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会巴拿马》速评：与世界“约会”的意义

今天，我们为之感到振奋又不得不以严肃的态度面对的现实图景是：在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中，社会活动的全球化，全球各区域，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紧密合作与互动，已经发展出深刻的、普遍性的世界性联系，没有一种地方性的“世俗生活”或日常生活能够完全规避基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辩证影响”而被重构的命运，在整体的繁荣被创造的同时，地方性事件也越来越具有于全球卷起风暴的可能。无论是国家还是一个群体要理解“自我”和“他者”都无法脱离“全球的背景”，而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另一种真实处境：“我们处境的最突出之处就在于：无论我们乐意与否，我们正处在各种信念的相互竞争之中”。我们的理解如果要从对“各种信念的相互竞争”的确认走向更具有包容性、寻求更大的价值联结的认知，以推助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性风险”的“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以及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那就得把眼光放得非常长远”，增强历史意识，通过考察历史长时段中发生的变动看清信念变革造成的社会结果，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另一方面，则是把眼光放得更开阔，在“我”与世界的广阔联结里，认识各种信念、事件与社会结构、世界秩序建构之间的关系，思考如何经由有效的观念调整和由之而来的行动成就互助共赢的未来。从后一方面看，把眼光放得更开阔需要我们主动地走向世界，置身于宏阔的世界格局里思考、选择和行动。

如何走向世界？方式不一、姿态不同，在余熙先生那里就是与世界“约会”。作为“中国第一部巴拿马主题纪实文学作品”，《约会巴拿马》正是作家“约会世界系列丛书”中的一种。从抽象的层面，与“世界”约会显示了开放的眼光与态度，在具体行动的层面，“世界”则表现为有选择性的对象。余熙先生本为高级记者、摄影家、作家，又长期以自费、民间的方式致力于公共外交活动。向世界讲述中国，让中国更好地“看见”世界，达成双向的理解，是他步履不停、书写不辍、始终用相机记录广袤世界的光影及不同族群丰富的生活表情的动力和目标。由于有着明确的“外交意识”，他与世界的“约会”就特别偏重于探访那些还没有与中国建交、或者即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发现遥远而陌生的国度独特的历史积淀与现实之景，发掘“各美其美”的不同文化的非凡魅力，瞩望在相互理解、“美美与共”的基础之上可能被发展起来的良好关系。从全球背景下理解自我和他者的外交诉求、文化诉求出发的“约会”，意味着“走进”和“发现”；同时，约会还指向“平等地看待与交流的愿望”，不是强人以就我之见解，不是将自我中心的文化傲慢投射到那些不曾为自己所了解的对象身上，不是轻易地将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作为绝对的尺度去衡量他者、裁定“异乎我者”，而是欣喜于文化、历史经验上的共通性，也尊重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形态上的殊异性，甚至由差异当中看到互补互促的机遇。当行旅、记游、摄影成为超越个人闲情雅趣、有明确社会目的的活动，余熙先生的《约会巴拿马》以及“约会世界”系列就脱离了把行旅内化为精神苦旅、以观景览胜、欣赏如画的风景凸显“内面的自我”、扩充个人的心量以及用“技术化的观视”提供震撼性的现代视觉体验的种种范畴，他孜孜以求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记录陌生之地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风俗物象民情的全貌，并在有限的篇幅里做最充分的介绍。对个人公共身份的持守，决定了作者讲述的方式和观视的“角度”，“约会”实则对经过公共化的思想意识筛选的信息做了最大化的“呈现”，以达到“完整的认识”。这种叙述不仅提供了关于远方的他者的“知识”，也启发了我们去坚持一种有价值的信念——越是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时代，我们越是不能完全乞灵于整一的世界框架为我们自身和他者乃至全人类带来最大的福祉，而是应该祈望于文化的多元共生、区域性力量之间的均衡发展将我们引入更好的未来。

如果说《约会巴拿马》与“约会世界”系列展现了向世界敞开的一种正确方式，那么专辑中的三篇文章则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打开《约会巴拿马》的合理方式。“约会”到底有怎样深刻的意义，异域文化的光色怎样被作者的笔与摄影机所捕捉，现代文明与原始部落文明在当下时空中的并置所彰显的问题到底暗示了怎样的超越地域的文化挑战？“我们”与“远方”能够产生怎样的联系？答案和未完待续的思考都在文章里。

景外之人的视与思

——评余熙《约会巴拿马》

赵紫梅

将一处风景地作为一个选定对象，在山川鸟兽等实在景物之外，人是风景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景外之人是相对于景中之人而言的，景中之人如印第安人原始部落的原住民，有时往往并未察觉自己景中之人这一身份的存在，可以说景中之人是风景形成的一个内在元素。而景外之人则不同，他与这一风景地有着天然的分离，因而观察的方式不尽相同，也会有别样的观察视角与独特思考，景外之人是风景形成的外在因素。

聚焦本书的叙述对象——巴拿马，它于我们而言可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巴拿马运河是耳熟能详的存在于中学地理课本上的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的“世界桥梁”，但是巴拿马这个国家却有不少人不甚了解，很难说清道明。同时作为记者、作家和摄影师的余熙先生，在2016年5月前往巴拿马进行了为期半月的访问和深入交流，并记录下了此行的所观所知所感，由此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巴拿马主题的纪实文学作品——《约会巴拿马》。

作者余熙作为一个在巴拿马的外国人、区别于本地人的探访者，是巴拿马风景之中的景外之人，这使得他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一个全方位摄入的视角。本书从政治、文化、历史多个维度细致描绘了巴拿马的前世今生，前言部分交代清楚了此次访问旅行的缘由，而后第一章从巴拿马这个“色彩斑斓的故事之国”的自然形态与政治生态谈起，展开了一整幅异国风貌图。其后仔细介绍了首都巴拿马城的城市风貌和巴拿马国家的社会文化艺术及其具有代表性的特产。作者更是两次进入深山，探访了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收获了许多有关印第安人及其部落的独特的生存体验和风土人情。最后三个章节则主要探寻了巴拿马和巴拿马运河的历史沿革，以及旅巴华人的在巴生活。本书不仅有丰富的文字叙述，还有大量作者亲自拍摄的图片穿插其中，读者可以通过文字和图片这两种不同的观看方式来一窥作者观察巴拿马风景的视角。这一幅幅图片绝不仅仅是现实风景的复刻与再现，它经由作者的精心拍摄和巧妙排列，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包含着作者的观察与思考。正如段义孚先生所说：“与一幅画不同,相机捕获的孩子羞涩的微笑或傍晚的风景不仅是一种再现,而是一种包含了现实痕迹的呈现,这种痕迹是照射于经化学处理的胶片或数码相机传感器上的阳光被折射的结果。”它作为静态的呈现，蕴含的却是动态的绵延。

与景中之人不同，当作者进一步着眼于巴拿马这一地理学意义上的具体对象时，他以全新的眼光开始探寻这片土地上的别样之处。巴拿马自然风光之旖旎、风土人情之特别，作者用一幅幅摄影作品和绘声绘色的文字展现得淋漓尽致。巴拿马的首都巴拿马城是一个新旧共存、对照鲜明的城市。它的老城区“依然散发着欧美殖民文化的气息”，而新城区却是“现代化高楼鳞次栉比”。都说从建筑风格中，城市个性和时代特征可见一斑，巴拿马城也是如此，这里的建筑群落呈现出一种“单打独斗”的建筑风格，整体看来,建筑群落似乎缺乏内在的统一性与协调性。这可能与巴拿马作为殖民地已久、独立时日尚短，又被全球化的潮流所袭卷有关，从而造就出了在风格上冲突如此明显的特征。对于巴拿马新老城区的建筑风格的发现是作者作为景外之人的直观审美经验。

作者将目光投向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的自然形态和民俗风貌，也有各种各样的新奇发现。这里有活泼友好的野生吼猴，有沧桑淡然不着上衣的印第安老妇人，有充当哨兵的巨喙大鸟，还有因为识药材懂医理便可稳当领袖的酋长，以及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大学生。同时有一些古老的传统仍然存在，譬如他们印第安人是不会与外族通婚的，还有教育资源也相对匮乏。仅从作者两次入山的交通工具——独木舟，也可见“现代文明对这古老族群的文化袭扰”：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独木舟”，另一次则是“现代的玻璃钢质地,外层涂过仿木质颜色的油漆”的独木舟。这两种独木舟都有着现代社会的痕迹,“即尾部都安装有柴油驱动桨,一路噪声隆隆,在静谧的丛林倍显喧嚣”。可见这样的原始部落，一面保有着自古以来的自然淳朴的绿水蓝天，一面也不免为外界的新的文明所影响，是难有真正的与世隔绝的。新型文明与原始自然究竟是否可以互不侵扰，还是能够在融合之中和谐共生，这是作者作为景外之人的观察与深思。

除去地理划分上的景内景外之别，观察者自身的文化涵养与文明体验也是其观察风景的视角和思考的独特性的关键之所在，正如有学者认为“风景是一种观看方式，也可以说，‘我看故景在’，”而“不同观看方式会改变目击景象，激发不同的审美感情”。在面对新的他国风景时，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新异景物与自身熟悉的经验比照，从自身文明文化出发，去探析他国之特色。当作者探访巴拿马城的古城遗址时，便不禁寻找中华文明的痕迹，果然在这大洋彼端的另一个国度发现了来自中国的瓷器。还有印第安民间的花布织绣，它是巴拿马所特有的并流行于整个国家的大众化民间艺术品，花布绚丽的色彩不仅丰富了人们生活的底色，也织就出了印第安人的苦难史。有些大型花布,是由若干幅小的长方形花布组合而成,每一幅小花布上的图案都不尽相同,但它们所组合拼凑出来的是满满当当、相当完整的巴拿马社会民俗生活场景,作者将之比作“巴拿马版”的《清明上河图》。这些花布织绣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未受过专业美术训练的质朴勤劳的”巴拿马土著印第安女性。有的织绣作者十分巧妙地把巴拿马人民在艰难困苦环境中磨砺求生的场景充分展示出来,同时还有对近代西方殖民者残酷杀戮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奋力反抗场景的描绘。可以看到，这些民间艺术家的创作色调格外的炫丽,图案古拙质朴,十分写实同时又很接地气,颇似中国陕西“户县农民画”的风格。还有木纸公交模型和植物果实雕刻而成的肖型动物也是十分受民众欢迎的。从它们的这些文化艺术特征来看，巴拿马的文化样态是十分多元化的，这也正是其文明的魅力之所在，诚如作者余熙所说：“拉美文明以其巨大的包容性，延续并发展着它独特的审美影响力。”反观我们中华文明同样也是以其包容万象的强大魅力绵延至今，作者以己之心度人之景的方式正是景外之人的视角与思考的独特性之所在。

“风景不仅是被阅读的文本或者被欣赏的对象，而是一个社会文化和主体身份被建构的过程”，作为景外之人的作者也并未将其视角与思考局限于巴拿马的地理风貌和文化民俗。作者余熙不是一个普通的景外之人，也不只是一个出国游玩的旅行者，此次巴拿马的探访之旅他还将目光投向了巴拿马的社会动态与历史境遇，还有当地华人的生存境况，访问行程中也有相关专业人员、旅巴华侨华人、媒体记者等各界人士的接待指引，这拓宽了他观察视角的维度，也让他对于他和巴拿马的这场“约会”有了更深层面的认知。巴拿马因其运河而为世人所知，巴拿马运河也的确是巴拿马人民的母亲河，它处在连接着两大海洋的重要地理位置，这就决定了它注定不平凡的命运。作者余熙在前后三次的实地考察中发现，“巴拿马运河的百年历史简直就是与美国‘相伴相克’的磕磕绊绊的历史”。或者说，“巴拿马运河的百年历史,就是巴拿马人民挣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束缚奴役的苦难史。运河的前世今生,就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在不断反抗与斗争中形成的循环宿命。”巴拿马运河的关键地理位置使得它备受瞩目，也让巴拿马曾经一度处于板上鱼肉的地位，从而也导致它与美国关系总是很紧张，而巴拿马人也不太待见他们的邻居美国人。因为一次“国旗事件”所引发的高涨的反美情绪，让巴拿马遭受了惨烈的损失，但也可见巴拿马人民的血性，他们最终获得独立自主的主权的过程可谓是十分艰辛。而巴拿马运河如今是“世界上唯一一条允许任何国家的船只自由通行的主权国家内河”，更是难得！

在巴拿马老城区建有唐人街，同时还有多个侨团组织，定居巴拿马的中国人数量有30万之多。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之中，他们的相处十分融洽，“他们拥有同根同源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的骨肉亲情,在这里有根可循,有义可尊,诸多传统亲情理念形成旅巴华人强大的精神归宿。”旅巴华人携带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在这个新的家园和谐生活着。而中巴两国的交往也会朝着互助友好的方向继续前进，这与作者此次巴拿马的访问之旅和出版这本书的初衷不谋而合。

景外之人的视与思有其方式的独特性，同样也是根植于主体自身的视野与经验的。当我们探寻他国世界时，其实也是与本国的一次对望，和自我的一场对话。作者余熙以濡染于中华文明的眼光来探寻别样的巴拿马文明，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中诞出了这本填补了国内出版界中巴拿马国家这一题材空白的书。作者十分可贵的兼具记者的敏锐度和作家的感受力，以诗意的描绘、真切的感受、一手的素材和精心的图片为国人展现了巴拿马的独特风貌和古老的印第安文明。作者此行不仅为国人带回了诸多新鲜切实的异国风貌，还通过巴拿马主流媒体向巴拿马大众讲述了中国故事，让在地球另一端的国度的民众们听见了中国的声音，这对于两国的友好相交也是有益的促进。而当我们的声音和故事更多地走出中国，也会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

（赵紫梅，女，1995年生，湖北潜江人。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如何与巴拿马约会

——读余熙的《约会巴拿马》

刘宇欣

2017年，长江日报高级记者余熙撰写的《约会巴拿马》一书出版。早在2016年5月，这位对巴拿马有着巨大热忱的“先行者”已经前往了那片陌生神奇的土地开展交流和采访活动。余熙一直有着探求世界的巨大热情和投身公共活动的满腔激情，这本《约会巴拿马》，不仅是一本摄影纪实文学出版物，更是具有靠近性和吸引力的、沟通中外人民心灵的桥梁和纽带。余熙在用一个个脚印丈量巴拿马这个国度的同时，其作为记者的新闻敏感、作为作家的心灵敏感、作为摄影家的镜头敏感、作为画家的形象敏感和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交流敏感使得他展现的巴拿马风情极具“余熙式”的特点。此书虽然章节不多，容量却很丰富，行旅所见所记贯穿巴拿马的社会文化、历史沿革与风土人情，有文字、有图片，当然，更有由文字和图片所激荡出来的无尽想象。

在踏上巴拿马这片土地时，余熙就怀着最大的善意和好感来对待这位朋友，而不是仅仅将其看作遥远而陌生的他者。气象万千的巴拿马一方面延续着独特的原始文明形态，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推进现代文明的进程。昔与今、原始与现代的碰撞注定了巴拿马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正是这种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使巴拿马充满魅力。余熙以友好的姿态深入巴拿马开展民间交流，用步履去丈量这个壮美神秘的国家，用文字与图像表达对这个独特国度的理解与欣赏。

一、“左踏原始部落，右踩现代文明”

余熙在书的开始部分就提到，这是一个原住民区和行政省并重的国家。巴拿马的现代都市是繁荣的，首都巴拿马城就是现代化的典型，数以百计的外国银行、金融业、现代服务业和航运机构都设立于此。造型前卫的摩登高楼鳞次栉比，海滨大道车流滚滚、闪烁着宁馨的光芒，巴拿马城内处处都能看到城市发展带来的惊喜。

但是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不少巴拿马传统的文化艺术。书中，余熙专门写到了花布织这一艺术。它们有着强大的活力，十分写实又很接地气，余熙甚至用“巴拿马式的《清明上河图》”来高度赞扬其艺术价值。花布的图案一般为动植物或常见的生活用品，还有不少优秀的花布展示了印第安人艰辛的斗争生活和困苦中磨砺求生的场景，这类花布，堪为印第安人苦难历史的艺术见证。在民间街头，印第安妇女用巧手编织的这种饰品，在这些质朴勤劳的印第安女性手中一代又一代地散发着魅力，生命的积淀造就了它们不一样的美，并在不断延续。即使这些印第安织女未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即使在她们眼中织花布只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种途径，但是千百万次的重复动作，将物质的织布打造成了一种更为精致的精神文明，传承也就这样悄然无息地进行着，伟大的艺术生生不息。

看着书中呈现的形形色色的花布织，令人不禁遥想，这个文明曾做过怎样美妙的梦呢？摩挲着这些民间艺术品，感受着先人们对美的探求，感受到生命的温度介入到物质的实态里去，最后被打磨成更为成熟的形态，它们闪烁着曾经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踪迹中留下来的艺术的辉光。这种生命原始创造力的表达——不管是精巧逼真的天然果实雕刻工艺品，还是巴拿马民族绚烂璀璨的传统“腿饰”——都带有自发自觉性，先人们的制作体现的不再是单纯的对生存的追求的表达，而是用更深一步的设计，阐述着他们对美的探索和对生活与生命的讴歌。伟大的艺术让人着迷，观摩之，品味之，仿佛时间“更换了度量方式，不再以分、小时、周、月、年作分割，而获得了新的更辽阔的坐标，以千年起计。在此坐标中，个人变得渺小，但以另一种方式接近永恒。”

文明是一个很宏大的词汇，其真正的力量孕育于那些充满美感的创作之中。一个文明的繁荣与失落，被这些手工艺术品所呈现。工艺品上有着深刻的文化记忆，它们承载着一个文明的前世今生，传承着一个文明从古至今的文化形态。在今天平静的时光里，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当人们去回顾这些文化形态背后蕴藏着的当时人们的生命形态之时，像是品尝一杯混合的美酒，尝到茅台的醇厚、白兰地的饱满、果酒的清甜，耐人寻味，回味绵长。

在巴拿马人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巴拿马文明在向世界昭示着她强大的生命力。

巴拿马的艺术品将分隔我们的时空堡垒打破，而原始的印第安部落也将人与永恒而深刻的东西连接起来。当旅行的目的地来到了原始印第安部落——库纳村时，余熙絮语式的文风像为读者打开了故事镜头后的取景器，平稳舒缓，细致入微。

库纳村也不是没有过“生存危机”，在历史的更迭变化当中，在文化力量不平衡的发展当中，他们遭受过种种摧折，但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恩伯拉人，为了“天人合一”的生存之境的留存，冲向首都街头，与政府激烈地抗争。纠结无奈的政府终得良策：他们将部落开发成旅游景点，既保障了恩伯拉人的基本生活，给他们带来经济收益，也保留了他们原始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俗。

在介绍库纳村时，余熙格外提到一种“巴拿马冷水花”。这花初见不太起眼，可仔细看，似叶似花，叶片有粗硬或细软的毛，叶面发皱，上呈铜绿色，背面紫色，看似冷水般的平淡无奇，实际上形态丰富，色泽明艳。守在自然边生存的恩伯拉人就像这花一样，孕育着无限生命力与活力于其中。虽住在极为简陋的小木屋，过着与现代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印第安家庭生活，却也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没有水电煤气、高楼大厦，靠着村长一人持有的手机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但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可能，生命就能够绽放力量，凭着各自的气质创作出声腔各异的乐曲，演绎圆满的合奏，呈现出一轮祥和；虽然家里没有一件能称之为“家具”的物件，但是屋外到处可见植被花草，俨然不是地席天被，随处安家；外界不常见的稀有生物，到这儿却是“家常便饭”，有印第安人信赖的好友野生白面长臂猿猴，船一进港，便可见野生吼猴与船夫热烈地相牵相握，进村时能看见大个的“金刚鹦鹉”，毛发各色相间，极其夺目艳丽，还有其喙巨大的鹦鹉就守在各家的门前，像只大公鸡，憨态可掬，可爱至极。这里的生物都不似在城市的动植物园中一样被猎奇地观看，恩伯拉人从不用居高临下的目光去占有或逗弄它们，而是像朋友一样与之泰然共处。大自然和恩伯拉人保留了自己最本真的样子，睿智且值得，足以让人对这和谐的生命环境生起敬意。

在经济发展的时代，现代生活方式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在现代文明的不断推进中，我们却看到一些原始的生存方式逐渐被侵蚀，甚至最终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有些原始部落的乡愁已无处可置，甚至化为了文明废墟上的青烟。在余熙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原始文明存在的价值，也引起人们的反思：真正和谐的现代文明并不等同于高度同质化的文明，任何文明都不能试图去吞噬或者磨平所有差异，人类文明之树应当被允许枝桠斜出，而不是被修剪成整齐的符合特定审美观念的观赏盆景。古老的文明、传统的文化形态有其特殊意义之所在，就像王安忆在《匿名》一书中说到的：“你以为是蛮荒世界，其实这里那里，遗留着文明的碎片，暗示曾经的辉煌灿烂，在某一个巨大变故中崩塌，圮颓，又在某一个契机中重逢。”蕴含着先人们无与伦比的创造力的原始文明在原始部落中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激起现代人心绪的波澜，叫人或震撼、或忧惧、或悲伤、或狂喜，不住地想去细细体会原始文明的体温和脉动。库纳村和谐美好的发展模式让世界看到古老的传统被现代文明兼容的可能，也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余熙描绘出巴拿马特殊的文化样本，使人们更加理解世界文化多样性，这样的文化样本也提示了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的过程中，现代文明不应该是单一的发展形态和固定的文化模式，而应是多样而非单质的、开放而非封闭的、包容而非排他的、发展而非停滞的。整个现代文明“日日新”、“又日新”、生生不息的活力，恰恰体现在文明同与异的交织当中。

二、以沉重之历史，启光明之未来

看完了巴拿马社会和自然景观，余熙开始着意于巴拿马历史的展现。作者亲历的所见所闻与历史存留的材料互补，呈现出一个更为完整的巴拿马印象，这不是从故纸堆里打捞出来的历史记忆，而是站在今日巴拿马鲜活的生活现场所激发出来的文化阐释。我们可以通过作者收集到的一手资料和珍贵素材，回望巴拿马沉重的斗争史和解放史，感受到沉痛的过往打造的坚毅品质沉淀在这个国家的文化基因里，与今日不可低估的发展力一起塑造了今日巴拿马之为巴拿马的国家气质。

巴拿马的斗争史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巴拿马运河的归属权之争。但是区别于光秃秃的史料书写，余熙的一些语句和用词都更为活泼，标题也像故事书的名字一样引人入胜，为作品增添余味。有温度的叙事，再加上图片的穿插，让人仿佛在看一部生动的纪录片。有意思的是，文字上在讲述曾经争取运河开发权的历史，余熙却配着一些展现如今巴拿马运河使用状况的图片，文字与配图在时间上的“矛盾”，正展示出作者无意渲染过去的苦难，无意纠结于过去的历史纠葛，不是借由纠纷、角逐和博弈去强化某种不可化约的历史冲突，而是希望人们对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国家有更多的尊重，将目光更多地放在这个国家光明的未来。过去已然成为过去，历史的车轮一刻不歇地滚滚向前，巴拿马也在迎来变化发展着的大美之境。

可以感受到，余熙的讲解不是一种置身事外的旁白，他的字里行间都有饱满的情感投入。在对这个国家沉重的历史来路的讲述中，作者不仅仅只是想展示他们艰难的跋涉，他尤其是想要凸显这个民族的伟大精神，曾经的苦难带来的重负在今天的发展道路上转化成一种强大的内源性的力量，生发出顽强的意志，这样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魂，这是历史的馈赠，也是现代民族意识缔结的果实。巴拿马从一条艰险的历史长路上走来，正是其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努力，才形成了巴拿马如今自立自强的立国之姿。余熙写出了巴拿马的生命力，向世人展示这个国家虽经历了种种磨难，但仍顽强地追求独立，并在这种追求中以一种包容和谐的心态不断地发展着。

余熙写的巴拿马的奋斗史和发展史更能引起在曾经的历史文明中同样靠着不懈地争取和努力才获得如今光明生活的中华民族发自内心的感同身受，让我们对这位有着值得敬佩的尊严与荣光的朋友愈发生出一种“於我心有戚戚焉”的同情和理解，生出一种亲近感。这种亲近感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增进双边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带来平等的沟通与交往，带来更高层次的合作与共赢。这也是余熙的初心：“纪实文学著作应以人文交流为最高追求”。文化和文化间不应该互相区隔，而是应该互相合作、共求发展。

三、寻美旅程永不停歇

《约会巴拿马》是一本优秀的摄影纪实文学作品，摄影纪实文学处在摄影和文学的结合地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摄影是视觉艺术，文学是语言艺术，二者各有优点，图片与文字完美配合，形成一种直观与想象皆有的艺术表达，这也是摄影纪实文学的一大特色和亮点。余熙的文字和图片编排，显然是花了很多心思的，它们互相联姻，彼此互补。譬如介绍巴拿马的经济状况时，作者配有一张“巨鲸与邮轮嬉戏”的照片。现代化的脚步是不可停止地向前迈进，但诗意的自然不曾退场，二者深情对话，展示出人类真正的文明之境；最后一章写旅巴侨人的生活，一方面用文字描述侨胞们在巴拿马城的生活现状，一方面又可以看到制作于光绪年间的木质对联在海外游子手中被保存完好的照片，时间的流逝仿佛被阻断，古今交错间，血浓于水的传承在异国他乡一代代的华侨同胞中永续，感动长存。

余熙的文字追求语调的庄重，记录的真实，书中的图片却更加直接和鲜明地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印象深刻的是一张带着些许写意的照片，余熙是在向读者展示在巴拿马的崇山峻岭中，古老吊桥仍然是主要的出行方式，但是图中，几乎与古老吊桥占据了差不多版面的，是一大簇开得灿烂的小黄花。看到这张照片之后，仿佛真的置身吊桥之上，竟亦生出些浪漫的想法来：不知道小花的花期，只是凭借自己的想象，想象冬天漫长、刺骨的寒冷，令人痛苦难耐，但是那些花仍开得热烈，迎着风，骤雨素花净、并逐一双影；想象古老的吊桥是一个神明，黄花是他的信徒，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关于梦想、永不放弃的事，和不会忘记的人。

在平淡的纪实照片中，思绪却常常飘得遥远。图片带来的旅程，更多地在展示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我们可以窥得细微处的感动，展开浪漫的艺术想象，释放自己对生活和生命美的探求的冲动。这种捕捉美的动因意味着新的可能——更多人将怀着寻美的渴望、与异文化交流的开放心态来到这个国度开启旅程，怀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善意，借由心灵、眼睛、摄像机对这个国家展开新的探索，以此扩充艺术的视野，完善个人甚至国家的文化世界的建构。

余熙刚刚抵达库纳村时，感叹着这部落环境的优美，青山、绿水、蓝天、高树、鲜花……恩伯拉人一辈子都在这样“凸显着原始淳朴的、几乎找不到被现代文明所戕害”的自然环境里，感受着自然何其伟大并心存敬畏。不光是巴拿马原始部落充满着勃勃生机，巴拿马整个国家那本能的、强烈的、充满韧劲的动力，都让人觉得惊艳。在“约会巴拿马”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欣赏、赞叹，从解读中理解这多元和谐的文明，从凡俗中理解不朽。在巴拿马这片土地上，我们从多样的形式中窥见了人类相通的情感，对美的追求、对爱的渴望、对英雄的膜拜，探索到在茫茫时间长河中人类对战争的伤痛、生命的神秘与苦楚、宗教神明赋予的救赎作出的回应。即使未曾亲自置身其中领略那番动人心弦的震撼，也能在阅读的感悟中体会到从悠悠岁月里寻找灵魂共鸣的快乐，并以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力的遐思。余熙的笔墨触发了人们翻腾的好奇心与同理心，由此启发了那些追求更高境界的灵魂对话的人们对人类社会共同本质的探索，最后我们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比想象中要多得多，而这，正是人类谋求一切福祉的开端。

（刘宇欣，女，1998年生，武汉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从“我”走向“我们”

——《约会巴拿马》读札

张博瑾

在关于“旅行”的文学叙事中，作者基于自身的精神需要而踏上旅途的并不鲜见。比如，为了寻找被礼教束缚的性灵，古代士大夫往往隐遁于山水之间；又如，为了纾解面对西方他者的焦虑，近代东洋文人在秦淮河畔苦觅古典中国的遗风；再如，为了反抗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大众观光，当代知识分子纷纷踏上“文化苦旅”……在这类私人化的旅行叙事中，作者呈现的“所见”往往反映着其心灵的脉动。因此，当读者阅读这类文本时，他们诚然可以欣赏风景，但更多地是在探寻作者的精神世界。

余熙的《约会巴拿马》显然有别于上述旅行叙事，因为作者的叙事旨归不是表现自己在旅途中获得的心灵解放与心灵升华，而是促进不同民族的尊重互信。在这种写作目的的驱策下，余熙规避了那种以个人体验遮蔽客观“风景”的叙事倾向，选择作为“导览人”向读者呈现异国的风土人情，从而帮助读者了解真实的巴拿马。不过，虽然余熙在叙事过程中努力消隐个人化的“声音”，但他的“导览”并非“漫游”，而是有着较为明确的价值指引：不但要呈现巴拿马“风景”，还要启发读者思索“风景”背后的人类问题。比如，吼猴与印第安船工借呼啸传情达意、巨喙鸟化身土著民的忠实“哨兵”，这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场景在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的当下何其难得。又如，来源于西班牙文化的傩面艺术品、融合了印第安土著文化与非洲文化的巴拿马服饰，这些彰显拉美文明巨大包容性的风物恰恰引出了人类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化解文明冲突的议题。再如，光鲜楼宇和污秽街道参差对照的巴拿马新城、徘徊于古老传统和现代文明之间印第安部落，这些矛盾重重、底色驳杂的地理空间无疑暗示着世界各国正面临的现代性困境。概言之，余熙笔下的巴拿马“风景”俨然成了一个“认识装置”，读者经由它得以严肃地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由此回溯作者的叙事起点，我们不难在作者的儿时记忆——上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声援巴拿马爱国运动——与作者当下的异域体验之间勾勒出内在的精神联系：一种和他人休戚与共的情怀。

不过，作者并未将异域体验仅仅视作完成自己写作目的的工具。因为一切将人或物工具化的行为背后，往往有冷漠的自我中心主义，这个“自我”既是个人意义上的，也是阶层、族裔等群体意义上的。异域体验既是方法，也是目的，作者去往陌生的空间，固然是为了通过理解他人进而理解自己，但他最终要将他人与自己联结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我们”。因此，作者并不满足于置身事外的“观看”，而是努力与此间的人们建立生命的联系：他聆听菠萝园主满怀自豪与憧憬构想自己的商业蓝图，也为印第安部落原住民的生存窘境而忧心忡忡。正是在人我的情感共振之中，作者为“促进不同民族的尊重互信”这一宏大命题提供了自己朴素的理解，那就是：努力与他人共情。在此意义上，“促进不同民族的尊重互信”并非独属于精英的伟业，即便是普罗大众也同样可以为之努力。当作者在无形之中揭示出如此平易的道理时，读者未必不会受到鼓舞，最终使作者个人的“义不容辞”转化为更广大群体之“夙兴夜寐”的先声。就此而言，作者的旅行叙事不仅引导读者“沉思”，还动员读者去“作为”。

作者凭着自己的同理心将“促进不同民族的尊重互信”这一宏大命题从国家叙事的层面落实到普通人的行动层面的同时，他并未忽视命题本身的严肃与复杂：他站在“往昔”和“当下”交汇的时空坐标上，基于近代以来受压迫民族反抗强权、争取平等的历史线索与“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这一历史判断来体现“促进不同民族的尊重互信”之必要性与艰巨性。反映在具体的叙事之中，便是作者试图将巴拿马打破殖民枷锁的“前世今生”与旅巴华人“挣出‘哭墙’”的沧桑百年进行对照，引导读者从中提炼出某些共通的历史经验，从而更加务实地回答“促进不同民族的尊重互信”这一时代命题。首先，作者并未回避近代以来中巴人民各自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尊重所付出的代价，正是因为从历史的沉痛之中认识到不同民族间的互戕往往导向两败俱伤的结局，所以促进彼此的理解、尊重、协作便有了“殷鉴不远”的省思意义。当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幻想公理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因此在道义失效之时，“抗争”往往是一个民族取得他人尊重的必由之路。在作者的巴拿马历史速写中，是“国旗事件”点燃的反美怒火加速了巴拿马收回运河主权的历史进程，最终使巴拿马摆脱了帝国主义的阴影；至于旅巴华人现今的安泰境况，也是依靠数代人接力式的抗争方才得来，比如1913年旅巴华人通过联合罢市的方式抗议当局的排华政策，又如2011年旅巴华人借助示威游行敦促巴拿马政府尽快侦破华裔青年被害案……虽然作者并未在自己的历史叙事之中明确指出华人的抗争行动与其生存境遇的改善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在拨云见日的当下向忍辱含垢的集体记忆凝眸，已在无形之中建立起一个“迹所从来”的意义结构，由此启发读者“明所将往”。不过，真正让一个民族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信任的，还是“担当”。无论是巴拿马政府扩建运河船闸便利全球国际贸易，还是旅巴华人投身实业助力巴拿马经济发展，都是昔日的弱势民族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不忘谋求全人类的福祉，最终为自己正名的体现。唯有一个民族具备了捍卫公理的底气，其他民族才可能遵循公理与其交往。因此，即便作者最终将中巴人民之苦难史的多维精神向度归结到展望新型国际关系出现的自信豪迈之中，他也没有遮蔽“促进不同民族的尊重互信”这一时代命题内在的沉重与艰辛，那就是：平等只能依靠每个民族自己争取，而不能期待他人施予。在此意义上，作者不是基于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来理解前述时代命题的。他告诉读者，尽管“同理心”内在的人道主义精神应是人类回答这一命题的根本立足点，但是现实的峻切仍需每个民族，尤其是尚未完全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民族不为人性的光辉所眩惑，转而以冷静、务实的步履穿越风雨如晦的荒原，向命题所呈现的光明前景跋涉。至此，作者的叙事重心又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层面的“我们”回到了国族意义及个体意义上的“我”，但这并不意味着写作格局的收窄。因为，“我们”的概念毕竟在很多时候还只是一种构想，唯有每一个“我”看清了理想落地过程中所必须克服的障碍，并以自省、自新的精神化解重重阻力，各尽其责，真正的“我们”才可能诞生。概言之，回返至“我”最终仍是为了走向广大的“我们”。

或许在四年前，作者对“我”与“我们”的思辨更多是从中巴建交的历史意义生发而来，而四年后，在疫情阴云尚未完全散去的当下重读《约会巴拿马》，审视“我”与“我们”的关系便带有思考人类该如何共克时艰的意图。如今，病菌不仅重塑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心理空间。当疫情对人类社会的消极影响通过“口罩”“测温枪”“通行码”“隔位就座”“封锁”“猜疑”“偏见”等符号表现出来时，敏感的人们也许会意识到，这些被疫情更新或扩充了意义的符号正以或温和或尖锐的方式消解人与人之间原本就十分稀薄的连带感，将人类逐渐区隔成一个个孤岛，使“感同身受”变成一种愈发奢侈的情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要屈服于这种被迫的区隔状态甚至以这种区隔为荣，因为它可能将人类引向对“超人哲学”的耽溺，最终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冷漠与暴虐。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层面的“我们”从来没有过一刻，比现在更需要一种与“他人”建立起生命联系的热忱。它不能仅是一种冲动，而必须转化为坚定的、切实的行动。在此意义上，《约会巴拿马》所呈现的作者的世界视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使命感，以及此书的存在本身所象征的担负前述使命的行动力，都促使国族意义与个体意义上的“我”在疫情时代踏上沟通一个个心灵孤岛的行旅，让源于“共情”的“各任其能”作为带领“我们”走出旷野的风旗，最终抵达属于全体人类的迦南之地。

（张博瑾，女，2000年生，武汉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