的主题空间。自然万物具有与人物形象同样的人格地位，可以使得阳关山里的人与物变为一体，共同成为被城市化进程遗忘和损害的对象，从而与山下平原上的生活现实形成更加强烈的对比。“月光倾盆而下，整个山林如沉在很深的水底，黢黑的树影成了摇曳的水草，夜行的动物和鸟儿姿态轻盈逍遥，如水底的游鱼，连山间的石头都变成了珍奇的贝类。脚下的山路似凌空铺设而成，能一直通到月亮里去。我跟着流水声慢慢往前走，并不在意到底走到了哪里。”[2]返回深山的“我”完全融入了这片神秘幽静的原始森林，甚至身上带着的象征财富与欲望的银行卡也渐渐被忘却了，从城市里赚来的钱在阳关山里毫无用处。“现在，我只渴望被所有的人忘记。”[2]山里的万事万物吸引着那些在城市迷失的人们逐渐恢复人性本真。除了自然界的事物与社会环境，小说也描写了许多深山里的奇人异事，如自办“农民大学”的刘天龙、护林员、老光棍兄弟，如与田利生同村的田中柱任由自己的老婆“拉偏套”。这些奇人异事与山下平原上的生活所构成的反差正是小说主题诗性伸展的巨大空间。
对乡土生活及其历史命运的思考天然的与博物志传统相关。“乡土文学如同文字的博物馆，收藏着一些纯粹的民族特色的语言，风俗，生活和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动植物、食材、景观等。这些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象征，是历史的见证。所以说乡土文学是中国传统博物学的最佳继承者。”[5]如百科全书般的对环境与人物、事物与风俗进行详尽书写，使得小说叙事最大程度贴近山里世界的本真状态，同时也产生了文本中无处不在的诗性风格。所谓诗性，在这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外在事物的主观化、情绪化。在主观化方面，叙事者的内在情感不断浸染到外在环境，万事万物都被涂抹上强烈的主观色彩。“抽完一根烟，我站起来，抬头看着夜空。这星光下的废墟早已脱尽了肉身，骨骼林立。所有过往留下的残垣断壁，与这原始森林交错生长在一起，在荒野中散发出一种奇异的美。其实我早就发现了，就是那种一切变成废墟之后奇异而无法言说的美。”[2]这种随意流淌出来的诗意与哲思在叙事中灌注了大量的精神性品质和神秘色彩，极大丰富了人物性格，也使得小说超越了单纯的故事层面，抵达人类精神深处。“早已脱尽了肉身，骨骼林立”的不仅是眼前的听泉山庄，更是那个在城市化进程中四处流浪最终返回深山的“我”。在情绪化方面，小说对连同山庄在内的外在事物进行明显的情绪化处理，叙事者的内心通过情绪描写恒定地向世界敞开，山里山外的世界则共同不断地向叙事者内心输送着荒凉感。“我在废墟一般的度假山庄里游荡了半日，仿佛在梦游。我曾经熟悉的宿舍、厂房、熏窑、食堂，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好像它们只是我的一个梦境，从来就不曾真实存在过。但分明地，我每踩下去一脚，都有一种心惊胆战的感觉，好像踩在了它们的尸骨上面，我走得步履蹒跚，像一场战争之后唯一剩下的幸存者。”[2]两者结合，小说叙事笼罩在朦胧的诗性之中，加之大部分情节发生在夜晚，具有典型的黑夜漫游叙事特征。
在艺术风格上，《骑白马者》的叙事神秘幽深、视野广阔，无论博物志般的自然书写还是奇人异事的人物塑造都真实独特，表现出作者扎实的叙事功底和新颖的叙事探索。在艺术水准和对小说叙事的掌控能力方面，孙频显得较为突出，能够代表八零后作家的最好水平。这部中篇小说虽然亦是截取了以“我”和田利生为横向线索、以木材厂/听泉山庄为纵向线索的生活横断面，但其在历时性叙事推进与共时性主题建构两个维度上的成功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骑白马者》的又一重意义。
三、
情节的虚实相间与幽隐的探秘叙事
孙频的小说创作直接承袭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传统，这也是八零后作家中较为少见的。《骑白马者》的情节设置在不少地方采用了虚实相间的手法，增添了小说叙事氛围的神秘与荒凉，也使得深山里的全部生命形态与自然界的种种现象有机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共同面对着山外那个城市化之后的世界。真幻结合的叙事形态与贯穿始终的探秘结构融合起来，小说的叙事变得非常连贯、稳定与结实，共同形成了这部小说扎实的叙事与厚重的主题。
小说中的“我”沿着大山的脉络行走，路上遇到的各色人物都带有神秘莫测的山民性格和恍恍惚惚的行为特征。这些人物散布在阳关山的各个角落，他们的故事与命运都是虚实相间的。护林员、养蜂人、看门人老井和儿子小井、葫芦村的刘天龙和傻子老婆以及正屋里养的三只猪、杏坛村两个残疾老人一起抚养收养来的女儿、花前村的田中柱和他“拉偏套”的老婆，所有这些人物连同“我”在内仿佛都是田利生的化身，却又都是阳关山里实实在在存着和生活着的人们。作者有意将两者间的界限进行模糊处理。“每次经过这镇子的时候，我都会想，田利生会不会就藏在这镇子里，就在这些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每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都可能是他。他的衣角倏忽闪过，出现在月夜的山林里，湖中的倒影里，出现在山鹛的叫声中。只是，我一直无法看清那张脸。在那么一两个瞬间里，他从人群中猛地回过头来，我却忽然看到了一张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我惊骇地发现，我已经变成了他，或者，是他变成了我。他像我的一个梦境，我觉得我必须得找到他。”[2]四处寻找田利生的“我”和仿佛不在却又始终没有现身的田利生互为镜像，虚虚实实的叙事形态里包含着对以听泉山庄为焦点的山里世界的精神概括，也包含着小说中各色人物的生活状态与生存观念。“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周围，确实，那个暗处的人可以幻化做无数种面孔出现。因为，我根本没有见过他。”[2]虽然以不同的面孔出现，但这些人物内心的精神结构是类似的，都具有大山的性格与命运。
小说结尾处，叙事的虚实相间也达到了高潮。“我”在半夜闯进山庄，与周龙、小井和一个疑似田利生的人彻夜聊天，早上醒来后却只身一人，其他人早就没有踪影，更无法确认他们真的出现过。半夜的聊天内容里包含了对整部小说故事情节的自我消解，也包含了“我”后来买下山庄试图重建但最终再次失败这一系列行为的动机。在疑似田利生的陌生人讲述的、无法分辨虚实的亲身经历里，作为小说最核心意象的白马一闪而过。这匹白马，当然也跟陌生人讲述的故事、跟“我”夜遇三人的情节、与“我”对田利生的整个追寻过程、进而与小说的全部情节一样，其真实存在与否变得无法证实，一切都陷入了一场梦境。小说的叙事进程借由“我”的行踪一步步收拢，最后聚集在这匹白马身上，同时又由这匹白马推翻了全部叙事的真实性。这种自反性叙事带有明显的先锋小说属性，既形成小说独特的朦胧色彩和真幻结合的叙事形态，也是小说主题展开的有效方式。因此，无论从叙事还是从主题方面，这匹自我消失的白马都是整个文本的“谜底”，是解读整部小说的第一道关口。对于那些从山民变成市民的人们来说，“城市里没有草原”，这匹马的处境就是他们集体处境的象征；对于逆流回山的人们来说，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欲望生活不是他们想要的，因此“我的马从来不吃草”。至此，小说的叙事已经完成或者说消解，小说主题已经清晰呈现出来，小说虚实相间的情节设置方式最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虚实相间的设置方式还体现在“我”的追寻动机上，“山中岁月虚静，一日便长于千年。我骑着那辆二手摩托车漫山遍野地溜达，从一道沟到另一道沟，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地找人喝酒。一来是为了打发孤独，二来是为了打听一些关于田利生的消息。”[2]两个动机也是虚实互渗的，后一个动机其实只是前一个动机的附属品，却成为全文的叙事明线，躲在背后的真实动机却是为了对抗“山中岁月虚静”。因此，整部小说都建立在孤独感基础上，从个体角度充满对山民生活与命运的同情，从群体角度深入反思了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许多后果。这样的设置方式可以形成与诸多文学史上的流派、现象的对话关系：与寻根小说对乡土生活进行文化剖析具有类似角度，与先锋小说自反性叙事相似的叙事走向，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汪曾祺的高邮世界、周大新的豫西盆地、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等都有着精神联系。但是，《骑白马者》的艺术经验却是独特的，具有孙频独有的气质与特征，不管是叙事和主题都具有自身的成功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孙频《骑白马者》与施笃姆（Theodor Storm）《白马骑者》的联系与区别。两者都以对某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物进行追寻作为叙事主线，都以追寻者对时代的反思作为主题。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施笃姆《白马骑者》更多的指向外在世界，因而充满沉重压抑的悲剧色彩；虽然具有明显的奇幻色彩，却在品格上依然是现实主义的：“《白马骑者》多重不定的叙事结构和双重叙事视角虽然违背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但恰恰是这样的叙事方式，才使其得以保持现实主义文学特征。”[6]孙频《骑白马者》则更内敛，注重塑造人物与生活的山民特征，自然而然地散发出反思历史与现实书写的主题意识。因此，这部小说更加清冽、温情和诗意。
总体上，《骑白马者》十分巧妙和成功地采用了虚实相间的情节设置和幽隐的探秘叙事，其与文学史上已有文学经验对话的意识值得肯定，对充满时代色彩的叙事创新的自我探索及其成功之处也值得充分注意。
结语
作为重要的八零后作家，孙频的创作具有突出而稳定的创作实力。“她对人心人性的体察入微，出入其中讲述故事的能力，舒展自如的叙事语调，无疑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最重要的是她诚实地触碰到了一些大时代的秘密信息：祛魅的时代、城乡结合部的生活、地域化的山西世界、故乡。”[7]《骑白马者》这部中篇小说再次证明了其创作实力，也得到了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20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等各大榜单与奖项的充分肯定。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其所具有的叙事质量、主题深度、艺术创新等方面都引人注目，尤其是对叙事探索的执著坚持和对时代主题进行深度呼应的创作姿态都是在当下中国文学创作中最值得重视的部分。
关于小说创作与时代、与现实的关系，孙频有着清晰而冷静的理解。“我的小说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写实主义。这种批判意识是从我一开始写作就有的，因为写作的最初动力必定有着对现实层面的种种不满与不平，而在后来的写作中，这种意识也是不会消失的，这是小说中的最核心动因之一，所以难以消失。”[8]在这种立场下的创作往往能够在叙事与主题两个层面激荡出优秀的艺术成果，这是孙频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也是其价值所在。在这个意义上，《骑白马者》是孙频一贯创作立场产生出的新的成功实践，也是目前八零后创作整体实力的有力证明。将历史反思与现实书写紧密熔铸在一起，沿着这样的立场继续出发，孙频的小说创作必将产生出值得期待的更多成果。
参考文献：
[1]徐勇.城市的边缘人与游荡者——读孙频的三部中篇[J].名作欣赏，2014(11).
[2]孙频.骑白马者[J].钟山,2020(4).
[3]韩松刚.孙频小说论[J].上海文化,2019(7).
[4]张文娟.作为知识女性的写作——“80后”作家孙频小说新作解读[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8(6).
[5]肖明珠.论乡土文学中的博物志——以周作人、汪曾祺、王祥夫的“草木虫鱼”系列作品为例[D].长沙:长沙理工大学,2019.
[6]姜爱红.现实与陌异——施托姆小说《白马骑者》再解读[J].同济大学学报,2020(4).
[7]项静.尘世的恐慌与安慰——孙频小说阅读札记[J].名作欣赏,2014(31).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