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种更好的生活
关键词：韩少功 《马桥词典》 《暗示》 《山南水北》 现代性反思
梳理韩少功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创作，不难发现有一条思想主线始终贯穿其中，即对“现代”的追问和反思。在80年代，韩少功是“现代”热情的倡导者，到了90年代，他开始变得犹疑，开始对“现代”的种种弊病展开严肃认真的研究、反思和批判。无论是倡导还是反思，韩少功的文学和思想始终都有着强烈的社会关切，它们对当代世界展开更为深刻的批判性理解，进而为想象一种更合理、更健康的现代生活寻求、提供丰富多元的精神资源。韩少功的写作由此一次次越出所谓的文学边界，一次次打破文学桎梏，实现了真正的文体自由。在刘复生看来，以韩少功、张承志等为代表的作家进行的“越界”写作，“是当代中国真正了不起的思想创造和文学创造”[1]。本文作者同意这种看法，在今天这个时代，文学如果还想有什么作为，如果还想和我们的生活产生有血有肉的联系，必须要有韩少功般革新和创造的精神与勇气。韩少功是最有思想的当代作家之一，他在现代性反思这一主题上走得比任何一位当代作家都远，但对韩少功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能和他的真正贡献相匹配，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为此，本文作者愿意深入韩少功为我们提供的这些思想资源，勘探韩少功的思想脉络，揭示其中蕴藏的思想史意义，更重要的是，昭示其对我们当下生活的有益启示。
一、《马桥词典》：用语言照亮文化的暗夜
《马桥词典》出版于1995年，但韩少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在为这部词典体小说“做准备”了。1974年，韩少功离开知青下放地汨罗回到城市，后来断断续续回去做过一些类似田野调查之类的工作，试图记录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在写于1984年的《文学的根》一文中，韩少功在谈到乡土文化时提到，凝结于乡土中的传统文化，虽然更多属于不规范之列，不入正宗，大部分鲜见于书本文字，但它们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它们就像是地底下的岩浆，翻滚着、涌动着，潜藏于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韩少功认为，对作家来说，更值得注意的，不是地壳，而是地底下的岩浆。此时的韩少功关注更多的是作为“规范文化”之外的地方文化、民间文化，认为它们才是“文化的根”，并认为，在中国轰轰烈烈地改革、建设、走向现代化时，不应忘记的还有“民族的自我”，作家们应该努力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找到自我，应该在现代观念的参照下，“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2] 到了90年代，文化语境发生了急速变化，韩少功对他记下的这些富有文化意味的素材的兴趣已不再是像80年代那样，试图从中找寻民族的自我了，它们在90年代强势的全球化、现代化文化潮流中一下子黯然失色，突然成了文化上的一片暗夜。90年代身处刚刚被设立为经济特区的海南的韩少功对此有很直接的感受。
1988年，韩少功初到海南，一次买鱼的经历让他发现，当地卖主身处拥有全国最大海域和不可胜数的渔村的海南，理应拥有最多的关于鱼的词汇量，却在回答关于鱼的品种问题时只能笼统用“大鱼”“海鱼”作答。这当然只是普通话对方言的极大简化。他们复杂、丰富的生活在普通话的屏障下只能简化成笼统不当的语言，这样的简化很难说不是一种巨大的遮蔽。韩少功由此想到“共同语言”“公共语言”所潜在的风险——它们常常造成非公共语言的暗夜，与之相伴的是感觉和生活的遮蔽与删除，这是韩少功所警惕的。他不愿让不同语言的交流成为一种抵消或者是消灭，他希望在交流中双方的声音都不被轻易删除，各自能够“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3] 在韩少功看来，在全球化的文化潮流中，这种守护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当一种话语过于强大的时候，其他“不一样”的人生故事很容易就“消失不见了”，韩少功不愿让这些“不一样”被轻易抹去，他要让人们看到这些和占据主流话语的叙事不一样的人生故事，这也是韩少功写作《马桥词典》的最初动力。
在韩少功看来，“马桥”是千万个中国故事中的一个，千千万万个“马桥”共同构成了“中国”的现实，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足以描述这个巨大的现实，足以诊断它的重重困局，所以才更需要小心，避免陷入理论的陷阱，更需要深入具体而微的生活。韩少功选择把语言当作马桥生活的一个载体，他试图从语言入手，深入马桥世界的内部，揭示其自身的肌理。他也相信语言本身即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语言深处，有某些特定的价值观念在暗中驱动和引导”。[4] 而公共语言常常就为某种价值观念提供了压迫其他价值观念的机会。正是因此，才更需要对既有的公共语言保持警惕，才需要守护各种细小而微弱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马桥词典》正是韩少功反抗公共语言霸权、守护一种非公共语言的产物。那么，《马桥词典》究竟守护了怎样的一种非公共语言？这种语言对公共语言又有怎样有益的补充和修正？这样的守护和现代性反思之间又有何种关系？
《马桥词典》用一个个词条细致地讲述了马桥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马桥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特殊的用语。马桥这个世界与“现代性”规训下的世界有点格格不入，它常常无法在所谓的科学、文明、知识、理性、进步、发展等话语中得到确切的解释，它的很多逻辑恰恰是与上述话语相反的。《马桥词典·罗江》里摆渡的老倌子根本不会算账，为了要到几个人的船钱，跑上几里路，丢下河边一大群客人，一点不觉得可惜；地方志里记载的历史与人们口头上相传的相去甚远，同一个人，在地方志里恶贯满盈，在马桥人的口中却是真龙天子再生（《马桥词典·马桥弓》）；在马桥人的词汇中，没有同宗、同族、同胞这类的说法，他们用“同锅兄弟”来描述这类关系，血缘的关系似乎还比不上一起吃饭的关系（《马桥词典·同锅》）；马桥人结婚如果婚礼上没有人对新娘做出厚颜和狂热的举动，对夫家来说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会让人看不起，也会让新娘以后无脸做人（《马桥词典·放锅》）；马桥有个“神仙府”，府中住了从不下田干活的“四大金刚”，他们终日快活逍遥，下棋，哼戏，登高望远，腹吞古今，胸纳山海，有遗世而独立的飘逸之姿。村民们看见他们，自然嘲笑他们的懒散，他们却不以为然，反而看不起村里人，笑他们终日忙忙碌碌，一辈子苦若牛马，甚是可怜，比不上他们“邀日月为友，居天地为宅，尽赏美景畅享良辰大福大贵”，他们是与世俗世界格格不入的人，“他们是这个世界里已经坍缩和消失了的另外一个世界”（《马桥词典·神仙府》）；马桥人嫌恶“科学”，他们认为科学就是学懒，他们不认为现代城市有什么先进的，不过是一大群科学人聚居的地方，也就是懒惰的人聚居的地方（《马桥词典·科学》）；马桥人形容聪明和愚蠢的用词与普通话是刚好相反的，在他们的语言中，“醒”是愚蠢，“觉”才是聪明（《马桥词典·觉》）；以前的马桥人结亲的要求有点不太合我们的常情，他们忌收处女，往往更愿意让女方未婚先孕，他们还对第一胎怀有敌意，常常要杀死长子，听来匪夷所思（《马桥词典·撞红》）；在马桥人看来，万事万物都有它们的意志，有它们的生命，他们把“肯”这个带有人的心理趋向的字用得很广泛，不但把它用在人身上，还用在万事万物上，“这块田肯长禾”“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这条船肯走些”“本义的锄头蛮不肯入土”，田、柴、船、锄头等，都有它们自身的生命和意愿（《马桥词典·肯》）；马桥人把任何一种衰落的气象都叫作“散发”，包括人的死亡，后来有了电视，老人们会害怕人从电视里得到了太多的信息，被激发了太多的欲望，难以聚合，更容易散发（《马桥词典·散发》）。
《马桥词典》最重要的贡献或许就在于它展示了一个和“主流”世界迥异的马桥世界。它通过一个个词条抵达了马桥世界的深处，也通过这些词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马桥世界的丰富和自足。当然，韩少功没有止步于此，他更大的关怀在于他要揭示全球化时代、现代化进程中屡见不鲜的“语言暴力”所造成的压迫和不公。如尚群所言，《马桥词典》中的叙事主线——方言仅仅是一种表象，更重要的是它承载了被主流遮蔽的边缘性的价值理念和生命形态。韩少功对马桥方言的细致解读，远远超过单纯的语言层面的关注，更重要的是经由它们，照亮被普通话遮蔽的语言暗区，昭示隐匿在语言背后的强势文化对边缘文化的压制，由此进一步“反观全球化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的教化意图”。[5] 在这部小说中，马桥世界不再是沉默的、边缘的他者，它是可以言说的“我”，在一场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对话中，它最大限度地阐释了它自己。在文化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潮流中，在进步主义、发展主义、现代化主义日渐成为一种衡量所有文化的价值标准时，韩少功通过对这样一种民间文化、地方文化的张扬和守护，抵抗了全球化时代甚嚣尘上的各种意义专制、各种文化霸权，重申了一种最简单却常常被人忽视的理想——它关乎平等，关乎尊重，也关乎人的精神的解放与自由。
《马桥词典》的形式选择同样值得关注，它与韩少功对“现代性”的反思紧密相关。事实上，韩少功对现代世界意义专制的反抗正是从他的文学创作的形式开始的。韩少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选择放弃传统的以情节和故事为主线的小说而选择词典这样的文体，是有他深远的考虑的。韩少功从70年代末开始写作小说，到90年代，已经写了十几年小说的他却开始厌恶这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他认为在这样的传统小说里，占据读者和作者视野的只是一些主导性的情节、人物和情绪，很多更重要的东西在无形中就被删去了。在他看来，这样的小说虽说可以作为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但它实际上离真实的生活已颇为遥远——真实生活中的人常常处在多个因果链条之中，每一个因果链条之外又还有众多的物象，它们同样是组成我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在这样复杂交错的因果网中，以主线贯穿的小说霸权可以说早已失去了合法性，同时，隐藏在小说中的意识形态——被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所塑造的意义观也通过这种传统小说被一次次地自我复制，一次次地借由小说申明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没有意义的。韩少功反对这样的意义观，他更愿意相信世上的万物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等的地位，所以他才会在《马桥词典》中不厌其烦地写下一棵树、一条江、一个听来的故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一个词，以及与他们有关的种种细节。这也是韩少功野心勃勃地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的原因。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韩少功毅然弃绝了“小说”，选择了能更自由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也能更自由地伸张万事万物意义的词典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桥词典》的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反思现代世界意义专制的一致。
二、《暗示》：现代知识危机的诞生
1967年，理查德·罗蒂主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出版，“语言学转向”这一思潮开始流行，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关于语言问题的理论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讨论，语言问题逐渐取代了传统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成为新的主流。在这一思潮中，语言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世界产生联系最重要的一种媒介，甚至成了关于人们的认识的全部。在写作《马桥词典》时，韩少功多少有点受到西方哲学中这一语言学转向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韩少功笃信“人只能生活在语言之中”[6]，“我们几乎不可能离开语言来感受与思考这个世界。这意味着，对我们来说，一个靠词语造就的世界几乎就是世界本身。”[7] 在这部小说中，一个个词就是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大课堂的入口，是通向马桥世界的钥匙。但在《马桥词典》之后，韩少功很快就在关于语言与生活的思考上走得更远，他发现在语言之外，生活其实还有更丰富的细节，它们同样是真实的生活，但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他试图闯入这些言说之外的意识“暗区”，“用语言来挑战语言，用语言来揭穿语言所遮蔽的更多生活真相”，以此来看看那些语言未能到达的地方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着。[8] 这时他已跳出了西方语言哲学的潮流，有点像要站在它的对立面来论说，“好像要跳到语言之外，对语言这个符号体系给予怀疑、挑战、拆解，最后追击到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老巢，重炮猛轰一通”。[9] 他不太认同西方学界常用的“人——言”分析模式，更愿意使用“人——符号（象＋言）”的框架。《暗示》便是用这一框架分析生活的产物。它是一本关于具象的书，一本读解生活中的具象细节、关注这些具象的意义成分的书。可以说，《暗示》是韩少功对《马桥词典》的一次反叛。那么，《暗示》是通过怎样的形式来展开这样一种具有自反意味的讨论的？它发现了语言之外怎样的生活？它揭示的语言与生活的关系对我们理解真正的生活有何有益的启发？
《暗示》采取了和《马桥词典》的词典体相类似的笔记体的形式。笔记体的选择与韩少功对“文学”在今天这个传媒时代的作用的思考紧密相关，在传媒发达的现代社会，文学的认知功能已经大大减弱，人们很容易得到各种信息，在韩少功看来，文学写作者描述各种新鲜事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描述这些事是如何被感受以及如何被思考的。出于这样的考虑，韩少功选择了前人那种可以将笔墨聚焦于感受方式和思考方式的笔记体。这样一种具有后现代精神的形式本身就是对追求整体性、宏大叙事的现代叙事方式/思维的挑战。《暗示》比《马桥词典》走得更远的另一点在于，后者的故事、人物还相对独立，可以自成一体，《暗示》则将故事和人物都当成读解的对象，作者对文体的破坏更进一步，以前的具象感觉通常只是一种文艺素材，被做成图画、小说、音乐、诗歌，或是电影电视剧，在韩少功看来，它们被做成某种爽口的娱乐饮品被顺溜溜地喝入口腹中，意识形态的隐疾很可能就在这样的文体统治中形成，出于这样的考虑，在《暗示》中，韩少功改变了以往小说的主角——各种具象感觉的身份和地位，把它们放到显微镜下细细测试，分解成不那么爽口的元素，一一剖析。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学，都不包括理性的分析和讨论；通常我们所说的理论，也不会有很生动的具象感觉，但韩少功不认同这样的文体区隔，在他看来，现代体制规训下的专业化的文化生产，一开始就规定了人们各自必须遵守的生活方式和意识方式——学者不需要以感觉作为根基展开理论的推演，只需要从书本到书本一直忙碌下去就可以了；作家也不需要投入思想，不需要追问笔下的故事是否回应了世道人心中紧要的精神难题。这种把感觉和思想，感性与理性区分开来的体制，硬生生把文学和理论分了家，这样的文体分隔主义，在韩少功看来，与精神分裂主义无异，它强行使人的心脑分离，造成的后果便是众多人文学科日渐脱离人心，回答不了人们的精神困惑，更无法给人们的灵魂任何慰藉。而想要破除这一体制的弊端，根除现代人心智的病态，就写作而言，首先要从文体开始改变，需要“通情同时达理”，即让理论建立在富足的感觉经验之上，让最为枯燥的思辨也伏有情感的脉动，让文学蕴藏着思想和智慧，让“最为浪漫的诗情画意中也藏有思想的重力和引力”，需要“对文体分隔壁垒抱有必要的反思与警觉，对某些‘非典型写作’援以宽容。”[10]《暗示》就是这样一种“非典型写作”，《暗示》的创造就在于，它把“文学”写成了“理论”的对象，同时也把“理论”写出了“文学”的味道，这样的文体置换，无论是对现有的“文学”，还是对现有的“理论”，都有效地提醒了它们自身的局限，这样的文体融合，有效地弥合了它们各自的缺陷。
回到《暗示》讨论的内容上来，它分为四卷，依次讨论了具象符号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人生和社会——包括它们是以怎样的方式渗入我们的感觉、记忆、情感以及命运，又是如何介入我们的教育、经济、政治、暴力、都市化以及文明传统。最后，也是全书最为重要的部分，作者讨论了具象和语言是如何相互生成和相互控制，并从这一角度出发考察了现代知识危机的诞生。韩少功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大危机是知识危机，它是最基础的危机之一，贫困、冷漠、仇恨、战争、极权等都是这一危机的症状。即便我们无法完全消除这样的知识危机，至少也不应该让这些问题在这样的危机中“被可悲地放大”。[11] 那么韩少功是如何一步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论断的合理性、深刻性又在何处？
《暗示》首先指出感觉之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的重要性。冷冰冰的钱币让母亲的高兴程度常常十分有限，而把钱币换成具体的东西，换成衣服、食物或其他有更多体积、气味、重量、声音等能给人更多感官刺激的实物时，母亲通常会高兴得多。当作者把这一发现运用到单位的管理上，把奖金换成实物时，同样发现员工们要比数票子精神更加振奋。（《暗示·方式》）正常来说，人的感觉应该来自真实的生活，来自真实的生活具象，但文字或传媒的造象却常常扭曲生活的实象，进而对我们的感觉产生影响。在某段时间报刊媒体众口一词对红卫兵进行声讨，要求他们忏悔时，有过红卫兵经历的韩少功看出了这样的声音对生活、对真实历史的简化和扭曲，看到了其中暗含的新的思想专制和思想极权，而这些正是经由文字、经由媒体制造出来的。韩少功相信，要接近真实的历史，需要各种看法相互交流、相互补充以及相互砥砺，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流行小说、主流报刊、官方文件直到小学课堂，几乎所有关于红卫兵的文字，都在强化和固化某一部分人心中的生活实象，同时也在铲除和收缴更多无法用文字记录的人亲眼看见的另一些生活实象。（《暗示·忏悔》）真实开始被消解，在现代文明社会，庞大的符号系统开始对“真实”作用，生活中的很多“真实”，已经成了符号配置的结果。（《暗示·真实》）这种由文字、传媒造象、符号系统造成的对生活的扭曲，言象的分离，并非我们所处的社会独有，只是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传媒社会、信息社会、商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它的力量会变得尤为强大，所可能带来的后果也会变得更为严重。一个小奸商，可以通过在电视的黄金时段的宣传搞得“我”忘了他的放浪丑闻，在他抽出烟，找打火机时情不自禁地帮他点燃了烟，把他很当回事，广告在这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代表着资本的力量，它可以制造出一些神乎其神的形象，悄悄入侵人们的感觉区位，力图最终改造和操纵我们。（《暗示·广告》）更为严酷的不是这些，而是由言象分离所带来的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的单薄和片面，这种认知的单薄片面最有可能造成极端的后果。在革命的年代，没有亲身经历被剥削的人，比如某些学生出身的青年干部，往往在阶级斗争中下手最狠，他们的残忍往往来自对人的标签化认识，其根据来自书本的定义，而不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韩少功认为，正是这样的书本知识、书本上的概念，酿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种种屠杀。种种屠杀深入下去，里面不难看到理论和语言的血迹——杀人者往往是被一种语言致幻术麻木了正常的情感，把人当作一个符号进行消除。这种致幻术常常以宗教、民族、阶级等为核心，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变成概念靶标，于是便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屠杀。令韩少功感到遗憾的是，在灾难过后，人们做的不是恢复生活和历史复杂的面貌，而是再次对其进行简化，再次加剧言与象的分离，由此固化后人的认知和偏见。（《暗示·残忍》）在传媒社会，言象的分离，感觉与事实的分离更为严重，人们的脑袋逐渐被报纸、电视和互联网接管，生存空间的分隔、信息分配的族群化正在使人们变得越来越疏远，不同群体之间的人互相看不到对方生活中那些可以理解和同情的细节，也看不到那些更丰富和更细腻的纵深。这种盲视和无知，在韩少功看来是现代社会众多盲症中最突出的一种。由此，在一个看似更为自由和宽容的世界，一个文化更加开放和信息交流更加充分的时代，一种新的族群隔离出现了，一种新的生活封闭也在这里形成了。（《暗示·地图》）这种危机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生活和实践的脱离，当人们心中的语言/符号最为富余的时候，可能恰恰是离现实的生活最遥远的时候，也是思维最为极端的时候。要想解除这样的危机，让语言取得有效性和安全性，在韩少功看来，必须要让思想重新接通实践，观念必须要有多方位和大范围的具象感觉作为依托，要随时接受公共实践的核对、校正、弥补、充实以及激活。在现代社会，知识危机、认知危机显得更为深重的原因就在于科层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日渐成为书斋里的学问，日渐脱离实践。“实践”的重要性越来越弱，不再是专业求知的必需，似乎只是额外的点缀。（《暗示·极端年代》）韩少功当然不认同这种知识生产脱离实践的现象，但在现代社会这似乎已是大势所趋，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少人质疑其合理性的事实。
既然韩少功也是在用文字、用书本来阐释他对世界的认识，那么，应该如何防止从书本到书本的知识生产的弊端，如何防止自己也落入这样的窠臼呢？在《暗示》中，韩少功采取的方法是“现身说法”，在理论的写作中插入大量自己的亲身经历，插入大量有生活原型的人物，并在全书的最后特地加上一个带有自传性质的索引，以此“对读者交代一下产品的产地、原料来源以及基本的配方”，“标记作者思考的具体对象和具体情境，为思考自我设限”[12]。这种违反、挑战当下知识生产模式的做法，就算无法，也不可能对整个人文学科造成颠覆性的破坏，但它作为一次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式的“壮举”，对当下大量的理论生产、知识生产无疑是一次有效、有益的提醒。
三、《山南水北》：破除现代知识危机的个人行动
韩少功在《暗示》中指出现代世界最基础的危机之一即是知识危机，他主张知识要来自实践，主张我们的认识须臾不能离开活生生的生活和历史，当所有人都在谩骂和忘却曾经的“上山下乡”运动时，韩少功开始重申毛泽东关于“教育要革命”“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学工、学农、学军”等说法的积极意义，在韩少功看来，这场教育革命的真正成果在于它帮助瓦解了革命年代的极端思潮——知识分子在和底层群众大规模近距离的接近和了解后，对国情有了现实真切的感受，由此破除了种种虚幻的想象。人民与实践帮助知青们切切实实地认识了世界，也让他们破除种种体制迷信和知识迷信。这样的认识来自韩少功的亲身经验——韩少功15岁时作为知青来到农村，在农村待了6年才重新回到城市。这6年的经历在韩少功的一生中烙下了深深的痕迹，以至于近30年后，韩少功在对眼前的生活稍感厌嫌的时候，选择回到的仍然是最初“逃离”的地方，这是他思想的起点，他想要在这里重新找到这个起点。
2000年5月，在离别知青下放地26年后，韩少功重新回到了乡村，他给自己选择的地点汨罗八景乡离当年的下乡插队的知青点只有20公里，他在这个三面环水的水库区给自己盖了一栋二层红砖小楼，在这里开始了每年六个月的兼职农户生活。当然，韩少功这次再下乡绝不仅仅是出于简单的怀旧，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这可以看成是韩少功为寻求新的思想资源而采取的一次行动，也是为破除上文所述现代知识危机的而采取的一次行动。“说实话，眼下文坛氛围不是很健康的，特别是一个利益化、封闭化的文坛江湖更是这样。总是在机关、饭店以及文人圈里泡，你说的几个段子我也知道，我读的几本书你也读过，这种交流还有多少效率和质量可言？”[13] 为了避免这种“同性繁殖”的危险，也为了防止落入“脑袋长到了别人肩上”的窠臼，韩少功选择了远离文人圈子和知识分子圈子，走进社会底层的生活。重返农村，韩少功希望再次从人民——占中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身上了解中国社会，也希望从他们身上获得一些新的反思现代性的思想资源，这同时也是作家自身寻求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与流行的现代城市生活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探索。如果说韩少功20世纪90年代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更多是从知识和理性层面出发（以他的那些随笔为代表），那么，这一次他则选择了直接从生活的肌理和原生状态开始。这一次，韩少功不急于得出答案，而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农村、投入土地，投向青山绿水，“用一种简单的劳动美学，与重大的精神难题较量”[14]，韩少功的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意义的事件，在知识分子日渐脱离大地、躲进书斋成为主流的当下，在精神日益挂空的时代，韩少功的选择与行动，也为知识分子的知行合一、人文合一提供了新的路径。
《山南水北》诚实地记录了韩少功的这一行动。它讲述了三个彼此交叉的世界——农民的世界、大自然的世界、“我”的世界。农民的世界最大限度地展示了21世纪初湖南一个小山村里的农民的生活逻辑、思维方式以及他们独特的生存智慧。他们的笑容和都市里已经机械化了的笑容完全不同，他们的笑乱象迭生，有一种原生的桀骜不驯，有一种野生的恣意妄为（《山南水北·笑脸》）；在雷暴来临的时候，乡下人没有城市里楼群的掩体，也没有条件给每栋房子都装上避雷针，只能别出心裁想出一些自存之法，比如听到雷声靠近，立马检点自身的孝行，关心一下老父老母的吃穿之类，他们不能用物理手段来保护自己，只能躲进一种可以让自己宽心的心理想象中（《山南水北·雷击》）；猎户们进山，常常无力应对诸多自然灾祸，于是他们学会了“和山”，给自己立下上山前后的诸多规矩，严格遵守，以此来让自己安心（《山南水北·藏身入山》）；乡下人尽管也自私，也会有人作恶，但他们一般不会在自己的家乡胡作非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彼此之间熟门熟路，亲友关系盘根错节；另一方面还因为在乡村，人们所受的道德监控主要来自路口的祖坟、家中的牌位、不断传阅和续写的族谱等，在韩少功看来，各种乡间的祭祀仪规，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封建迷信，而是一种中国式的教堂礼拜，一种本土化的道德功课（《山南水北·中国式礼拜》）；乡政府开会禁止“买码”，遭到众村民抵触，但乡长利用有人“骂娘”这一着，迅速掌握了道德优势和话语优势，一下子逆转局面，把众人说得心服口服，对禁码令基本上都表示了拥护。乡长深刻理解民众心理，也善于利用民众心理，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山南水北·开会》）；兼营卫星天线安装的“杀猪佬”，在安装卫星天线时毫无程序教条，完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他们像砌猪圈一样架天线，随手罩上个可乐瓶子防雨，效果也出人意料的好（《山南水北·卫星佬》）……在中产阶级写作渐成主流，作家们大多蜗居书房想象世界，文学作品与它们所描写的对象普遍疏离、隔阂的今天，对农民的熟悉和准确的书写显得尤为稀少，这些对当下农民和农村生活准确的捕捉和记录为我们认识真实的中国、更广大的中国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材料。韩少功没有简单地为中国乡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诊断开方，而是首先深入理解乡村的逻辑，他对它们给予足够的尊重，也肯定它们的意义。在李敬泽看来，韩少功的书写是在“提供另一种对中国的认识路径”，他力图将被轻率删减的乡村的意义加入正在迅速更新的对中国的想象和认同中去”[15]，以此来克服现代化的势利和轻率。他让被城市垄断解释权的农村和农民发出他们的声音，让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占据中国主体和人口大多数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沦为“沉默的多数”，这可以说是韩少功的一大贡献。
《山南水北》还讲述了一个丰富、神奇、有情的自然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青蛙能够从脚步声中辨别出宿敌的所在，迅速做出反应以避危险，其智能程度似乎比人类还要高（《山南水北·智蛙》）；繁星灿烂的深夜会突然之间亮如白昼，但持续两三秒后一切又重入暗夜，让作者和家人面面相觑，百思不得其解（《山南水北·瞬间白日》）；山里的草木有超强的侦测能力，也有敏感的心性，受不得主人的指点，一旦主人对不同的草木分了亲疏厚薄，没有一碗水端平，它们就会活得没有劲头，会被气死、会烂心、会空壳（《山南水北·再说草木》）；山中的狗也很有灵性，它们会在自己的子女远走他方后也能找到它们给它们送上食物，它们会忠心耿耿地守护主人的每一件物品，哪怕是在瓢泼大雨中也要为守护好一张不值钱的犁尽责，它们会在自家主人在异地遇上车祸时心有感应似的对路上的车大举进攻，甚至还要以死“挡煞”（《山南水北·山中异犬》）；山中水库的船似乎也有灵性，它会一次次自己脱了锚，在湖面飘荡，寻找存有柴捆的湖岸，寻找自己的砍柴人主人（《山南水北·寻找主人的船》）……韩少功乐此不疲地记录下这些超出我们知识范围的见闻，当然不是为了猎奇，事实上，他的用意正是在于对种种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科学中心主义、理性中心主义等给予抨击，他不认为人类的地位天然就高其他物种一等，也不认为人类能够对自然世界进行合法、有效的统治，他更愿意相信众生平等、万物平等，在我们的认知中其实还有诸多盲区，对这些我们认知之外的存在，我们只能敬畏，而不是轻易地将之认定为超自然，或者是视而不见。
和以上两个世界相呼应的是“我”的世界。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详细地记录下他六年来的乡居生活，这是一种把劳动当成一种生活美学的生活，是一种亲近自然、亲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也是一种“最清洁和最自由的生活”“最本真和最可靠的生活”（《山南水北·扑进画框》）；在这里，耳朵可以苏醒再生，从城市的喧嚣中逃离，各种纤细、精微的天籁之声都朝着耳膜扑打过来（《山南水北·耳醒之地》）；种下各种蔬菜瓜果，好好照看它们是作者和家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在收成的季节，作者把收获的农产品依种类和产量制成表格，也把吃不完的菜做成腌菜和干菜小袋包装，分送给城里的亲戚朋友，在见面开口统统是上层建筑和精神领域的雅事的朋友面前，从乡下赶来的“我”和妻子倒像是两个“庸俗不堪”的菜贩子（《山南水北·红头文件》）；“我”的背上生了个“背花”，不想忍受城里大医院的拥挤，夫妻俩便试着用土法下药，从自家院子里采来各种草药稍做加工后敷于病处，同时每天喝下数碗金银花泡水，不到十天时间，完全痊愈，“整个治疗过程既不花钱，也没有任何劳顿和痛苦”（《山南水北·每步见药》）；在农村居住，从来没有城里人无鸟相伴的遗憾，每天早上都是醒在鸟声中，但作者家的菜园常常苦于鸟多之愁，只能派出两个张牙舞爪的稻草人，做好各种空防措施，才勉勉强强保护了瓜菜顺利发芽（《山南水北·晴晨听鸟》）……这是一种亲近自然、亲近土地、彻底解放自己的各种感官的生活，也是更合乎健康的人性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当然不是地道的农民生活，更与现代城市生活迥异，但它的意义正在于昭示了农村生活具有的合理性以及可能具有的美学意义，同时也是对封锁、麻木人的各种感官的城市生活的有效提醒和警告。在韩少功看来，这是更“现代”的生活，“现代”不仅仅意味着工业化、科学化、市场化乃至西方化的生活，更意味着更健康、更合乎人性的生活，意味着“呼吸更清新的空气、饮用更洁净的水，吃着品质更优良的粮食和瓜果，还享受着更多的闲适和自由”[16]。“现代”不应仅仅用经济、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优质的阳光、空气、水、自产自给的绿色食品、劳动的乐趣、心境的宁静、时间的自由安排、人际关系的和睦等都应该纳入“现代化”的范围内。韩少功对人们关于“现代化”的狭隘理解给予了强烈的质疑，也用自己的亲身实践、用自己的文学行为给出了关于现代化更为宽广的理解。
总而言之，韩少功用这三个世界拒斥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情的浅薄理解，从最微观的层面出发，用自身的选择和行动达成了对物质主义、进步主义、发展主义、“现代化”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所谓的现代文明观的深刻反思，同时也借此重新回到人民和实践中去，为破除现代知识危机做出了个人的努力。
在此同样要提及《山南水北》的文体问题。《山南水北》由99则短小精悍的“散文”组成，其间夹杂叙事、议论、说理，也不乏纯粹的说明性文字，可谓文体杂糅。和《马桥词典》《暗示》一样，《山南水北》继续韩少功的“不”小说实验。韩少功之所以不选择小说，主要是因为小说这一形式已经无法承载他对世界的思考，相较而言，散文体、笔记体这样短小精悍的文体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似乎要更加有效，它不是西方戏剧那样聚焦式的，更像是常采用散点透视的中国画，各个击破，遍地开花。韩少功不是不关心文学的时代境遇的作家，他早已看到小说艺术在这个时代可能要遭遇的挑战。李敬泽认为，作为新时期以来在小说艺术这条路上走得最远的作家之一，韩少功在看到小说在这个时代的“不可能”后，可能早已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小说。在他看来，韩少功和张承志对现代小说的放弃，是近30年来“真正的文学事件”，“相比于当下热闹的小说写作，他们的选择可能更透彻地表达着小说艺术的真实境遇和问题”。[17] 黄灯看到了韩少功文体选择背后的深层精神动因，她认为正是因为韩少功对知识危机有深切的担忧和化解这一危机的强烈愿望，他才会进行这样的文体探索，这是他作为一个作家所能做到的“力所能及的补救和介入”。[18] 无论进行何种形式的文体探索，韩少功始终坚持用文学的方式直面当代重大的精神难题，并试图对它们做出回答。这里面既包含了韩少功作为一个文学家所做出的杰出的思想贡献，也包含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所做出的杰出的文学贡献。
结语
韩少功通过《马桥字典》《暗示》《山南水北》从形式和内容双重层面达成对“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深刻反思在当下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本文作者重读这些作品最重要的理由。词典体、笔记体、文学和理论杂糅体，此类文体的革新让文学一方面从“现代”体制中解放出来，避免了文学进一步成为现代意识形态专制的推手；另一方面也让文学重新获得了穿透现实、与眼前的历史对话的力量，用看似破碎的方式，为这个破碎的时代提供了一种具有整体性的观察和反思的角度。
更为重要、也更值得珍视的，是这些作品所提供的独特的思想资源。在全球化、城市化浪潮中，不同地域被赋予了不同的等级，似乎发达国家天生就比发展中国家高人一等，似乎城市天生就比农村高人一等，越是“发达”的、“现代”的就越是高级的，不那么富裕、不那么“现代”的生活常常就是落后的、低级的，甚至是愚昧的，这些在数十年前完全不具合法性的观念在现下具备了最正确的合法性，所谓落后的、低级的生活不但丧失了自身的合法性，丧失了言说权，甚至还在公共言说中不断地被遮蔽、被简化中自我矮化，出身不发达地区、出身农村的人甚至羞于提及自己的出身。或明或暗的歧视正在生成，势利不再潜藏于心。《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挑战、破坏了这样的等级制，它们让边缘的成为中心，让被遮蔽的成为主角，让人们在某种单一的话语体系占据主流、甚嚣尘上时重新审视何为真正健康的、合理的、值得向往的生活。
眼前的事实似乎正在不断验证《暗示》对现代社会的知识危机的担忧，在一个更容易获取信息的时代，偏见与盲视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互联网时代看似拉近了我们与他人、与世界的距离，但它更多时候是在让人们一步步远离真实的生活，让人们活在“二手世界”中。从获取信息，到得出结论，时间越来越短，人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追求黑白分明的判断，人们赞同什么，反对什么，往往仅仅取决于自己得到了哪方面的信息，看到了哪一方的观点。人们变得更容易根据自己看到的局部、片面的信息迅速地做出判断。站队、谴责、悲伤、愤怒、感动，这些反应都取决于自己得到的是哪些信息，几乎都没有亲身的体验。当人们的认知和情绪都轻易受这些未经自身亲历、未经自身检验的片面信息影响时，生活本身的面貌会不会因此被扭曲，人们会不会因此对自己所接受的信息未触及到的人群和生活产生更大的误解和不解，社会会不会因此变得刻板呆滞、缺乏宽容，会不会有新的歧视、压迫和不公产生，会不会因此造成新的危机？此刻有理由重新重视《暗示》的担忧和思考，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远离了自身体验的信息，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些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有必要回到韩少功所提倡并亲身践行的“心身之学”。
注释：
[1] 刘复生：《想象一个新世界——韩少功随笔中的政治智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2]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3] 韩少功 著：《马桥词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404页。
[4] 韩少功 著：《熟悉的陌生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07页。
[5] 尚群：《对时代的诊断——论〈马桥词典〉的现实意义》，《琼州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6] [8] [11] [12] 韩少功 著：《暗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97页。
[7] 韩少功：《语言的表情与命运》，《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第46-47页。
[9] 韩少功 著：《大题小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29页。
[10] 韩少功：《文体与精神分裂主义》，《天涯》，2003年，第3期。
[13] 韩少功、王雪瑛：《作家访谈：文学如何回应人类精神的难题》，《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2期。
[14] 谢有顺：《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词》，《广州文艺》，2007年，第6期。
[15] [17] 李敬泽：《词典撰写者》，《文艺报》，2007年1月2日。
[16] 韩少功：《进步的回退》，《天涯》，2002年，第1期。
[18] 黄灯：《韩少功的小说文体革新与精神主体的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8期。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