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欲望与平等

“女权主义文论认为，女性在经济上的不独立和对男性的依附导致女性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而沦为男性的对象，成为一种被支配的性别。文学中女性的这种被支配的从属地位和身份只不过是现实社会中实际情况的反映。而现实社会中女性的这种经济地位对女性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限制和束缚，就是经济基础对社会意识形态制约作用的一种体现。”[1]马克思主义女性批评提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并将它应用到妇女解放的范畴中，在考虑现实条件的情况下，要求女性摆脱对男性的依附，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追求经济独立，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地位，最终实现人格的独立。《我来安排》一文中，作者塑造了一位事业成功、果敢坚强的大姐李梅云为主人公。作为家里的大姐，自小便承担起照顾四个弟妹的责任，小小的肩膀上压载着母亲的期望。李梅云一人在社会上打拼，靠自己的智慧和坚强闯出一番事业，但生活总不是顺风顺水的，她一边要尽心运营公司，一边又要尽孝赡养母亲和照顾四个弟妹。在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时又恰逢母亲动手术住院，夹在中间的李梅云没有退缩，经历一番波折后还是决定去做家里那棵最让人安心、值得依靠的大树。她从小便经历过无数次狂风暴雨，身后无人支持凭着一腔韧劲和沉稳勇敢地行走在风吹日晒的黑暗泥泞中，她就像一棵永不屈服的大树一样，永远挺拔，永远向上。小说中的李梅云无疑是女性中的典范，依靠自己努力实现财富自由，家里大小事情也由她来操持，成为母亲和弟妹们的依靠。书中并未提到李梅云的父亲和丈夫，作者从这里显露出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将男性忽略从而解构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当家做主的传统，经济的独立使女性地位得到改善，物质的充裕使女性的生活更自由从容，女性在社会上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由此可见，经济独立是基础，女性只有经济独立，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曾表达女性被要求“一定要顺从社会的习俗，一定要和‘所谓的世界隔绝’”[2]，这是社会强加给女性的定位。著名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曾提出“女性是形成的”这一著名论断。“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是以传统习俗和男权社会的需要为模铸造的。女性角色的形成并非自然天性的外化和展开，而是社会强加给她的。”[3]李梅云走出了这种社会千百年来强加给女性的角色定位，走出了小家庭的束缚，同男性一样走进社会闯荡。她冲破了世俗的牢笼，在暴风雨中成长为了一棵令人敬佩的、坚强的、独立的大树。

二、欲望的玫瑰

樟树墩的芦苇随着风摇头晃脑，如绒雪的芦花齐齐地轻轻地飘在空中。南铁机械厂里没有了那个俊俏的梅溪，但她的容貌永远留在了那片芦苇地里。《樟树墩的芦花》中的梅溪是南铁机械厂的风云人物，不仅人美开天车技术好而且还会跳舞，在舞池里和梁局长翩翩起舞的梅溪像一朵带着炽热的火红玫瑰。新来的工人杨建宏在工作中慢慢被梅溪吸引，无数次主动靠近梅溪，梅溪瞒着丈夫偷偷开始了与这个比她小的弟弟的交往，彼此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故事最后杨建宏另娶她人，梅溪回归家庭，多年后生病去世，但那朵火热的红玫瑰永远盛开在了杨建宏的心里。作者塑造的梅溪一反传统的女性温婉、柔和形象：她性格泼辣大胆，第一次见杨建宏便伙同女工人扒了他的裤子；她风情万种，在和杨建宏交往过程中把杨建宏迷得七荤八素；她勇敢坚强，杨建宏决定离开她后，她在短暂地伤心后收拾好心情，回归了本属于自己的生活。作者在描述梅溪与杨建宏这段地下恋情时，更多地把笔触放在了肉欲上。从初见就能看出这一点，梅溪穿着工作服却把工作裤自己改了:“一看就知道是改过的工作裤把梅溪的臀部绷得紧紧的，越发显得腿修长。她脚穿一双北京布鞋，步子又快又碎。杨建宏紧跟在后面，看到梅溪紧绷的臀部在扭动中显现出内裤的轮廓，心里很是异样。”[4]以杨建宏的视角勾勒出梅溪的形象，弥漫着满满的欲望感。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说强调“阳物崇拜”,这一理论是站在父权制社会中对女性生理、心理方面的压迫，描述的是男性加给女性的生命体验，本质上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定位，女性不过是男性的“肋骨”罢了，女性对男性是崇拜与依附的，女性不过是个“第二性”。而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攻击。“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不过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女性根本就不存在阳具崇拜，反而是男性有女性生殖力崇拜，精神分析预设的阳具崇拜不过是男性补充心理的产物。”[5]杨建宏对梅溪的关注与爱就始于这种心理上的欲望，是一种对女性生殖力的崇拜与渴望。他沉醉在梅溪美好的肉体中不能自拔，就像一个不知满足的孩子一样沉溺在梅溪的火辣中。相较于男性，女性主义者更强调女性的欲望，文中多次提到梅溪对自己的丈夫不满足:“她总有旺盛的需求，哪怕在特殊时期，都会躁动不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三年前常亮突然不行了。刚开始，梅溪买了很多补品给他吃，后来发展到买壮阳药。再后来，两人悄悄四处寻医。”[6]作者甚至还揣测了常亮的心理，他慢慢地对梅溪的欲望感到害怕。在两性关系中，男性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作者别出心裁地将男女性爱关系进行了位置的调换，着重女性隐秘而独特的生命体验。同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弗洛伊德对女性的命运从来没有表示过特别的热心。显然，他只是把对男人命运的描述稍加修改，就变成对女人的描述。”[7]事实上“弗洛伊德眼中的女性不过是身体不健全的男性，没有独立性。女性艳羡的并非是男性的生殖器，而是对其象征的男性权利。”[8]梅溪在与梁局长跳舞和相处过程中曾无数次提过想要梁局长帮忙换一份轻松的工作给她，梅溪并未对梁局长动过心，只是想通过交易的方式，从他的权利那里获得捷径，这里无疑对生殖器崇拜发出了否定的声音。作者关注的是梅溪的命运，纵然命运坎坷仍像一只野玫瑰迎风独立地坚强生活，虽然她的生命因生病停止了，但那火热的记忆永远封存在了那片芦花里。

三、向阳而生

《情感成本》中的主人公柳叶是作者笔下最特别的一个。她不同于一心打拼事业的李梅云，也不同于虽追求过自己幸福但最后被迫回归家庭的梅溪，不管处在任何人生阶段，柳叶仍不放弃希望，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故事以邹文全争夺公司权利为背景，描写了柳叶作为邹文全情人的人生轨迹。在这过程中，柳叶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她毅然和自己的赌鬼丈夫离婚，明白邹文全无法和自己结婚索要赔偿款坦然离去。最终，邹文全夺权失败皈依佛门，柳叶和自己的同学重组家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柳叶是作者书中少有的勇于反抗自己婚姻的女性，她追求个人幸福，反抗不合理的现实，向阳而生。“几千年文明史上,妇女完全被奴化、矮化、妖魔化,维护男权的传统也被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成为一种无形的枷锁,使女性放弃反抗,丧失觉悟。所谓‘节义纲常’本来就是男权本位思想炮制的专为奴役女性而备下的精神枷锁,却变成了所谓‘天理’存在了上千年,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渗透到我们文化的各个层面,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9]柳叶在做出这个决定前，她的母亲也多次劝阻她，认为女性离开了男性就难以生存，不希望柳叶离婚。但柳叶以非凡的勇气打破封建枷锁的桎梏，唤醒积淀在千百年来女性血液中的自我意识，将自己的未来紧紧攥在自己的手中。柳叶这种勇敢趋向于光明的形象是与传统女性背道而驰的。“在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学文本中，女性的形象往往被描述和塑造成两类：天使和妖妇。天使体现着男性的审美理想，妖妇则表达了他们的厌女症心理。天使般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女性理想化乃至圣洁化的塑造表现出十足的男性趣味；她们要么是男性风流生活中的闪亮的点缀，要么就是以其逆来顺受和自我牺牲成就男性的陪衬物。”[10]文中提到柳叶作为邹文全的情人，在杰克向邹文全提出要柳叶来陪自己为条件换取利益时，一向乖巧懂事的柳叶找邹文全大闹一场，拒绝做男人事业中的牺牲品，努力捍卫自己的尊严。在邹文全眼中，柳叶漂亮、听话，是个很让人舒心的情人人选，她就像天使一样照亮了邹文全寂寞的心。但柳叶远比邹文全想象的要坚韧得多，柳叶在得知自己无法和邹文全有未来时，下定决心和他分手，并且要求五百万的赔偿费。邹文全是十分震惊的，他实在想不到一向乖巧的柳叶实际上是这样地不受他控制。作者瓦解了固化的天使妖妇形象模式，将一个温柔且坚韧的女性形象展现出来，是对男性作家父权制思维创作的一次颠覆，女性作家拥有更多的自由去描写真实的女性，在自由中去追寻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柳叶无所畏惧地追求着自己的幸福，不管是和邹文全在一起，还是和自己的丈夫离婚，亦或者是和自己的同学再婚，她都不惧别人的眼光，不惧传统道德的约束，永远只向着光亮出发，永远向阳。

《情感成本》一书中塑造了各样的女性形象，她们或坚韧或泼辣或温柔，但她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品质:努力改变自己的现状，追求个人独立、自由与幸福，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是千百年来无数女性抗争所延续下来的。现如今，虽然女性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女性拥有同男性一样的受教育权、选举权、工作权，女性渐渐走出了围墙，得到了更多的尊重与自由，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中仍然受到传统父权制观念和思维的支配，女性仍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根植于中国人生命中的“男尊女卑”观念并未从根本上被铲除。如何让女性真正摆脱男性的束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这一个需要值得深思的问题。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注释：

[1] 邓新华 章辉等.《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页

[2]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119页

[3] 邓新华 章辉等.《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版第172页

[4] 肖静.《情感成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7-28页

[5] 张良从.《性别差异与反抗话语：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建构》[J].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9版第2期

[6] 肖静.《情感成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版第35页

[7] 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8] 张良从.《性别差异与反抗话语：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建构》[J].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9] 戴冠青.《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国化进程》[J].东南学术，2010年第2期

[10] 邓新华 章辉等.《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