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革命的乡愁与历史的风度
01
《纪念碑》开端像一个紧张而惊险的悬疑故事，压抑的气氛，暗影憧憧的人物命运。一对上海青年在大时代中被命运拨弄，是我们在知青文学中常见的情节与人物形象。男青年在革命初期贴出大红决心书，到偏远山区插队落户，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改造自己，一时成为学校和社会的风云人物。实际上他是去追随女青年，在偏远山区，他收获了爱情与事业，成为全民所有制大企业的员工，满心欢喜地等待未婚妻的加入。不料形势急转直下，中央政策允许插队知青返回城市，他心爱的姑娘离开山村回返上海，并且爱上厂长的儿子，他揣上一包雷管回城报复，在弄堂里，炸死了居委主任姚大姐。
实际上，这位满腹怨气的返城知青，对整部作品来讲是无关紧要的人物，却牵连着众多故事线头，他的一个举动，颤动的是整部小说中的时代脉搏。同样无关紧要的是背叛男友的女青年，她嫁给了纺织厂厂长的儿子，直接引发了暴力事件，但在小说的开端部分他们几乎是隐形的，只出现在别人的口中。他们是被作者埋伏深远的线头，牵连着百废待兴的企业改革（丈夫是企业改革和合营的一方）、新生的政治力量（女青年的弟弟，娶了故事主角史引霄的女儿）、后续的“拨乱反正”（二人的举报贪腐和忏悔）。而恰恰是这个爆炸事件彻底打乱了史引霄家隆重而各方现身的生日晚宴，也把史引霄生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呈现出来，树立以牺牲者姚秀琴工作地桃浦地为模型的街道工作方式，建立专职调解员，处理基层涌现的社会矛盾。
从小说的开端可以看出《纪念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小说，而是融合了传统文学的笔法，枝节繁茂，人物众多，讲究草蛇灰线，藏与露的比例。小说上卷《绝尘》使用了大量篇幅书写史引霄因知青返城的爆炸事件而未遂的生日晚宴，也是以中国传统文学的笔法，虚写场景，实为写人。史引霄一家，丈夫著名画家平楚，三女一子，处理家务女孩（战友的女儿麦蛾），儿子的前女友、现女友，楼上的医生夫妇、退休干部朋友，平楚同父异母的姐姐翠姑妈、侄子李沫丁，司机小贝一家，办公室主任、副区长等因为这场暗地里组织的生日宴会，悉数被组织在一个事件中。每一个人物的生活前史和现状随着他们的到场，也有条不紊地缓步出场。小说开端的突发事件和生日宴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装饰性的，他们本身是为了引出人物和其他事件，大幕将开，它们是写作者组织完备的故事踪影。
02
《纪念碑》的故事属于当代文学中久经耕作的领地，历史叙事的方式也在众多作品中多有演练。所不同的是，它所叙述的时代处于新旧的交接点上，处在革命往事与改革故事的交叠部位，作家在作品中要解决的是对已知或者可知的事物的描述，或者说曾经知道又被遗忘的，通过适当的“故事”方式去召回。《纪念碑》的叙事过程跟海登·怀特在《历史叙事的结构》中提及“历史叙事”的三种表现方式有参差的对应关系。首先小说提供了一个有开头、中间、结尾的“故事”，小说的核心是改革开放以后区长史引霄一家的故事，围绕在她身边不同立场、阶层的人们都被新时期社会的大变革唤醒了生机，在大时代中面临种种变数和问题，历经蜕变和成长，小说截止的地方恰恰是一种情绪和变化的收束之处，尘埃落定，一代人以不同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也经历了时代的考验释放出自己的特质与选择。其次，尽管小说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纷繁复杂支脉横生，自始至终它是一个整体，围绕的是人与时代、历史的话题。第三，它“解释”了这一变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不是遵循某种普世的因果律或关联法则，而是“展示”一件事情引发另一件、一系列事件生发另外一系列，或者一种情况转化为某种情况使得书中的人物在其中反应，而在同一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凭借知识来预见他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反应。《纪念碑》在这一点上不够理想，预见和后设的历史视角榨取了展示部分余裕空间所可能产生的丰赡和思想。
《纪念碑》在可知和现实层面上是史引霄的新官上任，着手将以知青为主的英华公司打造成一流的民营企业；完成双西改造工程，打通交通咽喉，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以桃浦地为试点，培养更多的像姚秀琴那样的优秀基层干部。每一个任务都是一个“故事”推进的路径，充溢着历史、人性、立场的交锋。在家庭内部则是子女们的成长与婚恋故事，丈夫平楚的创作力旺盛，沉浸在对历史和往事的美学表达中。平楚的绘画、史引霄在官场上遭遇的掣肘，雪弓的爱情、青玉的身世等等，都把故事的方向隐约指向革命时代。那里有他们激情火热的青春和战斗，苏北敌后武工队的经历，与战友们一起的革命往事，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日常回眸中，有一种浓烈的“革命乡愁”，也是一个巨大的容器，承载着现实故事的前情与债务。
往事中有真挚的友谊，史引霄、盛若兰、姚秀帘三人情同姐妹。史引霄和盛若兰又一起参加革命，打入国民党队伍，后又参加新四军，青春往事美好而纯粹，她们的友谊维持了一生，即使若兰下落不明，仍然彼此牵挂和寻找，守护后代。往事中也有抒情的部分，平楚一直以画笔，再现历史的壮阔与美好瞬间，沉醉在往昔壮美的世界中，为烈士寒城的身后事积极奔走，始终与黑暗势力斗争。革命时代的爱情往往是牺牲，姚秀帘瞒了大半生丈夫去世的真相，平楚、萧瑟都对爱情做出了牺牲，但他们不怨天尤人，而是甘愿承担责任，维护历史的尊严。老一辈革命者与苏北的战友、老乡亲若一家人，完美诠释了革命往事中的友谊、信任。与此相悖的是，文汉兴这种得势掌权之后篡改历史的官员，徐亦道、何弱之、钱龟龄这一类意志薄弱，在资本横行的时代失去立场，被权力、金钱和欲望所捕获，背离初心，还有革命年代的投机者余芳菲，靠着姿色和心机上位。除此之外，史引霄的子女们如史青玉被时代扭曲而错过的爱情，史雪弓下乡到苏北，与大地主的孙子晏枰一起构建乌托邦的经历，恢复高考，出国留学，被爱情与友谊交织的人生光晕，沈水珠与史引霄一家带有中国传统气息的忠义与守护等等，让《纪念碑》的故事一路延展开去。这些被挑拣出来的人物和故事都是小说的叙事路径，他们彼此交叉，被掩盖在庞大的叙事丛林中，保罗·艾科说，森林是所有叙事性文本的隐喻。森林又是博尔赫斯的那个妙譬，“是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即使林中没有已被人踩出来的明显小径，每个人仍能追循自己的路径，决定在某棵树前左转或右转，而且在遇见每棵树时都会做出选择。”《纪念碑》在大的历史脉络上过于清晰的结构，并没有阻碍纷繁的故事和人物为读者留出的丰富想象空间，在“革命与乡愁”的丛林中，点缀着众多未被开启的秘密。
《纪念碑》中最主要的两种对立人物形象在历史和现实中几乎是按比例出现的，他们的命运和结局符合年代正剧的范式，尽管剧情纷繁复杂，大历史、改革、创业、爱情、旧家族新儿女、战争、怀旧甚至家务事儿女情，但其要旨仍在于正本清源，叙写邪不压正的朴素人伦家常，好人多磨难却不失风骨，而坏人终被历史清算的总体情节。这个问题是不同时代、心境、出身的写作者和阅读者，存在分歧的关节，正是在作品的关键之处，站立着作者不可修正的潜意识和自我形象，《纪念碑》的潜在和显在的文本中有写作者独特的个人记忆和情感选择，是他们独有的见证与回望。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