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小说《租客》的意义：漂泊者的轻与重
《租客》里的小唐能给我比较深刻的印象，一方面是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努力，虽然它不是以一种激烈的形式呈现，却相当坚韧。小唐是一个出生于西部贫困地区的非常懦弱、卑微的农民。这个鼻孔里“龇出几根鼻毛”“面相有点儿像老鼠”的人，懦弱、卑微到老婆跑去跟别人结婚了，他都没哼一声，但为了已经读初中的儿子以后读大学可能要的好多钱，在一位老乡的鼓励下，他跑出来打工。他先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但才一百五一天，也不是天天有活干，工钱还不好要。他看见人家补漏的车子，就自己学着去补漏，但这种非专业的补漏又会有多少活呢？结果，他竟去买了《易经》认真研究起来，学算命。这对于一个才读过几年初中的人来说，心里要攒着多大的劲才能去实行？而且这还是一个在“我”面前经常会脸红、挠头的农民。所以虽然他仍然卑微，但作为一个父亲的这股韧劲值得尊敬。
另一方面，小说刻画出了这个人物生动、丰富的个性。前面说了，他懦弱、卑微，但不偷不抢，老老实实靠劳动赚钱。但他又心思活泛，不乏聪明和狡猾，比如能自学补漏和算命。他还能有点小坏，他“学会了偷懒，监工越凶就越偷懒”；来了没几天，就学会了口头禅，把“鸟人”两字挂在嘴上，对付老爱占他便宜的工友。但当“我”说：“出来打工就要和人家好好相处，别那么多牢骚！”他就嘿嘿一笑，说那是那是。这性格就相当生动。小唐毕竟还算年轻，再卑微心里也需要情感和家庭，所以他最后跟工友介绍的一个离异有孩子的女人，准备离开富阳，去她老家那边去找活。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说：“她很苦的，以前那个老公要打她的。”一个多么善良的人！所以这个人物虽小，但性格丰富，有内涵。
作为个体，小唐的生活和命运细想是让人无法轻松的，当我由他想到“乡土”，那就更加沉重了。实际上，巴克塑造的是一个“新乡土小说”中离乡农民的典型。巴克虽然未必是想写“新乡土小说”，但他知道自己是在“给这个时代赋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有规模的农民工流动潮的出现，中国的乡土小说开始逐渐关注起这些离乡的农民，这类小说被称为“新乡土小说”。尤其是2000年之后，中国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乡下人进城的叙述。但是在这近30年的关注和书写中，离乡农民的生活、命运是有变化的。
有学者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它构成了每个人的行为规范，人们在这种自我规范中可以获得文化地位的环境认同。”所以中国的农村一直是相对稳定的，很少有人离乡。但随着社会的变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很多农民开始主动离乡，他们中的小部分扎根在了城市，但大部分是希望进城赚了钱，再返乡的。正如河南作家张宇在《乡村情感》开篇所写的：“我是乡下放进城里的一只风筝，飘来飘去已经二十年，线绳儿还系在老家的房梁上。”而且那个时候的乡土里还有像张炜想象中的“真正的野地”，一种乡土乌托邦的价值寄托，一种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欲望。
但是到了新世纪，尤其是最近十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孟繁华所说：“乡土中国的完整性已彻底被破解。”除了生产没落、生活萧条，乡土里那种被认为是价值和审美的传统文化内涵，在现实生活中已沦为无法产生价值与效用的陈旧之物。在《租客》中，小唐妻子的逃跑嫁人，可以看作是乡土家园在物质和精神双方面破解的一种隐喻。小唐身上的品质已经变得毫无价值，他的离乡也不是主动的，小唐是为了儿子，是迫于生活的无奈选择。而且城市里的工作也已经不是那么好找了，所以有小唐的再次离开。小唐身若飘萍，但他的离开并不是返乡，而是飘向了另一个不确定的地方。正如《寻根·拔根·扎根》一书的作者赵允芳所说：“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一群再也找不到故乡的漂泊者。”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主题，或者说是另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巴克在决定写自己的租客时，可能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乡土的问题，但他无疑是从这些租客的身上发现了一些东西。在很多作家的笔下，城市似乎只能意味着势利、冷漠甚至残酷，而在巴克的笔下，城市也不乏温情。正如巴克所说，城市里“其实还有很多本分善良的房东”。作为一个房东，他必须收租客的房租，因为他以此为生，但他并没有在他们面前显示自己作为城里人和房东的优越感，而是以一种将心比心的温情、体贴，书写他所能看到的租客的生活和命运，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和与当下生活对话的能力。“或许我们可以以一种较为柔润平和的视角来书写这个特殊的群体。”
在创作手法上，巴克的小说主要以扎实的生活细节取胜，朴实的语言，原生态的记叙，却因作品自然真诚的品格而动人。巴克小说的限制性视角运用比较成功，采用一个房东试图了解租客，却又不能过分介入租客隐私的角度来叙述。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限制性叙述，窥探的欲望是人的本性，在小说中作为情节的推动力，运用得也很自然、到位。
（编辑：moyuzhai）
